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史学进入成熟阶段

十七世纪中期中国历史进入清朝时期，随着中央政府对西藏治理的加强，西藏的社会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汉藏文化交流更加频繁。社会环境的变化促进了史学的繁荣，藏族历史编纂学在继承前人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提高和发展，藏族史学走向成熟。

一、历史编纂旨趣的新变化

受佛教史观的影响，从总体来看，成熟期的藏族历史编纂学并没有打破佛教史学的编纂旨趣，史书大都仍以宣扬佛教，进行佛教教育为中心，许多历史著述如高僧传、教法史、世系史、寺院志等大多沿袭着前代的编纂传统。但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历史编纂观在清代不再一统天下，一些史学家反思人生历程，批评社会不良现象，关注社会发展，编纂旨趣呈现出新的变化。

《噶伦传》是多喀尔·策仁旺杰的一部自传体史著，这部史书同其他高僧传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通篇记录的全是佛教认为无关紧要的社会历史事实。策仁旺杰对其著述旨趣有明确的表述，称：“一生所为都将直言道，敢用文学把它写成书；即令难登大雅受嘲笑，亦为后人治史著其要。”[146]策仁旺杰曾担任过噶伦一职，经历了十八世纪西藏历史上几次大的动乱纷争。本着以史为鉴的目的，作者真实记录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对历史人物、事件也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如书中详细记述了阿尔布巴发动的卫藏战争，对颇罗鼐的英雄事迹及宽广胸怀予以歌颂，以激烈的言词批判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狂妄行为，又极力称赞清政府的治藏政策。这些内容记载之详细、历史批评意识之强烈在藏族文献中是较为少见的。可见，这部史书并非简单地记述其人生历程，为自己的政治业绩歌功颂德，还包含了作者对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此外，策仁旺杰的这部自传还有历史教育的旨趣。针对当时社会不良现象，作者以佛教因果报应为依据，劝诫世人弃恶从善，说：“若不认清是非，辨别善恶，一定要受到威力凶猛的护法神的严厉惩治，自食其果”，“世界上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学习良好的作风，对老百姓要公平合理地予以保护”[147]。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时人殷切的期望，对社会发展的高度关注。

丹津班珠尔是清代藏族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所著《多仁班智达传—噶锡世家纪实》记叙了作者及其父公班弟达二人约百年的历史。据作者自述，该书写作的主要目的是，“一方面让我的子孙后代有所启发，一方面也请读者们看看我们祖辈的善业。再者，像我这样政教无所建树之人，也想为告诫来者，以示善恶，当不无裨益乎？从中亦可吸取善良之言行”[148]。正是本着这一著史旨趣，作者不仅详细记述了父子两代的政事活动，还多次表达了后世子孙能借鉴其人生经验的期望。这种著史意图在藏族古代史学史中是很少见的。

编纂旨趣是一个时代史学思想特征的重要方面，清代某些藏族史学家用人生经历来阐述历史，表达个人的社会期望，反映出一些史学观念的新变化。从现代意义的史学观点来看，在佛教史观笼罩下的历史文献编纂中，能出现类似社会史的著作，并饱含着以史为鉴的社会责任感，确实难能可贵。

二、编纂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和发展

随着史学著作数量的增多，成熟期的藏族史学体裁不断丰富和发展，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有了较大的进步。

以人物传记为例，学者在从事人物传记撰写过程中，开始有意识地探讨历史编纂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传记体是藏族史学的重要体例，由于人物传记在宣扬传主的德行，为后人树立榜样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备受学者喜爱，清以前藏族学者已经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传记作品。至清代，人物传记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编纂理论和方法，反映出这一时期藏族历史编纂学已经到达一个新的高度。

