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回族学者在史学理论方面的建树，突出地体现在李贽的学术研究中。李贽不仅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在历史观和史学思想方面，也提出了不少有创建的观点，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李贽的史学成就
李贽（1527—1602），字卓吾，又号宏甫，别号百泉居士，泉州晋江人，回族，明代后期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嘉靖三十一年（1552），李贽中举，选授教谕，官至南京户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五十四岁任满后辞官，之后先后在湖北黄安、麻城等地访友论学，及至削发为僧。其间，屡遭迫害。万历三十年（1602），“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被捕，后自尽于狱中。李贽的主要史学著作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史纲评要》等，有历史评论著作，有偏重于思想评论的诗文集，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藏书》六十八卷，以纪传体记述了从战国到元代的八百多个历史人物的事迹。后又辑录明代人物四百名，成《续藏书》二十七卷。其书名取自但可自怡不可示人之义。两书的撰写，都是大段照抄史书原文，然后加进自己的评论。其评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一切断以己意，着眼于追求自由与独立，有志于改革和创造，反对专制和假道学，具有突出的历史批判精神，而被时人称为异端。《四库全书》该书提要云：“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168]
《焚书》六卷，该书集史论、书信、诗文集成书，是研究李贽史学思想不可或缺的著作。李贽在自序中说：“《焚书》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盲，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夫欲焚者，谓其逆人之耳也；欲刻者，谓其入人之心也。逆耳者必杀，是可惧也。”[169]可以看出，李贽虽然知道这本书出版后会被焚毁，但为了心中的意念，毅然决定刊刻之。此书深受当时许多学人的赞赏，如袁宏道就曾说：“幸床头有《焚书》一部，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170]
《续焚书》，共五卷，是李贽死后由他的弟子汪本珂编辑整理而成的。焦竑在给此书的序中说：“先生书既尽行，假托者众，识者病之。鼎甫出其《言善篇》、《续焚书》、《说书》，使世知先生之言有关理性，而假托者之无以为也。鼎甫亦有功于先生已！”[171]
二、李贽的历史观
1.进化的历史观
李贽对历史的认识具有明显的历史进化论的观点。例如李贽认为春秋代替夏、商、周，战国代替春秋是人类历史不断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夫春秋之后为战国。即为战国之时，则自有战国之策。盖与世推移，其道必尔。如此者非可以春秋之治治之也明矣，况三王之世欤。”[172] 李贽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按照“一文一质，一治一乱”相互交替规律不断发展的，所谓“治”就是社会发展的繁荣昌盛期，它的出现是由于新的朝代的统治阶级吸收历史兴亡的教训，励精图治的结果；而“乱”则是指统治阶级腐朽无能、穷奢极欲、民不聊生，遂群雄揭竿，推翻旧的王朝，从而推动历史向前发展。[173]这种对以往历史兴亡治乱的总结与论述，把历史在变化中前进的原因归结为人的因素，确实很有见地，是对将朝代的更替附会为“天意”的观点的有力批判。
2.重视物质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李贽意识到了物质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也。”[174]他认为“夫天之生人，以其贵于物也……食之急，故井田之作”[175]。他从普通大众的基本的物质需求出发，围绕着物质生产推动历史发展的这一主体，表达了他进步的历史思想，是难能可贵的。(www.xing528.com)
三、史学思想
1.明确提出并论证了“六经皆史”说
隋王通，元刘因、郝经，明王阳明都对经史相通之关系有许多论说，李贽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论证了“六经皆史”说。李贽明确指出：“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轨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176]李贽“经史一物”的思想，不仅打破了几千年来人们对儒家经典的迷信，剥掉了其神圣的外衣，恢复了其本来的面目；而且把“六经”当作当时的历史，提高了史学的地位，扩大了史学的视野；这对“六经”所记载的当时社会制度及其生活方式的研究，对史学摆脱经学的影响而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独特的历史评价标准
李贽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说：“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177]他不独把秦始皇看成“千古一帝”，称陈胜、项羽为“英雄”，还在论三国史事时，以司马懿为巧，孔明为拙，特别赞赏历史上的变法人物，如李悝、桑弘羊、杨炎、张居正等。他称汉高祖为“神圣开基”，元朝为“华夷一统”，抨击武则天篡夺李唐皇位，滥杀宗室大臣，任用酷吏，但对其政绩也加以肯定，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则加刑诛，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也竟为之用。”[178]
3.创新史书体例突破正统修史观
李贽对旧史体例也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把“本纪”与“世家”合二为一，创立了“世纪”体。他把为一姓帝王做家谱的腐朽历史转变为揭示中国历史上兴亡治乱的规律以及时代演变的历程，有利于后世的人们从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获得重要的思想启迪，从而真正地发挥历史学的社会作用。对帝王根据其所为，有事则记，无事则略。将许多对历史进程有重要影响的但最后失败的人物写入了“世纪”。《藏书》的列传，按照传主与治国的重要性分为大臣、名臣、儒臣、武臣、贼臣、亲臣、近臣、外臣八大类。这一史学分类，不仅突破了“正统”修史观念，而且显出救国救民的良苦用心。
4.重视“直笔论”
李贽撰写和评论历史，坚持善恶必书的“直笔论”。李贽认为作史只有发自真心，才能写出好历史，才能还原历史的真相，为后世提供借鉴作用。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长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至体格文字而非文者。”[179]他推崇司马迁的直笔实录精神，鄙视班固明哲保身，不敢实录的做法。
李贽的著作在明代晚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的史学思想的发展。五四时期，吴虞深受李贽思想的影响。中国现代的许多学者对李贽思想推崇备至。侯外庐在其《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以“李贽战斗的性格及其革命性的思想”为标题，指出“王守仁是道学家，而李贽却是反道学家”，并且重点论述了“李贽的人道主义平等观和个性说”。[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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