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学：全面解释文化发展与特征

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二月二龙抬头”

首次提出“文化生态学”概念的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1902—1972），他是20世纪中期著名的新进化论人类学家。早在20年代，生态学在人类学中的重要价值和地位已为斯图尔德所表述，1955年他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并倡导成立专门的学科，目的在于“解释那些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独特的文化形貌和模式的起源”18。斯图尔德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认识到环境与文化是不可分离的，其中包含着“辩证的相互作用……或谓反馈或互为因果性”。斯图尔德“生态学观点的两个基本思想是互为因果概念中固有的，即：一是环境和文化皆非‘既定的’，而是互相界定的；二是环境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不仅仅是限制或选择。同时还必须牢记，在反馈关系中环境和文化的相对影响是不同等的”19。因此，文化和环境有时各自起着不同的作用，而不完全是由环境决定的。文化生态学是建立在“环境适应”这一基础之上的，与自然生态环境一样，各种生物体都有自己的位置，彼此相互制约组成一条生物链，并保持生态平衡。如果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物种的生存也要受到威胁，文化生态学就用这种相近的观念和方法来研究人类文化的创造、发展和变异。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是一定环境中总生命网的一部分，并与物种群的生成体构成一个生物层的亚社会层，这个层次通常被称为群落。如果在这个总生命网中引进超有机体的文化因素，那么，在生物层之上就建立起了一个文化层。这两个层次之间交互影响、交互作用，在生态上有一种共存关系。”20这种共生共存的关系不仅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也影响了文化的产生、发展以及文化的创造。文化生态学虽然以生态学的理论和概念为基础和方法论，但由于人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社会化的产物，深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所以要把文化放到整个环境中去考察它的形成、发展以及变异的过程，即人如何适应环境，并产生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某种文化类型既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是自然环境的产物，同时又受到文化自身因素的影响，而并非是自然环境和物质活动单方面的产物。自然环境影响了文化的创造活动，同时社会文化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又影响了文化的发展，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另外，由于社会制度、组织形式等也为文化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不同的社会环境，影响了文化的创造，所以文化生态学主张从自然、社会、文化的整体结构、作用及相互关系来研究不同社会、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态和模式。由此来看，文化生态学是一种综合、整体、全面、动态的社会文化研究，而不是孤立地考察文化因素的某一项内容或某一方面。只有把各种复杂的文化因素联系起来，才能够说明环境因素对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影响，才能够说明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如果孤立地考虑人口、居住模式、亲属关系结构、土地占有形式及使用制度、技术等文化因素，就不能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及与环境的联系。21文化社会学家司马云杰先生为我们列出一个文化生态系统结构模式图，以说明文化生态学研究中文化受自然环境以及各种文化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影响。

在这一模式图中，从人类社会依次往外推，各种文化因素相隔越近，对人类的社会化影响越直接；反过来，从自然环境往里推，文化因素相隔越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就越密切，相互影响也越大。因此，文化生态系统 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的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生计体制、社会组织及价值观念等变量构成的完整体系。它不只讲自然生态，而且讲文化与上述各种变量的共存关系”22。可以看出，文化生态学依据各种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来解释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特征，是一种联系的、综合的观点，对文化的整合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特别在现实的情景下，文化生态学理论对现代文化的反思有助于人类、自然及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

