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与环境保护：探讨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

人与动物相揖别是人类劳动的结果。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劳动使人类得以进化，而且也使人与动物、植物等自然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关系。在人与自然的活动过程中，自然的力量始终是人类不可忽视的，正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原始的自然崇拜产生了，它不仅是历史上世界各民族都普遍经历过的原始宗教信仰，而且至今仍在许多民族流传。对各种自然物、自然现象，包括土地河流、山石树木、熊豹狮虎、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的自然信仰，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精神信仰观念，更重要的是人们意识到自然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表现了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人既然能够认识自然，也就能够利用自然；对自然的认识越深入全面，那么对自然的作用和影响也就越大。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提高，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越来越理性，这就预示着自然生态学的诞生。

北京纸马“园林树神”

虽然对自然环境认识的描述在中外古代的哲人那里并不少见，有的甚至达到较高的程度，但最早将生物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门科学提出来，是1866年德国的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H.Haeckel，1834—1919）。在《普通有机体形态学》一书中他最早提出“生态学”（Ecology）这一概念，并沿用至今。他说：“我们可以把生态学理解为关于有机体与周围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般科学，外部世界是广义的生存条件。”1因而后人将生态学视为探索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生态学”概念的提出不仅在于它是生物学的一门新兴学科，重要的是它将环境因素纳入到生物学的研究，将生物及其生存环境结合起来，研究生物及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生物及其生存环境之间建立了一种整体的生态关系。自此，生态学的理论研究及学科发展越来越走向成熟。20世纪中期以前，生态学研究中“生态系统”概念的提出使生态学研究更进了一步。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勒（A.G.Tansley）提出了“生态系统”概念，并指出：“我们所谓的生态系统，包括整个生物群落及其所在的环境物理化学因素（气候、土壤因素等）。它们是一个自然系统的整体。因为它是以一个特定的生物群落及其所在的环境为基础的。”2生态系统重视生物系统与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生态系统的各个部分是处在相互作用的因素，成熟的生态系统中，相互作用的各个因素是处于平衡状态的，整个系统依靠各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得以维持。坦斯勒的“生态系统”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广泛传播，20世纪60年代逐渐成为生态学研究的中心。可以看出，生态系统既是生物及其环境的系统理论，同时又是一种系统整体的研究方法，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科学的理论和视角，更重要的还是一种方法论。20世纪中期以后，生态学的发展步入了现代发展时期，并广泛吸收了生理学、物理学、化学、遗传学、气象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内容，并借助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新学科的方法，使现代生态学得以丰富和完善，发展为一门成熟的自然科学。作为生物科学的发展，生态学依据生物类别、生物组织层次、生物栖息地、生物遗传、生物进化以及生物种群等，又划分出若干细致、专门的生态学科；与非生命科学及应用科学结合，又发展了数学生态学、物理生态学、化学生态学、地理生态学、农业生态学、工业生态学、医学生态学、资源生态学、土地生态学等多种多样的学科。

