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客观世界是由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共同构成的，而人类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又是以自然界的存在为前提的。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建立在与自然关系基础之上的，因而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人既是一种物质存在，是自然的产物和自然的一部分，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着社会实践的关系；自然是异于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是客观的自然，同时又是人类认识的自然，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又是“人化的自然”。这是为学界所证实并被普遍认可的。那么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既是一种自然生态关系，也是一种社会生态关系。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是复杂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就中国历史上长期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形态来看，由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技术条件，特别是文化观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的传承与影响，民众与自然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适应、遵从自然，与自然生态平等、协调的和谐统一关系。在历史上，虽然也不缺乏与自然生态具有一种积极主动的社会实践关系，但一开始就是以遵从与适应自然为基础的，且更多地表现为前者。虽然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开发自然是自始至终综合存在的，但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少有人定胜天的豪迈壮举和“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改造自然的决心。因而，与自然生态的整体和谐统一是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但无论如何，对自然的理性认识和合理地开发利用，及其与自然生态整体和谐统一的观念是长久的、可持续发展的、富有现代启示意义的。民间文化和艺术创造中对自然生态的开发与利用是建立在对自然生态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人类是自然的产物，同时自然又是人类的社会实践对象，那么自然与人类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人类初始的文化创造必然受到特定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这里，文化人类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文化艺术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将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完全归因于自然生态条件的决定作用，将社会发展及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看作对自然界的适应，人的文化创造活动及社会发展受自然生态环境的控制和支配，这种认识虽然抹煞了人的社会主体性和能动作用，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意义。它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社会及文化创造的历史起源、发展，及其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必然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是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生存环境，其中包括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必然地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在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与自然界发生关系，因此，自然不再是纯客观的自然，而是“人化的自然”。自然的人化实际就是自然参与到人类的文化活动过程中，使自然与人类文化联系起来，而联系的中介就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同时，在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一定的社会实践活动、技术发展水平以及思维认识能力既是人类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又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规范或决定了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讲，地理环境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定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创造。
安徽黟县宏村