山东荣成海草房

文化生态论虽然强调自然环境及其相关联的文化的关系，但又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determinism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s）。在西方，文化社会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萌芽，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将环境与社会体制相联系，认为希腊温和的气候是其民主政体产生的温床。中世纪时也有类似的观点。16世纪时法国的思想家J·博丹认为，地理环境决定民族性格、国家形式和社会的进步。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C.L.Montesguien，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一书中，也详细全面地阐发了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对人们的生活、习俗，以及对国家经济、政治制度的影响。他尤其将气候与宗教相联系，并以印度的佛教为例加以说明。19世纪中叶，地理环境决定论更广泛地影响到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英国历史学家H·T·巴克尔在《英国文明史》中认为，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是自然因素造成的，社会的不平等也是合乎自然的。20世纪，德国的地理学家、人种志学家F·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和美国的地理学家E·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1876—1947）也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决定作用。物质文化和技术通常被认为受环境的影响最大，但环境因素同时也可以解释非物质文化。地理环境决定论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将社会发展的各种综合因素完全归因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显然是片面的。它忽视了社会活动主体——人的作用，抹煞了人的社会性因素。20世纪20～30年代，文化人类学界以环境解释文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由“环境可能论”加以代替，这一转变起因于F·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博厄斯提出文化的特点，或者说文化的性质和形态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它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环境决定的，由此形成了历史学派，又被指责为反环境论的学派。后来的Q·T·梅森（Mason）、A·L·克鲁伯（Kroeber）、C·威斯勒（Wissler）、考古学家B·梅格斯（Meggers）等人都被认为是环境可能论的文化人类学家。克鲁伯说：“文化根源于自然，要彻底认识文化，只有联系其根源的自然环境，这是事实；但是，像根植于土壤的植物不是由土壤制造或造成的一样，文化并不是由其根植的自然环境所制造的，文化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其他文化现象。”23可能论对“文化区”概念的形成贡献也很大，克鲁伯的研究也正基于环境或文化区域的考察研究。总之，不管决定论还是可能论，都强调环境与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唐纳德·L·哈迪斯蒂指出的，环境决定论认为环境能动地塑造人，反之亦然；而可能论则主张环境起到了限制或选择的作用，二者基于同样的共同点，“即人类处于一个方面，而环境则处于另一方面，两者绝不相容。两种模式的目的是要确定一方对另一方的作用影响”24。两种环境论导致了文化生态学的诞生，并进一步解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文化生态学着重探讨的是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与人类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动态平衡。另外，其他像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社会进化论、文化圈学派、文化相对主义等理论，也曾就环境与文化创造活动有所论述，但仍不同于文化生态学理论。如斯图尔德所说：“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适应环境的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它的主要问题是，确定这些适应是否引起社会内部的变革或进化性变迁。文化生态学是在结合其他变迁过程的同时来分析这些适应的。这一研究方法要求对社会群体和社会结构内部的相互作用进行考察。”25斯图尔德首次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但作为文化人类学的新进化论者之一，他的思想与其他新进化论者的观点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与斯图尔德同时代的怀特（Leslie Alvin White，1900—1975）认为，人类文化是由技术体系、社会体系、观念体系三部分组成的，技术体系决定社会体系，以社会体系为媒介的艺术、哲学等观念体系，也是由技术体系所决定的。可以说，他的文化理论是技术决定论。怀特使用的“文化”一词，并非指特定地区和民族的文化，而指的是全体人类集合经验的普遍文化。他将文化看作一个整体，但对文化在不同环境中的特征却并不关心。斯图尔德将怀特的文化进化论称为“普遍进化论”，以区别于自己的“多线进化论”，他在1955年出版的《文化演变论：多线进化方法论》中，试图证明各种文化发展中的规律性，概括文化发展中的各种混合文化的类型。他关注的是在各种民族和地区所看到的各种文化，而不是怀特关注的人类的单一文化。斯图尔德还指出了在怀特的研究中，根据技术、环境的差异，文化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是怀特忽略和不足的地方。这也是斯图尔德重视生态环境对文化产生影响的地方。斯图尔德的学生塞维斯（E.R.Service，1915—？）和塞林斯（M.D.Sahlins，1930—？）在怀特的“普遍进化论”和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的基础上进行整合研究，提出了“特殊进化论”的观点。世界诸文化由于适应各自的自然环境以及包括与周围诸民族关系在内的社会环境的整体环境，而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文化形态。也就是说，文化在适应其环境的过程中呈现出特殊的趋势，倘若环境发生变化，文化也将由旧的形态发展变化成为新的形态。此外，如果某种文化扩大分布在不同的环境中，则如同生物进化的系统发生一样，文化通过适应变化而产生多样性，新的文化形态也就从旧的形态中脱颖而出。26(www.xing528.com)