一种是关于高僧大德的传记，这类作品强调传记的神圣性和传主的示范作用，希望通过撰写高僧传为后人指引人生道路，使世人对佛教产生无限的信仰，由此产生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宗教人物传记编纂方法。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在《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中对宗教人物传记编撰理论进行了初步探索。他认为，人物传记的传主必须是尊圣大德，其他人根本没有必要写传，即便是出现了这种传记，也不值一提。在著述的语言方面，他主张用悦耳动听的语言来撰写传记，称：“用无比的福德串联而成的美妙文句和词章，讲述圣人的行状乃是众生获得吉祥的使者。”[149]此后，法王周加巷在《至尊宗喀巴大师传》中对宗教人物传记撰写理论与方法作了进一步阐发。首先，他主张传记应记高僧大德，而一般普通人士所作的摧伏敌人、爱护亲友、经商谋利等只能算作传说、稗史之类，根本不能列入传记之林。对于传记内容，他说：“所谓诸圣贤大德的传记，不管是写其往昔历代转生的本生故事，或是写此生之史事，都必须写其较其他一般普通人士更为殊胜超越，及其稀有的身、语、意功德；尤其是必须述说他对于佛法所作闻、思、修三者的清净事业的情况，以及依此三者而获得善巧之功德，即精于讲说、辩论、著作三者。”[150]其次，法王周加巷认为写作传记必须通过各种方法突出传主的功德。最后，为了能达到普及教化的功能，他主张人物传记的语言应以易懂为主，但不是一味追求俗语，在一些地方要以优美的语言和诗词作为装饰和点缀，以达到歌颂赞美的效果，同时也使文章层次更加分明。重实践轻理论是藏族传统史学的重要特征，土观·洛桑却吉尼玛与法王周加巷的这些言论是对以往人物传记编纂的理论性总结，代表了藏族宗教人物传记编纂的一种典型范式。这一范式的定型大大推动了高僧传记的发展，使清代藏族宗教人物传记空前发展，撰写高僧传记的风气更为兴盛。

与高僧传相对应的，是世俗人物传记的编纂。清代世俗人物传记虽然比不上宗教人物传记兴盛，但在当时的社会中已经形成一种风气。撰写世俗人物传记的作者大多较为低调，只是述说或歌颂个人事迹，特别是世俗人物自传。丹津班珠尔在撰写《多仁班智达传》时说：“讲述我等所经历的旧事，并将这些都写成文字；定让智者鄙视他人嘲，实空耗精力浪费纸墨。”[151]但正是因为这种内心的紧张感，使这些世俗人物传记在撰写时采取了不同于宗教人物传记的书写方式，丹津班珠尔又自我解释说：“只要自己忠实地记述，那谁也不会借故责难”，“三宝作证，既无虚构，亦不隐瞒，乃据实而言”[152]。因此，记述人生真实的历史成为这些世俗人物传记的最主要特点。《颇罗鼐传》、《噶伦传》、《多仁班智达传》均以记录史事见长，开创了一种新的书写形式。世俗人物传记多强调信史的重要性，如策仁旺杰在《颇罗鼐传》卷首诗中云：“为了使事情行之有效，说实话自然大有裨益。”[153]在撰写语言上，世俗人物传记多强调语言的通俗易懂，如丹津班珠尔在撰写《多仁班智达传》时称：“为了尊卑人等便于了解，乃使用通俗散文。”[154]这些言论为人物传记的撰写提出了新标准，反映了清代藏族史学家对不同类型人物传记撰写理论和方法的探索。

除人物传记外，藏族史学史上另一重要体裁—教法史的编纂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与前代相比，清代教法史编纂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佛教的历史，使得教法史著内容更加丰富，形式趋于多样化。

从体例与内容来看，清代教法史著作可分为以下几种：(www.xing528.com)

一是综合体，所谓综合体即运用不同的叙述方式，从不同视角介绍教法史的传承。如松巴堪布·益希班觉的《如意宝树史》，全书首先简述了佛陀出世说法及住世情形，继而详细介绍印度、西藏、汉地、蒙古等地王统史和教法史传承，其中还涉及各教派的流传情况，显示出作者极为宽广的历史视野。在体例结构上，《如意宝树史》继承了前代史册综合体的编纂方法，书中综合运用了王统史、佛教史、表、方志、目录等方法，将不同的体例有机融合在一起。这是对以往史册的继承和发展，反映出藏族综合体的编纂法更加成熟和完善。

二是政教体，即政治史与教法史的紧密结合，如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的《安多政教史》和阿旺钦绕的《木里政教史》等。虽然这些史书均以宗教史命名，但从内容看这些史著将政治史与教法传承联系在一起，充分反映了在藏族历史上政治与佛教互相依赖的特点。同时，这些史书也为我们留下不少宝贵的社会史料。

三是文献学体。清代教法史著，除综合体史书中利用了目录外，还出现了以文献学为主要体例的教法史著，如仁增·吉林美巴的《涌莲藏真—藏传佛教前译派传承源流》。从体例与内容来看，该书效法《布顿佛教史》，除了叙述佛教史共有的内容如佛陀出世、佛教的传播外，着重论述了佛经经典的分类，论证了前译密续的真实性，特别是在为前译密续辨真时，运用各种文献考辨的方法，反映了清代藏族考证学的发展。此外，书中详细介绍了前译密续的刊刻情况，并收录了前译密续的目录，为我们了解藏族文献学提供了宝贵史料。

