民间艺术文化生态：对自然生态的开发

自然生态环境对传统造物活动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但文化创造主体的能动性又在与自然协调一体的基础上完成了对自然的超越和对主体的超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人是具有作为自在之物的自然存在和作为自由主体的超越性存在的双重存在，“因此人的存在遵循着两个不同的原则，即适应性原则和超越性原则。前者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维持人的物理的或生物存在，故可称之为自我保存原则，后者的目的在于创造价值并完成人之为人的使命，故可称之为自我实现原则”18。人的自我实现的原则体现了人的主体的能动性，但同时又要遵循自然存在的适应性原则。推而广之，适应性原则即遵循自然的原则，在自然的前提下与自然共同实现人的主体超越。这就说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存在、社会发展、文化创造难以回避的论题。当然，人的自我实现原则、主体能动性原则与适应性原则，既是并存的，同时前者又是对后者的超越。

前已述及，自然生态对生活方式、文化创造具有一定程度的决定意义，同时人的主体能动性又超越了自然的制约以及人自身的制约，从而使人类社会的文化创造在自然的规约下，突破了自然的樊篱。人对自然的认识、适应和利用并非是被动的，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使人通过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来确证自己的主体性和价值，并为自然提供一定价值尺度和标准。“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19马克思的这段话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及其能动性的发挥，但所谓“任何物种的尺度”“内在固有的尺度”以及“美的规律”应该是广泛的，而非狭义的。我们理解，人的社会活动及文化创造是积极的、能动的，但对各种尺度的遵循、依照是造物活动的前提，“任何物种的尺度”应该包含了社会和人的尺度以外的自然生态的尺度，即自然生态的规律。人类依据自己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认识、把握和利用、改造自然，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媒介和工具。在这里，“工具”既是广义的，同时又是狭义的。工具的诞生是劳动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它伴随着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而产生和发展，为提高人类的生存能力和利用开发自然提供了物质手段，因而工具可以泛指为人类谋求生存发展的各种物质技术手段。人类利用各种物质技术手段，通过对自然的利用和开发，以及其他劳动活动，以谋求人类的生存发展。因此，工具或者说物质技术手段是连接人与自然界之间物质交换过程的手段，它再一次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联系起来。

人类发明创造的各种物质技术手段和改造自然的工具，推动了对自然的认识、开发和利用，它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形式，又是人的肢体或主体能动性的延伸，推动了人类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物质技术的高度发展又意味着人类主体性的丧失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和疏离，当今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残酷地昭示了这种人与物、人与自然的疏远乃至对立关系。那么，人与自然相协调也是物质技术的发明创造与发展应当遵循的原则，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历史上，物质技术手段与自然的协调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体现。然而自工业社会以来，人类高技术的发展在为自身带来巨大恩惠的同时，又在不断打破这种协调平衡的关系，使人发展成为马尔库塞说的“单向度的人”。因而，中国传统社会形态下的民间工艺技术发明和运用又点燃了我们久违的人与自然交融的思想火花。

传统民间艺术工艺造物活动包括了选材、加工、合成等技术手段和过程，以及自然观念、价值观念、伦理情感、审美观念等对造物活动的影响。自然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不仅是民间文化和艺术创造活动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同时又影响、制约了民间艺术的形态和样式。作为民间艺术工艺造物活动的物质技术手段和过程，对自然生态资源和环境的利用、开发也同样体现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统一。春秋末期的《考工记》，作为一部经典手工艺技术典籍已大量论述了工艺制作技术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在论述“百工”时云：“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20就将观察自然、阴阳五行与制作器物联系起来了。至于“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天有时以生，有时以杀；草木有时以生，有时以死；石有时以泐；水有时以凝，有时以泽；此天时也”21，更是明确指出了工艺技术加工过程中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四者的统一。首先，天时、地气的自然生态条件是基础，其次才能追求材美、工巧，并顺应天时，适应地气。先秦诸子对造物与自然的关系已有大量论述，此不赘述。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录了大量工艺技术的内容，并广泛涉及了造物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他的“天工”与“开物”思想。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分析说，《尚书·皋陶谟》中有“天工人其代之”句，《周易·系辞》中有“开物成务”句，宋应星反其意而用之，“天工开物”可以释为“天然界靠人工技巧开发出有用之物”。正如日本科学史家三枝博音所评价：“‘天工’是与人类行为对应的自然界的行为，而‘开物’则是根据人类生存的利益将自然界中所包藏的种种由人类加工出来。”22因而“天工开物”所表达的是人的技术对自然的开发以及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关系，它强调了物质技术与自然界，即人与自然界的对立统一关系，这种传统造物思想深刻体现了民间艺术的创造活动。在民间艺术造物的工艺制作过程中，对自然生态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与其他造物理念在同时起作用。

