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生态观念的起源与传承：揭示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

对自然生态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朴素认识，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先人在文明之初都曾有过的历史和文化事实，这是人类与动物分离后为谋求自身的生存必须要面对的现实。人类从自然界走出来，一方面说明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自然界是人类的活动环境，是人的本质的对象，人类通过社会实践与自然发生关系；另一方面，人仍然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的产物和自然界的一部分。在人类诞生之初，由于受当时特殊的生产力和生存条件的限制，以及人类思维认识的局限，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混沌统一的，人的生存依赖于自然界。也许是由于自然界各种事物和现象的神秘属性，也许是人在自然面前的无奈，不管是什么原因，“万物有灵论”是原始思维的核心观念和重要特征，这是人类史学家普遍认可的。原始社会时期的“万物有灵”观念，包含了大量的自然生态领域的神灵崇拜内容，崇拜信仰的对象主要以自然界的事物和自然现象为主，这种对自然的信仰和崇拜观念说明了人类已经意识到自然界对自身生存的重要意义，并将自然界纳入自己的精神领域和生活范围。这正如W·冯特（W·Wundt，1832—1920）所说：“原始万物有灵论必须被看作是人类自然状态的一种精神表现，至少就我们能观察到的范围来说就是这样。”1朱狄先生对此又进一步论述说，冯特所谓的人的自然状态和把自然界精神化的过程不仅与马克思“自然人化”的含义接近，而且“精神化”也就是“人化”的一种形式，“精神化”主要指“人化”的精神方面，他还借用马克思的论述“在宗教领域中发生了自然崇拜和关于人格化的神圣以及关于大主宰的模糊概念”，进一步指出，“实际上指的就是这种精神化了的自然”。2

左图：河北内邱纸马“田苗之神”

右图：福建厦门的土地爷木雕像

原始的自然崇拜观念无论是作为一种原始思维和信仰，还是表现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都被历史地继承下来，既是中国民间文化信仰观念的一部分，同时也影响了民众对自然的认识以及民间艺术的创造。原始的自然信仰崇拜内容是广泛的，除了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的自然天象信仰，还有对土地山峦、江河湖泊以及动物植物的信仰。对这些自然物和自然力的崇拜和信仰之所以流传下来，主要是由于这些自然生态现象和事物与人类关系密切。确切地说，只有那些对民众的生存生活具有价值利益的自然生态事物和现象，才能在人们的信仰观念中占据一定位置。例如土地为滋生万物之本，农事的丰歉直接与土地有关，并关乎人类的生存，这是土地信仰的物质基础。土地神在《史记》中称“地一”神、“地祇 ”，汉代称为“地母”“地媪”，是赐人以福的丰产神，农作物的生长、发育、结果都是土地神所赐予的。在中国古代，社神也是土地神演化而来，《礼记·郊特祀》说：“社，祭土，而主阴气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3可见，社就是土地之神，在中国古代，春播秋收都要祭社，以祈求农事丰收、报答土地的恩惠。至于后来土地神又演化为地域保护神、冥间地保，以及稷神、谷神，这是传统信仰观念的流变所导致，但“土地爷”“土地老”最早的信仰则是由于天地自然与农事丰歉和人们的生存有密切的关系。土地神的形象也是丰富多样的，最早的土地神据说是封土为丘，后来又有石头、树木，也与自然有关。还有近现代常见的老翁形象，旁边还常伴有土地奶奶。祭祀土地神的场所则大多在田间地头、高山树下，以及庙堂社坛，不管简陋还是排场，在民间都十分普遍。在福建莆田农村的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大小不一的土地庙随处可见。祭祀土地的仪式古代有血祭入土，《尔雅·释天》中所说的“祭地曰瘗埋”，即将牺牲埋入土中，还有近现代常见的摆供祭祀。从封土为丘、入土为祭，到田间地头供奉，都说明土地神信仰中人类与大地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对土地的感激。至于民间仍有流传的祭天拜月，占星卜卦，敬山神、河神、水神、火神、雷神、树木之神、泰山石敢当、天官地官水官、龙王等，莫不是自然信仰崇拜观念的流传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好例证。各种泥石土木、印绘雕刻及其相关的各种礼仪禁忌等民间艺术和民俗活动，则是这种自然信仰观念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物化形式和形象载体。可以看出，民间艺术的这类形态和样式，既是民间自然信仰观念的体现，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形象解释。当然，不容忽视的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漫长的以农为主的自然经济形式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人的认识思维观念的限制，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常表现为一种被动、适应的关系，人对自然的依赖和遵从也导致了人们对自然的尊重和讨好。