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理论说明了不同地区特殊的文化类型、文化模式的起源，并考察人类社会为适应环境的行为方式是固定不变的，还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可塑性，提出了“核心文化”的概念。“社会经济部分——与生计活动和经济安排最密切相关的社会特征，构成文化核心。”27核心文化对于环境的适应，可以通过三个程序来审定：①对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②生产方式的分析；③确定生产方式对文化的其他方面所施加影响的程度。28斯图尔德通过这一程序，比较研究了文化的形成和分布在怎样的程度上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理论重视文化的技术、经济因素，但他重视文化对其环境的适应性同时又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但斯图尔德的文化核心并未包括社会结构的其他若干方面，正如西方学者对他的批评：“斯图尔德的主要目的在于解释某种文化特质的起源，但是，他的方法首先证明文化形貌与环境特征如何协变（Covary），亦即它们如何有机地相互联系；其次表明同样的关系在历史上的不同地区如何重现。”29

传统建筑斗拱

美国文化学者瓦达和拉帕波特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斯图尔德的这种方法并不意味着一种环境特征必然会造成一种文化形貌，而且他的“文化核心”概念假设为只包括技术，而忽略了仪式和意识形态与环境的相关作用，当然也未包括其他生物及其他人群。在后来的文化生态学研究中，人们将社会环境加入进来，补充了斯图尔德的不足，从而使文化生态学研究更为全面和完善。美国的文化人类学者罗伯特·墨菲（Robtert F.Murphy，1924—？）在评价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理论时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并进一步指出劳动类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可用的技术和正在开发利用的资源性质”。这种劳动类型也会对其他的社会制度，包括居住法则、血统、村社规模和位置等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墨菲说，文化生态学“这种理论并非是某种形式的环境决定论，因为斯图尔德认为技术乃是历史所衍生，环境的关键部分是资源，通过文化认识到资源，通过技术获取资源。这是一种真正的文化理论”30。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重视技术、经济的因素，但“正如斯图尔德阐明的，文化生态学的方法并不建立在刻板武断的经济决定论的前提之上”31。

山东曹县庙会上的秧歌

文化生态学的理论重视环境因素和技术因素的作用，但亦如墨菲所说的，这种理论对文化命运的认识远不止是环境和技术的因素铸成的，但强调这些因素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也是无可置辩的。

文化生态学理论将文化创造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使人文社科研究与自然科学相融合，无疑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从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环境中各种不同因素相互间的关系和作用来研究文化的创造活动，是一种开放的、整体的观念和方法。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二者是一个互相有机联系的生态系统，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其中的某些因素产生变化，超越了这一有机的整体，也就意味着整个生态系统被打破，人类的生存产生危机。在上述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模式图中，其中的一种变量——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是人们有目共睹的。科技是人类文化创造的结果，由于科技的发展和人类价值观念的变化和影响，离科技最近、最易受影响的自然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产生了环境问题，从而使人类的生存受到威胁。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越大，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威胁也就越严重。既然如此，人类是否就要放弃科学技术的发展？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在这一整体的文化生态系统模式中，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各种变量也是动态发展、相互制约的，要维持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平衡，就要协调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使各种变量因素处于一种整体和谐的动态发展过程当中。因此，要确保人类社会的永恒，就要正确处理人类的文化创造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既要依存于自然环境，又要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对于文化来说，人类的科技创造、经济体制、社会组织制度、价值观念之间，也要互相协调，建立动态、完整、和谐的文化生态系统，如此才能确保人类社会、自然环境以及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永恒。因而，文化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尽管存在着一定的自然主义的倾向，但作为一种文化理论和方法论是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的。对于当前人类社会环境问题严重的形势，文化生态学对自然环境的重视无疑有着现实、积极的意义。以一种整体、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开展文化研究，无疑是一种开阔、全面的视角和研究方法，文化生态学可以进一步从自然—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入手，从历史的、现实的、时间的、空间的综合维度展开文化的讨论，既重视有形的、自然的物质文化的创造，又重视无形的非物质文化的创造，并注意二者的结合，以及文化与自然环境、人类社会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