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以及人类对自然的大肆掠夺和对环境的破坏，环境开始向人类宣战，环境问题成为全人类、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成为现代生态学的核心内容，并由此引发了各种相关学科的生态理论研究。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Carson，1907—1964）的科普名著《寂静的春天》问世，针对当时人类征服大自然的豪迈壮举，她敏锐地窥见科技对自然生态带来的严重危害，将对生存的关注投向科技文明摧残下的生物界和自然界。她用了四年的时间调查和查阅了美国官方和民间关于使用化学杀虫剂对自然造成危害情况的报告，在此基础上写成了这部书。卡逊通过对污染物在自然界中迁移、转化的形象描写，阐明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特别是与大气、海洋、河流、土壤、动植物之间的关系，向人们揭示了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提出了现代生态学研究中生态环境的污染问题。尽管一开始蕾切尔·卡逊遭到了顽固势力，甚至是农药、化学、医学部门及某些政府官员的攻击、诋毁、责难和谩骂，但随着广大民众认识的觉醒及强烈要求，政府开始介入，并认可了蕾切尔·卡逊的结论，美国环保局也由此成立。蕾切尔·卡逊的著作从根本上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变了人们对自然与环境的态度，唤起了人们的环保观念和生存意识，而且在她的著作中充满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和人文情感观念。《寂静的春天》在20世纪90年代再版时，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A.Gore）深怀歉意与激动地为此书作序，他在序中说：“1964年春天，蕾切尔·卡逊逝世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3可以肯定地说，卡逊的著作不仅是生态与环境问题的丰富和深入，更重要的是她唤醒了广大民众，开创了人类生存与环境的新时代。保护生态环境，反对生态破坏的群众性运动和政府决策也逐渐展开。在当时的背景下，特别是在西方社会，生态与环境运动的迅速崛起和人们生存意识的觉醒，与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背景是密切联系的，人们生存意识的觉醒实际上不仅涉及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同时也涉及人与物、人与人自身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在人类取得现代科技革命和工业化程度的巨大胜利后，实现了现代化，但同时它又带来了一系列全球性的生存与环境问题，使人类陷入深深的困境当中。因而可以说，生态环境问题是对现代社会和工业文明的反思，正是由于社会的现代化和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这种发展又是建立在对自然、环境甚至人类自身的无节制掠夺和侵害的基础上的，因而才产生了生态环境的危机。生态环境的危机不仅仅是自然界动物、植物的危机，同时也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危机，它直接危及人的生存。至此可以看出，自然生态学的提出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走过了以自然界的动植物和环境为主体的生态环境研究，到以人、自然界和社会为主体的生态环境研究的历程。虽然自古代朴素的生态学意识到生态学理论提出的系统化、整体化，某种程度上也暗含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但明确将人类生存与自然生态结合起来，并逐渐走向政治、经济、科技、社会以及文化等内容的综合研究，应该是20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从下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然生态学向人文社会科学渗透，以及由区域性环境问题向全球性扩展的轨迹。

上图：瑞典的生态示范小区，利用垃圾和太阳能发电(www.xing528.com)

下图：福建永定土楼

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环保运动推进了世界环保事业的进程。这场运动的产生直接源自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4，公害事件主要是空气和水污染产生的公害病，是工业文明的产物。20世纪中期以后，这类公害病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从而引起了群众性的反公害运动。运动是群众性的，但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各界人士纷纷参与，并将矛头指向政府，从而使环保运动具有了政治性质。运动唤起了民众的环保意识，并使他们积极参与进来，使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全社会、全人类的中心话题。1972年6月5日—16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一个以生态环境为中心问题的会议，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13 个国家参加，通过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26 条关于人类对全球环境权利与义务应遵循的共同原则。这次会议首次将生态环境问题列入国际事务。它是人类对生态环境认识的又一个高度，而且将生态环境问题拓展到人类的精神、社会，以及环境与和平、经济、社会发展、贫穷协调发展的领域。正如《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中指出的：“为了这一代的将来的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的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全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在人为的环境，特别是生活和工作环境里存在着有害于人类身体、精神和社会健康的严重缺陷。”可以看出，被保护的环境概念也从自然生态环境拓展到社会化的人文环境。1973年联合国成立“环境规划署”，并同时设立了环境规划理事会、环境协调委员会、环境基金会。1983年联合国大会批准成立了世界环境委员会，委员会成立后，同各国政府、科学家、企业家及非政府组织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讨论。1982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人类环境特别会议，总结10年来《人类环境宣言》的执行情况，并通过了《内罗毕宣言》。《内罗毕宣言》共包括10项主要内容，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以保护全球环境为先决条件，再次显示了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世界环境问题的关注。此外，还有其他若干正式或非正式国际环境组织举行了不同目的、区域的环保会议，都可以看出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发展。1992年6月3日—1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二次全球人类环境会议，以“世界环境与发展”为主题，标志着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又一个新阶段。会议有183 个国家代表团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70 个国际组织、118 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参加，其规模、影响是人类环境发展保护史上最宏大的一次。会议签署了《地球宪章》（又称《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公约》《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森林公约》等几个重要公约。在这几个宣言和公约里，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自然生态的社会、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娱乐、审美价值等，是在森林、气候、生物多样性、地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的基础上的社会人文性的认识。正如《宣言》中提出的，“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应是发展进程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不能脱离这个整体来考虑”。里约热内卢会议作为人类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全球生态环境与发展问题上达成了“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识。1997年6月23日～28日，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特别大会被称为“地球首脑会议”，来自170 多个国家的代表共同审议了环境与发展问题。5可以看出，在政府、公众及科学家、学者的共同参与支持下，世界环境保护运动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同时也使生态环境理论进一步拓展和升华。特别是科学家、人文学者的参与，使世界生态环境问题在理论和学术上更为深入和广阔。

黔东南村落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