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艺术的自然生态因素与艺术表现

自然生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河流山川、雨雪风霜、日月星辰及其不间断的时空变化和协调构成了人类的生存基础，各种动植物及其生长运动规律不仅也以此为基础，而且与人类及其自身也同样构成了一种生态关系。动植物既是自然的造化，同时也是与人类平等相处、共生共存的。动植物的灵魂观念及图腾信仰崇拜观念与原始信仰及原始思维有关，“然在一般人，特别是初民，是常以自己形象来想象客观世界的；动植物等既有行动的方式，而且与人有益或有害，必然也是秉赋了灵魂或精神的。初民哲学与宗教底有灵观，即以这种观察与推断为基础”9。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指出的，泰勒的这种万物有灵观虽然不能解释一切原始宗教信仰，但仍是有一定理论基础的。原始先民将动植物作为图腾崇拜，文化人类家詹姆斯·G·弗雷泽说得十分清楚：“在通常的情况下，它们或是某一种特殊的动物或某一个特殊的植物，很少把无生命的自然物当作图腾，而人工制品当作图腾的则更少。”10当然，关于图腾的学说其他文化人类学家还有其他论述，但弗雷泽的动植物图腾说更好地说明了人与自然生命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动植物的万物有灵论，还是图腾论，对此我们想要指出的是，对于动植物的早期信仰崇拜与对其他自然生态的信仰崇拜一样，不仅是广泛普遍的，而且由来已久，并一直延续下来。更重要的是，它依然反映了人类与动植物以及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远古先民对动植物的这种认识，在民间社会里仍有大量体现。

在民间，对狐仙、黄鼬、虎、狼、熊、鹿、蛇、龟、马、牛等动物的信仰和供奉无论在山区还是平原、湖泽的居民，仍然都十分普遍。无论这些动物是凶猛骠悍、神出鬼没，还是施惠或威胁于人，都与自然和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既有动植物间食物链的相生相克，也有人与动物间的互利互惠。无论是威胁人类及侵害动植物的动物，还是对人类生存带来利益的动物，民众既感觉神秘又抱以敬畏，并加以崇奉和礼遇。即使是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的动物，在信仰崇拜观念的指引下，民众并不采取强硬的手段与其对抗，而常常是讨好、献媚，以求得和平共处。在山东高密，狐仙被尊为胡仙、胡三太爷，并以泥塑彩绘塑成老者形象加以供奉，而实际上对它却是又恨又怕，祭祀供奉是为了讨好它，以求人畜两旺。一旦打杀或触犯了它，要烧香摆供，祈求它不要怪罪；不期而遇要放生；而无故打杀黄鼬、狐仙必然带来灾祸。这虽然与原始信仰有关，客观上却使人类与动物和平相处。而遵循自然规律，给它们合理的生存空间更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关于动植物生态链的理性认识。《逸周书·大聚篇》中记载大禹所述：“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11孔子说得更直接：“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12“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麋卵。”13这不仅是宣扬仁爱伦理，更是提倡遵从自然规律，只有遵循自然规律，人类才能有生生不息的发展。对那些于人类有益的动物，民众则从正面加以敬奉。民间木刻版画中有宣扬保护动植物的大量插图画，一幅上海木版画《劝戒蛤蟆文》图，又书“饶命放生”，将蛤蟆的天性与农作物的关系、人类的关系描述得十分详细。“蛤蟆一名‘田鸡’，又名‘水鸡’，本名‘护谷虫’”，它不食谷米，不害生灵，且催农勤劳，实不忍将它烹煮。图中以诅咒般的语言规劝那些杀生的人：“天下第一功德莫若放生，天下第一罪业莫若杀生。”“天地好生，万物欲生，人欲长生，先戒杀生。”“天地以生物为心，圣贤以爱物为心。”14这幅《饶命放生图》简直就是一幅富有现代意味的环保宣传画。对那些给民众带来利益、提供帮助的马牛羊、鸡鸭鹅，人们更是心存感激，大量的牛王、马王、蚕姑等木版年画、纸马不仅是人们祭祀供奉的对象，更是倾注了民众大量的人文关怀。春节要贴年画、摆供品、燃香火，还要喂马牛羊等好的草料，感谢它们一年的劳作，祈求六畜兴旺，让它们也过年。诸如此类的例子在民间不胜枚举，民众以一种艺术化的形式传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民间还有与食物链相关联的虫神信仰，养蚕区的蚕农称蚕虫为“蚕宝宝”，倍加爱护，还要绘蚕花娘娘像加以供奉。而面对各种虫害人们祈求驱虫灭灾、农事丰收，并举行虫王祭，建虫王庙、八蜡庙供奉祈祷，虽然仍是一种无奈和功利的心态和举动，仍然表达了人们渴望与自然生态协调平衡的心理。