四是人物类传。如止贡·丹增白玛坚赞的《止贡法嗣》、《俄尔法嗣》，尼塘·曼嘉瓦的《桑浦法嗣》等。法嗣藏文名为gdan rabs，意为堪布、活佛等的传承。因此，这类书籍基本上是按照寺院堪布的传承记述几代高僧的生平，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来展示该派教法流传情况。

五是宗义书。宗义，意为“成就的极限”。宗义书是分析各派的观点，确立自己宗派见解的典籍，属于判教类文献。这类著作如二世嘉木样的《宗义宝鬘》和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的《述一切宗派源流和教义善说晶镜史》等。书中对各种宗教派别主要理论观点等加以述评解析，记述了各派的思想渊源，也可视作教法史的一种。

从总体来看，成熟期的藏族教法史在继承前代编纂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人的传承为中心、以文献发展为中心、以解析学术为中心等不同的编纂方法。同时，综合体例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又将教法史的编纂推向新的高度。故而，这一时期的教法史编纂内容丰富、方法灵活、形式多样，是清代藏族史学进步的重要体现。

三、弘扬佛教与追求真实有机统一的编纂思想

藏族史书基本上是围绕着佛教发展编纂的，宣扬佛教的编纂目的非常明确，个别记述世俗社会历史的典籍也深深地打上了佛教的烙印。故而藏族史著求义的观念非常浓厚，清代藏族史书的编纂思想同样也是如此。不过，追求佛教之真义，并不等于藏族史家随意书写历史，不再追求历史的客观真实；相反，从发展期开始，不乏注重考证的藏族史作，其书写真实历史的观念非常强烈。清代一些优秀的藏族史学家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在编纂史书过程中做了许多考证工作，突出表现了追求历史真实的编纂思想。

首先，清藏族史学家在撰写史书时大都对不可信的著作严加批判，强调书写信史的重要性。如五世达赖在撰写《一世—四世达赖喇嘛传》时“都取自可信记载口碑，绝不掺杂无稽的编造”[155]。在五世达赖撰写其自传以前已经有两部他的传记，由于种种原因这两部传记都无法作为信史，五世达赖对这种传记持否定态度。他批评嘉央旺杰多吉为自己所写传记说：“这部作品虽然文辞优美，但是取材失当，欠缺不全，不够详细，错谬颇多，所用资料不大可信。”[156]在撰写自传时，五世达赖基本上按照实录的原则书写人生经历，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真实的史料。松巴堪布的《如意宝树史》作为一部教法史书，在撰写时也非常注重史料的可靠性，称“然而有史多误失精要，部分过约且少实义故，兹言佛教形成及法王，持教适宜之说请善听”[157]。这说明在藏族史学家的观念中，尊奉佛教与书写信史并不矛盾，二者完全可以统一于史书编纂之中。

其次，旁征博引，考证史实。清代藏族史书的撰写，一般都要广征博引，从较为可信的史料中寻求论述历史的根据，如五世达赖为撰写《西藏王臣记》曾参阅过许多书籍，又从中反复详考堪做准绳之典籍，如《遗训首卷录》、《大悲观音法汇》，廓诺·迅鲁伯所著《青史》，蔡巴所著《红史》等[158]。同样，松巴堪布撰写《如意宝树史》时也较多地参考了《贤者喜宴》、《青史》、《印度佛教史》、《八十四大成就者传》、《西藏王臣记》等诸多较为可信的史书。对于这些堪称信史的史料，清代藏族史家虽多参阅，却并不盲目信从。如《青史》被公认为藏族史学史上注重考证的信史，特别是在年代学方面尤为突出，被后世史书广泛引用。松巴堪布一方面较多地引用了《青史》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多处对历史重新考证，反驳《青史》的一些看法。如他所编制年表中，记载第一绕迥金羊年史事说：“普琼哇·宣努坚赞生，《青史》言博都哇生于此年，但实际上生于火兔年。”[159]又记载第一绕迥金猴年史事说：“甲杜增在噶哇栋学习律法，《青史》说是水马年，应是此年。”[160]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以佛教史观为指导的藏族史学家为了弘扬佛教，史书中不断出现神秘夸张的文字，又从佛教的立场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显示出藏族史学求“义”的特点。同时，在史书编纂过程中，藏族史学家又特别注重史料的真实性，对某一人物的生卒年、某一事件的发生时间详加考证，并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反映出求“实”的特征。这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却有机统一于藏族史学求真的内涵当中，使史书能较好地容纳史学难以融合的两个方面，这是清代藏族史学编纂进步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