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族史学发展期现状

一、发展期藏族史学的新突破

承前代史学发展之余绪，十五世纪中期至十七世纪中期藏族史家在思维的广度和纵深上都有了质的飞跃，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出现了《汉藏史集》、《青史》、《西藏王臣记》、《智者喜宴》等一大批史学名著。王尧先生认为：“明代藏族史学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元代首创的史册类、教法类著作的发展和完善，二者呈结合的趋势。第二方面是多种新的史著体裁的出现，如王统记、人物传记、世系史等等。”[140]

此时期的《汉藏史集》、《青史》、《印度佛教史》等著作，就目录编排的形式而言是章节体，但从内容上看，这些史书的体例皆可归入纪传体或人物传的范畴，其编纂结构隐含的编纂逻辑是传承（教法）、时间（人物活动年代）、群体（教派、诸侯）等意义上的，年代和分类意识十分明确。传承史观在藏族史学思想的发展期已渗透藏族史家的内心。

发展期的藏族史学对前人著作的许多局限有明显突破，主观上的突破首先出现在传统题材的史书内部。如《青史》和《汉藏史集》在文字表述上趋于细腻详实，与复兴期藏族史籍的简约文风迥异，与之相应，史料也更为丰富。《青史》是一部佛教专史，《新红史》几近一部“纯王统史”，《印度佛教史》的视界则跳出了藏区，成为一部世界性的经典史乘，而《汉藏史集》的新题材又令读者眼前一亮。

发展期传统通史的代表作在分量上较前代更显厚重，在通而全的同时，内容上追求专而新。《米拉日巴传》、《玛尔巴传》和《后藏志》在客观上拓宽了藏族史学视域。这一时期的藏族史家们较注重对历史的评论，在史料搜集及疑古精神方面往往较前人更胜一筹，对史料的考释抉择总体上又十分审慎细致。

藏族史书基本上是围绕着佛教发展编纂的，宣扬佛教的编纂目的非常明确，个别记述世俗社会历史的典籍也深深地打上了佛教的烙印。从体例结构来看，藏文典籍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在篇首多有或长或短的赞颂诗，表达作者对佛的礼敬，这是其佛教史观对历史编纂影响的直接表现。从典籍的内容看，藏族史家多认为人世间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都是轮回无常，不值得去关注，最重要的是信仰佛教，脱离人世苦难。因而在选题与材料取舍上，均以服务于佛教为标准。五世达赖称：“世间俗事是破坏上师戒律的根源，可见这是很可怕的。”[141]在对历史发展的解释上，藏族史家一切是非褒贬多决于佛教，常将社会发展的动因归于是否遵守佛法。所有这些都表明藏族史著求义的观念非常浓厚，发展期藏族史书的编纂思想同样也是如此。不过，追求佛教之真义，并不等于藏族史家随意书写历史，不再追求历史的客观真实，相反，在藏族史学发展史上不乏注重考证的史作。如《青史》、《贤者喜宴》等都是藏族史学史上很有影响的史书，都包含丰富的考证内容，在史事考证上用力甚勤，其书写真实历史的观念非常强烈。

二、《汉藏史集》的共存互动型民族史观

《汉藏史集》由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撰写，于“阳木虎年写成”，大约是公元1434年。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二十五节，记述了萨迦派受元廷委托管理藏族地区行政、经济及宗教事务，有关萨迦各支派史实的记载颇为详实。在政教史的内容上，于阗王统、元代西藏驿站的设置，伯颜、桑哥的事迹，夏鲁万户及几大家族的历史、时轮教法传承等新内容皆为前代通史所不载。该书还增加了吐蕃饮茶和汉地碗的出现，吐蕃医学史、刀剑史等，以及诸多文化艺术的记载。该书简明流畅的文字，极受学者推崇。

该书一改前人通史多以《俱舍论》之世界形成说作为史书开篇的习惯，代之以叙事层次明晰的共时性历史民族观和历史空间观表述，让人在开篇看到的是一幅鲜活的民族地图。藏族的史书自然侧重于藏人这一历史主体，吐蕃王朝显赫的历史也是藏人心中的美好回忆。但藏人的佛教史观认为赡部洲（包括印度、汉地、大食、冲木格萨尔、吐蕃等）各族是平等共存的，相互间交往频繁，彼此影响，是一种共存互动型的民族观。

从书中所述可以看出，彰善瘅恶非该书的主要取向，叙事时主要是将各种王统史籍的资料摘要和汇集，解释之语多过评论之语，目的是使它们“聚集一起成为妙欲之宝藏，分散开来成为珍贵之原料”[142]。