受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大量民间文化和艺术的创造，是在遵循、受制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的积极能动的创造活动，它突出地表现在人们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民间社会的衣、食、住、行、用等生活方式的内容，许多都是自然生态环境下的产物，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各种民间居宅、农业生产工具、交通运输工具、渔猎养殖工具、服装样式等民间文化艺术形式。以住宅为例，西北地区的窑洞可谓原始先民穴居形式的遗传，由于西北地区干旱少雨，山高土厚，土质富有粘性，人们在黄土高坡的崖壁上掘土为居，既节省土地和建筑材料，又充分利用了自然地形地貌，而且窑洞大多选择避风朝阳的山坡，内部结构坚固，冬暖夏凉，没有噪音。无论是靠崖式窑洞，还是下沉式的地坑院，都与自然有机地统一结合在一起，既是人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和开发，又遵循了自然生态环境规律，达到了人与自然生态的完美协调。至于窑洞与山体的自然起伏、疏密错落、层次秩序，以及窑洞院落、门前的绿化、装饰又为自然生态环境增添了情趣和美感。其他像江南水乡建筑、湘西吊脚楼、傣族竹楼、临海渔村等，莫不是利用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例证。当然，并非所有富有文化和艺术特色的建筑形态和样式都鲜明地体现了对自然的绝对遵从及开发与利用。如北方的四合院、闽南的土楼，都是中国民居建筑中的典型样式，但后者更多的是文化及社会因素所导致。同是平原地区，东北平原、江汉平原、豫皖苏平原地区并非都是四合院。就像陕西、山西的窑洞式四合院，院落的布局可能接受了四合院建筑样式，而正房的窑洞式空间结构则更多的是文化传承的结果。十分明显的是，历史上富有传统特色和地域特征的民居选址、布局、样式、结构、材质乃至装饰等，受自然生态环境的地形地貌、气候、水文、植被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同时，这类民居对自然生态环境诸因素的综合运用、开发也反映了民众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认识和能动作用。例如西南地区干栏式建筑以木为材料，底部架空，是为了防止地面的潮湿和野兽蛇虫的侵袭；山东胶东渔村的海草房以野生海草铺顶，冬暖夏凉，而海草丰富廉价、结实耐久；闽粤赣地区的土楼围屋设计巧妙，地域特征突出，其土质围墙取材加工方便，厚实坚固，防御性能强。这些建筑形式和方法，合理地利用了自然生态环境和资源，强调了居住的功能，又与自然完美结合，和谐统一，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不是强制性的、对抗式的，是特定历史条件和环境下人类居住样式的典范。(www.xing528.com)
至于民间各种传统农具，诸如耕种、收获、加工、灌溉、储存、运输等农具，其功能、样式、材质，大都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土地资源密切相关，同时又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有关。例如南方饮食是以大米为主的粒食，北方饮食是以面粉为主的粉食，这种生活方式也是与特定的地理环境相关联的。如灌溉农具辘轳、水车、牵车、筒车、翻车、顺风车等，不仅造型巧妙，富有形式美感，而且结合了特定的水利资源，方便合理，节约人力。至今在南方仍然常见的立轮式水车，在水流湍急的河边，依靠水流，取水灌溉，结构简单，制造方便，大大节省了劳力。而卧轮式水排虽然结构复杂，并利用了皮带传动原理，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拓宽了使用功能，可用于鼓风冶铁、粮食加工等。虽然运用了其他相关的机械原理，但对自然能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表现了人类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它对能源的开发是亲和性的、合规律的，而非掠夺式的。各种交通工具则更是为了适应不同的地形地貌而进行的合理设计，大到舟船车舆，小到提篮背篓，都是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结果。其他如渔猎养殖工具与湖区、河流、沿海和森林、山区相联系，服饰穿戴与气候、寒暑相联系，都是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下特殊的文化艺术创造。
至于艺术性、审美性较强的民间艺术创造也是与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相联系的。山东淄博、河北磁州、陕西耀州、安徽界首、湖北蕲春、江苏宜兴等地的陶瓷，首先与当地特定的地理条件、物产资源有关，确切地说与当地盛产陶土有重要关系，而后来的衰落或兴盛则有着历史的或文化的原因。面塑礼花广泛地分布于陕西、山西、甘肃、河南、山东等北方地区，除了风俗文化的因素，特定的饮食生活方式和农产资源不能不说是自然环境使然。蜡染花布、印染花布、丝绸织物、织花土布与特定地理环境下的水资源、棉麻桑蚕具有一定关系。江西、湖南普遍种植的苎麻为夏布生产提供了条件，而江苏、河南、山东的棉花、桑蚕又使纺织业、印染业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这说明特定自然生态环境对特殊的文化艺术创造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在文化艺术产生初期。历史发掘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佐证，南方大漆的出产就为南方古代漆器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青铜器的丰富繁荣与冶炼技术有关，而矿产资源也有决定作用。当然，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既非强调地理环境决定论，也并非强调文化中心传播论，而是指出生态环境是文化艺术创造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在论述社会生产时也曾指出：“某一些种族、素质、气候、自然条件如离海远近、土地肥沃程度等等，比另外一些更有利于生产。”16恩斯特·卡西尔（E·Cassirer，1874—1945）也曾指出：“人类知识的最初阶段一定是全部都只涉及外部世界的，因为就一切直接需求和实践利益而言，人都是依赖于他的自然环境的。如果不能不断地使自己适应于周围世界的环境，人就不可能生存下去。走向人的理智和文化生活的那些最初步骤，可以说是一些包含着对直接环境进行某种心理适应的行为。”17卡西尔的观点既包含了人对自然界的依赖，同时也指出了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把握。对于民间艺术来说，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为艺术的创造提供了物质基础，民间艺术的造物活动较大限度地受到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多表现为遵循、适应自然的规律，与自然相协调。而其中表现的自然生态观念及其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更多地表现在物质形态的民间艺术创造中，它的表现是物态的、直接的，而精神形态的民间艺术创造则更多地是间接的、含蓄的。
赣南地区的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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