日出日落、风雪冰霜、霪雨久旱，自然生态的周而复始、变幻无常也同样影响和制约了人类的生存，听天由命、靠天吃饭是人们祈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心理根源，同时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观念。风调雨顺与五谷丰登、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是相联系的，风调雨顺本质上是民众对自然生态时空变换合规律性的要求，只有自然生态各要素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中合理地运转并相互协调，才能有五谷丰登的景象。这是中国民众对自然生态规律的朴素认识，只有大自然的和谐，才能使万物各得其所。实际上，自然万物的整体和谐观念在中国早期的思想家那里已经被阐发得十分详尽，人与自然的和谐被中国的古代哲人概括为“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即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周易·乾卦》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传》又进一步阐发为天地人的“三才”观念，“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先秦时期孔子、老子、孟子、墨子诸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大都围绕着天人合一这一命题展开，至于后世的董仲舒、程朱理学、王阳明等对天人合一的论述也是一脉相承，此不赘言。天人合一的观念是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观念的经典表述，而且作为一种哲学观念、文化观念扩充到其他相关领域，并影响深远。经过历史的发展，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念又逐渐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从而构成了一种“普遍和谐”观念。汤一介先生将中国哲学的这种普遍和谐观念又分别对应于“崇尚自然”，即自然的整体和谐；“体证生生”，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德性实践”，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修身养性”，即人的身心内外的和谐。4台湾文化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又将这种整体的均衡与和谐观念概括为“致中和”，其中也包括了自然系统（天）、个体系统（人）和人际关系（社会）三个层面的整体和谐。5《周易》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传》说：“乾道变化，各证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传》认为，宇宙自然的运行规律在阴阳变化中体现出来，汤一介指出，“自然”的运行变化是在“元”（自然界万物的起始）、“亨”（万物的生长）、“利”（万物的成熟）、“贞”（万物的完成）中运动，它表现了自然界万物生长的和谐统一。6朱熹在《仁说》中将“元亨利贞”指称为四德。(www.xing528.com)

上图：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灶马”头的节气及农事图

下图：山西新绛木版年画“鞭春牛”

继承了这种自然周期整体和谐的生态观念，中国民众将它朴素地表述为风调雨顺，围绕着自然生态的风调雨顺，民众不仅遵循着几千年传统的太阳历周期安排农事活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播秋收，夏锄冬藏，同时又是在不断地认识自我、接近自然并适应自然。民间普遍流传的二十四节气歌、鞭春牛、九九消寒图，还有灶王爷头顶的二十四节气表，都是围绕着自然生态规律认识自然、依存自然、遵循自然的生动形象的展示。一幅河北木版年画《九九消寒图》不仅有“老虎拉碾子——不听那一套”的诙谐图画，还有蝗虫、蝼蛄等农作物害虫。图中九九八十一个圆形方孔钱，每一个铜钱平分五部分，自冬至日入九开始数九，一天涂一个铜钱，八十一天后铜钱填完则春风送暖、寒气全消。画上题有：“上黑是天阴，下黑是天晴，中黑天严冷，中白暖气生。满黑纷纷雪，左雾右生风。”以铜钱上平分五部分的空白涂抹来记载“数九”日期及天气变化，由此掌握自然界的周期变化规律，以利农事。记录的过程如果是合乎规律的自然现象，则表明风调雨顺；若不合规律，将会导致自然生态的紊乱，产生自然灾害。人们相信自然生态的和谐可以带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由此人们遵从自然、崇尚自然、爱护自然，这正是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中心理论。《九九消寒图》这一幅木版年画实际就是自然界的晴雨表，只是采用艺术化的形式将对自然的理性认识形象地展示出来。