三、开创综合体的《青史》

《青史》作者廓诺·迅鲁伯（1392—1481），是明代藏传佛教的著名僧人、佛经翻译家和历史学家。他出生于后藏达纳普，九岁出家，先后师从宗喀巴等六十多名高僧，又曾前往印度、尼泊尔听受教法，精通梵文，译有多部著作。五世达赖喇嘛在其所著的《西藏王臣记》中称赞廓诺·迅鲁伯是一般史学家奉为顶上庄严大宝般的人物。

《青史》主要记叙了后弘期佛教的复兴，教派、寺院的建立及传承，各派的高僧大德、经典等内容，是一部九世纪中叶至十五世纪后半期的西藏佛教史。十世纪后半期以后，由于西藏新兴势力的倡导和扶植，藏传佛教在朗达玛灭佛后得到复兴并不断发展直至确立。这一时期教派林立，各派经典丛现，百家争鸣，佛本在激烈斗争中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但在高僧鲁梅后，西藏不断形成僧权割据势力和大大小小的政教合一统治，给之后的藏族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因此，《青史》所记载的这一时期的史料就显得十分珍贵。

《青史》全书共分十五辑。第一、二辑为总述部分，除了讲述教法来源和各王朝世系外，主要叙述了西藏佛教的发展情况；第三至十四辑分别叙述宁玛派、萨迦派、甘当派（噶当派）、噶举派、息结派等教派的情况；第十五辑除了叙述僧众来源及问答外，还简略叙述了格鲁派（黄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廓诺·迅鲁伯对全书的布局谋篇是非常清晰而精细的。全书以藏传佛教发展为纲，以各教派为目，纲目分明，向我们清楚地展现了十五世纪以前的西藏历史，尤其是后弘期以来藏传佛教的发展史。书中对各教派高僧的记述，也向我们展示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让读者难以忘怀。这种编纂方法，吸收藏族史学中已有的教法史、传记体、编年史、王统记和世系史等多种题材及体例形式，加以融合，巧妙地组合成一部新型的全面叙述藏族史和藏传佛教史的著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综合体史书体例，将藏族史学推向了更高的水平。(https://www.xing528.com)

《青史》中的资料选取重在体现各教派的特点，而不以个人是非好恶定取舍。对一些资料的可靠性作者不易确定的，不是轻易地弃之不用，而是为后人的研究提供备用资料。每一辑中，除了叙述教法来源、经典、寺庙建筑情况外，着重讲名僧的史事及其弟子传承、法类传承和寺座传承的情况，着力于体现学统师承关系。

四、展示平民生活的尊者传记《米拉日巴传》

噶举派宗师米拉日巴（1040—1123）在藏人心目中是与佛陀等视的一位尊者。他出生于芒域贡塘地区，幼时丧父，成年后习本教咒术，后改宗佛教， 1077年向拉尔地方宁玛派荣敦拉迦大师求法，习“大圆满正法”。后经引荐到洛扎向玛尔巴译师求法，七年后学得玛尔巴的全部教法。1084年返乡，隐居吉隆、聂拉木附近深山洞穴坐静，潜心苦修那若巴密宗教义及瑜伽的“拙火定”等秘密真言九年，最后获得“正果”，领悟了所学之各种教法。米拉日巴习受密法，注重实际修持，以苦修著称。他一生为弘扬佛教教义，遍游西藏各地，收徒传法，扩大噶举派势力。

桑结坚赞敬仰米拉日巴的教行，传务实修。1488年，他以与弟子热琼巴问答的形式撰成了《米拉日巴传》。这种问答体显然是受佛经文学的影响，但在藏族史书尚不多见。该传将米拉日巴一生的两个重要时期，分为“轮回世间大行之部”和“寂静涅槃大行之部”两个层次叙述。从佛学的角度看，前者讲世间的共法，后者讲出世间的非共法。主题是一个凡人想获得大成就，必须在求法修行的过程中饿己肌肤，劳己筋骨，不逐名利，甘于寂寞。弗朗西斯·蒂索在一篇文章里评说《米拉日巴传》道：“传记化为一种密教修行的指南，它策划的修法之旅不仅属于尊者自身，而且能使读者获得利益、勇猛精进。”[143]

由于该传的一些情节将米拉日巴作为凡人来写，故而书中有许多乡土生活的内容，充满了常人的感情，为我们展示了一幕幕有别于精英史的藏族平民生活的场景，其中显现了鲜活的历史人性和百姓史观。