手工艺古文献《考工记》

山东郯城的蓝靛染布

以民间传统的蓝印花布为例，原白布以棉麻为原料纺织而成，防染浆剂以豆面、石灰或加鸡蛋调和而成，染料由植物蓼蓝腐烂变质的沉淀物取得。从材料的选择来看，所有材料都是大自然的恩赐，而且是完全可再生资源和无污染材料。棉麻布较之化学纤维不仅穿着舒适，对皮肤有益，还便于防染浆剂的附着和防染；防染浆剂以石灰、豆面、鸡蛋相调和，不仅简单低廉，加鸡蛋也易附着；植物蓼蓝同硫化蓝、硫化青化学原料相比，既是天然染料，在浸染过程中无须加温，便于操作，可染出月白、毛蓝、藏蓝、缸青等深浅层次不同的蓝色，而且不易掉色，对人体无害，衣物穿着或使用过程中反复清洗色彩干净透明。而染布剩余的染料、沉渣作为纯天然材料倾倒田间、河流回归自然，对自然并无污染，腐烂的蓝草还可成为肥料。剩余的染料即使将河流染成蓝色，水中的鱼虾水草及鹅鸭仍健康生存，而使用化工染料却并非这般状况。对各种材料性能的把握无疑是对自然认识的结果，人们不仅认识到可以从蓼蓝中提取蓝靛，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且认识到蓼蓝的种植、收获、加工以及产量对染色至关重要。工艺加工过程中，蓼蓝和染缸中加石灰膏，“打靛”“看缸”“浸染”不仅需要丰富的经验和高度的技巧，同时也体现对物质化学反应的了解。在这一看似简单的工艺制作过程中，无论是对材料性能的认识，还是对技术操作过程的把握，都显示了对一定自然物、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程度。它要求人们对不同的材料、工具、加工制作手段和特征不仅要有一定的认识，并能因材施艺、配合默契，这样才能发挥物质技术的性能。更重要的一点，无论是选材还是加工，都不曾脱离自然的影响以及对自然的合理利用。这种例证在民间比比皆是，民居的选址、布局、选材、营造、装饰，各种农具、交通运输工具、渔猎养殖工具的选材、加工、结构、样式、功能、型制等，无一不打上了自然的烙印，是对自然的合理开发与利用，而且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地域性特征除了文化传承、文化模式的因素，对自然生态环境和资源的适应协调和利用也是重要的原因。特别是对于物质技术性较强的民间艺术样式，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的造物活动之间的协调关系尤为明显。

山西乡宁废弃的窑洞民居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作为中国民众对自然生态的利用与开发是尤其不能忽视的。风水观念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一种反映，是与自然和谐均衡的空间观念。风水观念反映了一定的人居空间和谐的地理环境思想，它源于阴阳学说，后来又结合了五行、八卦、干支等综合因素，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风水堪舆”行为。将风水地理观念从原来的封建迷信中解脱出来，或者说剔除了其中迷信附会的内容，是当代文化学者及建筑学者研究的重要贡献。风水地理观念追求和谐均衡，反映人与自然有机和谐的思想是具有一定现代意义的。它是中国传统哲学内容的一部分，也是民间空间信仰观念的体现，它在民间的风行至今未绝，通过对民间风水观念及其物化形态的批判性分析，剥去它陈腐的外衣，还是能窥见其合理内容的。以民间村落居宅为例，无论是徽州民居、江浙水乡、西南村寨、晋中院落、西北窑洞，还是北方四合院、沿海居宅、客家土楼，这些民居表现的和谐的人居空间是富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安徽黟县的西递、宏村、南屏等村落依山傍水、粉墙黛瓦，不仅是一幅优美的山水画，更是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产物。宏村以牛布形，背倚青山，左右环水，村中以一处泉眼扩之以储内阳水面，为牛胃，以镇朝中丙丁之火，家家门前溪水流过，为牛肠，虽有附会，却方便了生活。村前以南湖蓄水为牛肚，并接引左右躁急之来水以防洪，湖边为南湖书院，既供宗祖，又为村塾，环境幽静又充满灵性。风水观念导引下的民居选址结合了景观、防御、宗族、趋吉避凶、生态环境等意识，形成了各具特色、宜地宜人的村落景观。常见的倚山面水村落布局，构成了人—居—环境之间的有机和谐的整体，并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倚山面水可以接受良好充足的日照，屏挡冬日的寒风，迎接夏日掠水而过的凉风，还便于水运、灌溉、排洪、养殖，利于涵养水源、保持水土、保护植被、调节气候。22这些综合的环境因素协调互动，造就了一个有机的生态环境，保持了与大自然的互利互惠，和谐统一。这种村落形态在中国的山区丘陵地带，是一种普遍、理想的生存发展空间环境，是对自然的适应和合理利用。

注释：

1.朱狄.原始文化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30

2.同1，30～31

4.汤一介.中国哲学普遍和谐观念的现代意义［C］.见：乔健，潘乃谷主编.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109

5.李亦园.传统中国宇宙观与现代企业行为［C］.见：乔健，潘乃谷主编.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19

6.同5，110

7.朱狄.原始文化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28

8.同7，31(www.xing528.com)

9.［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李安宅编译.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4

10.朱狄.原始文化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77

11.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65

12.同3，263.

13.同3，19.

14.《饶命放生图》除了画面中心为一硕大蟾蜍外，全文如下：“劝戒蛤蟆文：蛤蟆本天生，热闹阳春。他又不食谷米，他又不害生灵。池塘各处叫沉沉，催动农夫个个勤。原来为春景，何意把他烹。斩头剥皮血淋淋，好似孩儿一样形。我今心不忍，哀告仁人，奉劝君子，戒杀放生。若能不食此物，可免合家疫瘟。”“帝君曰：钓食田鸡之人，若不改心，不夭则贫。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不可不惧哉。”“天地好生，万物欲生，人欲长生，先戒杀生。”“蛤蟆一名田鸡，又名水鸡，本名护谷虫。”“天下第一功德莫若放生，天下第一罪业莫若杀生。”“天地以生物为心，圣贤以爱物为心，若能普劝不食此物，可以得保长生。”“解曰：蛤蟆婴儿样，活剥苦难当，劝君少这味，儿孙世代昌。”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0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9

17.［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5

18.邹广文.文化·历史·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29

19.［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0

20.闻人军.考工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17

21.同19，117～118

22.潘吉星.天工开物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7

23.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