当然，自然生态的和谐可以使人间五谷丰登、丰衣足食，然而久旱不雨、阴雨连绵、冰雪风暴、山崩地裂等变幻无常的自然灾害或许并非是人类实践所导致或人力能控制的。面对这种惨痛的局面，人类又显示出本能的软弱和万般无奈，由此人类对自然更加顶礼膜拜，敬神、供神、娱神、酬神，去极力讨好自然界，与自然界沟通交流。除了精神的手段，当然也包括物质技术的力量以及相应的措施，只是物质的力量在自然面前显得是那样的渺小和无力。当技术的力量不能奏效时，自然崇拜和信仰再次活跃起来，这当然也说明了自然信仰功利的一面。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万物有灵原始观念对此仍然可以做出解释。人们认为，自然的力量或人们所见的事物，它们都是有人格、有生命或有灵魂的，自然界对人类的灾害或恩惠，都要归之于神的惩罚恩赐，并加以崇拜。朱狄先生指出，泰勒的万物有灵观念，“在涉及神化的起源时，某些解释已把它看作是在思维的原始阶段的产物，那时人性和生命不仅被归诸于人和野兽，也被归诸于物，凡我们称之为无生命的事物，像河流、石头、树木、武器等等之类的东西无不被称为一种有智能的事物来看待，可以和他们交谈，向他们表示赎罪或惧怕由于伤害了他们而得到惩罚”7。这种原始自然信仰观念仍然贯穿于民众与自然生态的社会实践和精神活动的关系当中，构成了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一方面。在民间，围绕着对自然生态关系周期变化整体和谐的祈盼，常常伴随了大量的民俗活动和民间艺术形式。如“立春”的迎春和鞭春劝农，“元宵”的祭神灯火、灯彩游艺，“二月二”的接青龙、添仓打囤，“端午”的除虫去毒、驱邪避瘟，“仲秋”的秋社报赛、拜月赏月，“年节”的祭祝祈年、辞旧迎新等民俗活动与自然信仰崇拜有关，意在敬天祈年、驱灾辟邪，祈求自然周期的合理运转和自然生态的和谐。春祈、夏伏、秋报、冬腊是对自然生态周期变化的认识和精神寄托，反映了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创造，正如民间木版年画《鞭春牛》及其题句所云：“我是上方一春牛，差我下方遍地游，不食人间草合（和）料，丹（单）吃散灾小鬼头。”这“散灾小鬼头”也可以指自然灾害。虽然经过历史的变迁，这些自然生态民俗的内容和功能也在发生转换，活动的仪式倾向于娱乐和游艺性，活动的内容倾向于多样和世俗化，活动过程中使用的魇胜驱邪的物品和用具也趋向于审美和娱玩，但是这些活动的本意及相关内涵还是被继承下来，成为人们祈求自然生态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人寿年丰美好生活景象的重要寄托。至于祈雨、求雨、祭龙王、祈晴、扫晴娘等民俗活动和民间艺术形式，也都是为了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及其对人类的价值利益而采取的祭祀、祈穰、祝祷、魇胜方术等方式和手段，只是这些手段是精神性的，而非物质技术的。用红纸、黄纸剪成的，挂在屋檐或树枝上，手持笤帚的扫晴娘，既是民众希望扫除阴雨绵绵、祈盼自然生态的协调、合规律，即风调雨顺的积极反应，同时又是面对自然力表现出的无奈和怯弱，而剪纸人形的艺术魅力对民众来说倒是其次。这一叶剪纸是民众对大自然的祈求，是与自然沟通、交流的媒介和桥梁，一如朱狄先生在论述原始艺术时指出的：“艺术中的自然不再是自然界的自然，而是被人的心灵所灵化、神化、诗化了的自然。”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