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回族航海家郑和七次下西洋是明初盛事。他率领船队先后访问了东南亚、印度半岛、阿拉伯和东非的数十个国家，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友好交往。当时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回族学者马欢、费信等人，著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等书，根据亲身见闻，记载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是中外交通史的重要著作。
马欢，字宗道，别字汝钦，自号会稽山樵，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出身于穆斯林世家，通晓阿拉伯文字。他于永乐七年（1409）、十一年、十九年和宣德六年（1431），四次随郑和远航“西洋”，任通事（翻译）。归国后，于1451年撰成《瀛涯胜览》，记载了郑和下西洋的航海路线、各国地理、政治、人文、物产、风俗等，极为具体、详细，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该书不分卷。开头以一首“纪行诗”概括了出使的原因、目的、访问交流的简况。然后，详细记载了占城、爪哇、旧港、暹罗、满剌加、哑鲁、苏门答剌（腊）、那孤儿、黎代、南浡里、锡兰山、小葛兰、柯枝、古里、祖法儿、阿丹、榜葛剌、忽鲁谟厮、天方（阿拉伯）等二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每一个国家都单独叙述，记录航行路线，其地望、环境、历史、民族、文化、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物产、风土人情以及与明朝的交往。
费信，字公晓，号玉峰松岩生，回族，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人。十四岁时，代亡兄当兵，戍江苏太仓。因通晓阿拉伯文字，曾四次随郑和下西洋，受到重视，在任通事的同时，还任“教谕”[164]，负责对南洋诸国的教化。据记载：“……信每莅番城，辄伏几濡毫，标其山川、夷类、物候、风习诸光怪奇诡事，以备采纳。”[165]回家乡后，他整理有关记录，于正统元年（1436）编成《星槎胜览》。[166]该书分前、后集，对亚洲、非洲的四十余国和地区的地理位置、气候环境、风土人情、历史、民族文化、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物产等，做了扼要的叙述，在内容上类似于马欢的《瀛涯胜览》。书中包括《瀛涯胜览》所未涉及的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对于研究十五世纪初亚非各国，特别是下西洋船队抵达访问的三个非洲国家（竹步、术骨都束、卜剌哇）的基本情况，极有价值。书中对郑和船队访问各国的一些基本情况，有很多详细的记述。
另外，还有汉族学者巩珍，随从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宣德九年（1434）著《西洋番国志》一书，记录郑和船队第七次下西洋所经过的二十个国家及在各地的见闻。
二、《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的史学价值(www.xing528.com)
1.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中外交通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郑和率领船队出使西洋，开辟了中国到红海和东非沿岸的航道，扩大了明朝的国际贸易，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在世界航海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而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回族学者马欢和费信亲身经历了下西洋的过程，书中记载的是亲见亲闻，是实际航行路线、经过的忠实记录，具有极大的可信度和史料参考价值，为《明史》等一些正史编写郑和下西洋的路线和经过也提供了重要的可信史料。书中记录了郑和船队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东非等地三十多个国家的友好交往及政治、经济贸易关系，对研究郑和下西洋这一伟大壮举和中外关系史、中外交通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2.有关亚非许多国家和地区情况的记载，是构建十五世纪亚非史的基石。两书中对许多穆斯林国家的基本情况，尤其是其饮食习惯、服饰特点、婚丧礼仪、日常宗教教规等风俗习惯做了详细的记载，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两书对其他非穆斯林国家的情况也做了详细的记载，为研究当时亚非许多国家的基本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3.对科技史研究具重大参考价值。《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对庞大的郑和船队及单只船体的记载，说明明代航海技术的进步与造船业的巨大发展。书中关于瓷器和丝绸的记载，反映了明代手工业技术的先进。书中有关海洋情况的记载，尤其是各地危及航行的潮汐、波浪、漩涡等现象的记录，为了解海洋特征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书中对许多海洋生物的特点也做了详细的记载，为海洋生物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的历史思想
由于马欢和费信生活在十四至十五世纪之间明王朝兴盛的时期，他们的记述不可避免地带着“天朝上国”的大国思想色彩。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就是“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67]。费信在记载这些历史事件时，体现了明朝为天朝上国，将诸国看作“蛮夷”小邦。向许多“蛮夷”小国赏赐金银瓷器等，对个别不接受明朝赏赐的国王甚至以武力擒拿，归献阕下，作者也视为当然之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夷夏观念的延伸，同时也体现了明朝在当时中外关系中的强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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