山西平遥春节供煤神

作为生态环境中的植物，不仅与动物畜禽和人类之间有着广泛的食物链关系，同时也共同构成了整体协调的自然生态系统。与动物及其他自然物、自然现象一样，无论是作为一种利益关系，还是一种信仰和崇拜的传承，民间广泛流传的有关植物的神话传说、禁忌避讳，同样深刻反映了植物作为生态因素的重要性及其与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关系。五谷神、稷神、榆树神、桑树神、竹王、茶神、花神的信仰崇拜，产生了许多艺术化的彩塑、木雕、印绘神像，并结合了大量信仰民俗，都具有驱邪禳灾、趋吉纳祥的神秘功能。结婚、祭祀、丧葬、节日习俗中五谷杂粮的民俗用途，是对植物感念、祈禳、祝祷的心理表现，说明了人与植物间的和谐关系，更是一种自然生态关系的文化上升。(www.xing528.com)

从民间大量的艺术化造型中我们不难看出，各种祥禽瑞兽、仙花芝草、天地神祇是民间艺术创造活动中时常出现、充斥耳目的祥瑞题材，这些题材传达的内容和观念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是艺术化的，同时还是自然生态观念的。当然，民间艺术的这类题材在其他阶层或样式、形态的艺术当中也同样出现，如中国传统的自然山水、文人画的梅兰竹菊等等，但这类题材的象征意义在民间艺术当中却更直接、更朴素。如莲花在文人画中更多的是人生理想的比附，在民间艺术中却是功利性的，是对自然的尊重和感念，民众更强调它们生存生活的意义，强调它们与人类、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从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人、自然乃至社会意义的和谐关系。

当然，在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中所体现的并非是一种完全被动、适应、受制约的自然生态观念，也并非完全是神秘、感性、带有原始思维观念的。人类在与自然界发生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一定的社会实践活动，不仅在有意识地改造自然界，同时也在改造自身，对自然生态的认识也在逐步提高、更加理性。这正如马克思论述劳动在从古猿转变到人的过程中的作用时指出的：“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15这是由人的社会本质属性决定的，它不仅说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人又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不断地展示自身的主体性、能动性和自由性。况且一定社会历史阶段，民间文化和艺术创造主体与原始先民已相去甚远，主体的能动性和思维观念也在不断提高，那种原始信仰崇拜观念越来越功利，也越来越世俗。民众对蚕神、树神、虫神、土地、天地水三官、河神、龙王等的崇奉与其说是一种信仰，倒不如说一种期盼和希望。人们希望真的有这类神灵造福人类，以维持自然生态的和谐、平静，但现实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通过这些信仰也可以看出，自然现象和自然物的有灵论后来常常被附化为具体的人物，结合了一定历史和神话传说，就是这种信仰观念和自然生态意识的转换。当这些自然物与民众的利益相关联时，民众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对自然生态的理性认识和对自然的适应、利用和改造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是逐渐上升的。人由自然分离出来，逐渐远去，到对自然的回归和认同，既是人作为主体能动性的提高，同时又是人的异化和惨痛教训的结果，只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与自然相去甚远，也不曾将人的主体能动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历史上对自然的理性认识和利用、改造不仅是一直存在的且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更多的是适应性的、与自然和谐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