五、具有广阔视野的《贤者喜宴》

《贤者喜宴》，亦译作《智者喜宴》，作者巴沃·祖拉臣哇（1504—1566），系噶举派第二世巴沃活佛，他花了二十一年时间，于1564年完成了该书的写作。因其丰富的内容，成为藏学研究必备之书。该书结构宏大，内容在以藏传佛教史为主的同时，涉及印度和中国内地等地。全书总分为五编。第一编世间总论；第二编印度部分，内分四章讲印度佛教史和印度王统世系；第三编西藏部分，内分十章主要讲述吐蕃王朝史和藏传佛教史；第四编内分五章，分别叙述了于阗、汉地早期王统，西夏、霍尔（指蒙古）及汉地后期王统，及这些地方的佛教史；第五编五明文化简史，亦即藏传佛教文化史。

书中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尽可能地记述了吐蕃的职官、法律、军事制度等一般藏文史书中很少见到的内容，还收录了几则吐蕃赞普有关佛教的诏令，价值极高。该书对噶举派领袖人物与元明王朝的关系，也有许多细节的记述，弥足珍贵。

六、自觉反思历史的《新红史》

《新红史》由班钦·索南查巴（1478—1554）于1538年撰成。其结构分两个层次，即帝王纪和诸侯传，篇幅各占一半。帝王纪包括印度、香跋拉、西藏、汉地与蒙古王统，诸侯传标题为《关于汉蒙在西藏的统治》，下分二十个西藏地方势力。书中关于香跋拉及诸代本的题材都是前人几部重要通史所不载的新史料。在叙事上，该书详近略远，主次分明。作者在书中对佛教年代学有较多论证，其中不乏对前辈观点的否定，被意大利藏学家图齐称为“藏族的编年史”。书中对各段历史的小结，文简意赅，颇为精到。对历史人事直接或间接评价是作者历史哲学的一大特点，对各教派的持论也较公允，表明作者已具备了历史反思的自觉意识。在书的末尾，作者总结道：“对于善业，凡今日之一切地方首脑人士，均应按佛法而行，如是则广阔之王土即可求享安乐；如果蹈邪恶之友的欺骗、引诱行事，则势必导致连绵战乱。如是政教完美之事将如圆月普照，一切众生则可平安吉祥！”[144]

七、卫地外藏区历史著作的出现

拉萨卫地以外的其他藏区历史，卫地的大多数史家向来不感兴趣，多罗那他（1575—1634）的《后藏志》则是一部转换传统历史编纂视角的、别具特色的后藏地区志。后藏是雅鲁藏布江南岸支流楚河流域即以年地为中心的地区。该书记载一百多处佛寺、圣地，有详有略。一般古迹，扼要介绍其灵异的圣物或逸事。对江孜、白朗和日喀则等重要城镇，则饱蘸浓墨，从物产富饶、地灵人杰、佛教隆昌、光辉历史等方面做了铺述。对白居寺、乃宁寺、嘎东寺、曼隆寺、扎什伦布寺等藏传佛教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佛寺，用大量篇幅详细叙述建寺的缘起和经过、殿宇布局、灵异的圣像、珍贵的藏经、稀有的其他宗教设施、圣物的故事、名僧的事迹、法要的渊源、法统传承、堪布世系、寺主的系谱、文治武功的历史和兴佛建寺弘扬佛教的功勋等等，堪称寺志。全书史志浑然一体。多罗那他在介绍年楚河流域的名胜古迹时，不受教派偏见的束缚，对包括本教在内的各教派道场、圣迹、高僧大德的事迹和传说，均一视同仁采取白描的手法，客观地予以叙述。

古格堪钦阿旺扎巴于1497年撰成的《阿里王统记》，是一部阿里地区的王统史。阿旺扎巴是宗喀巴护持边地佛教的七大旗弟子之一，他“从卫藏复返阿里，住于东盖尔萨宁时，受到古格法王扎西沃德三昆仲的邀请，并向他求法，请他担任了恒河南岸的托林寺和罗当寺的上师，从此起日沃噶丹派（格鲁派）教法之阳光照耀于阿里地区”[145]。因阿旺扎巴对家乡历史很熟悉并担任过古格王室的国师，自然能获得大量阿里这一边远藏区的一手史料，同时历史上到阿里地区传法、旅行的藏族学者稀少，卫藏学者对阿里历史大多只是在著作中略略提及，故《阿里王统记》便成为见证这方古老藏区沧桑变化的珍史。《阿里王统记》在进入正题之前仍以藏族传统政教史之印度王统和吐蕃王统作为铺垫，意在阐明藏族王统史发展的源流。吐蕃王朝覆亡后，朗达玛的曾孙尼玛衮逃到阿里建立王权，其后裔形成拉达克王系、布商王系和古格王系。书中对几个王系的世系传承和历史发展进行了梳理，保留了极为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