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藏族史学的复兴

1247—1349年的萨迦时期，归附蒙元中央王朝的西藏，政治和社会环境较为稳定，藏族史学迎来了她的复兴期。其间几部代表作的一个基本倾向就是政教史逐渐成为一种固定模式，出现了以《红史》为代表的政教史和以《西藏王统记》为代表的王统史两种成型的且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史书题材。通史的写作和续修则说明史家已充分意识到历史源流的连续性。这一时期无论政教史或是王统史，佛教史观在历史理论的各种表述中都占有主导地位，即使是分享知识乐趣的史学功能也隐含弘扬佛教功德、使人心生信乐的意旨。

一、《拔协》增补部分

八世纪历史名著《拔协》的增补部分，有人说是后弘期的高僧库敦·尊珠雍仲（1011—1075）所为。[123]这部分史事以阿底峡入藏传法为下限，分裂时期的历史记载又较为详尽，据此判断作者大约是十二世纪的人，而篇末的结语则是作者史学理论的最好阐释：“关于佛法兴起的不同的历史记载虽然有很多，但有些是胡说、有些抱偏见、有些太简略、有些太零碎、有些又是伪作。而本书不违背从前各赞普王臣的论述，不违背印度和吐蕃的译师、班智达等的著作，不违背卫藏各地寺庙的修建情况，所以是佳善的、是确凿的、是认真写的、是好好说的。但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凡夫，所写书中，可能有错误。”[124]作者首先对秽史作了分类：胡说、偏见、简略、零碎乃至伪作，而该书正文及增补遵循三个“不违背”原则，所以符合良史的标准：佳善的、确凿的、认真写的、好好说的。要达到这些要求并非易事，历史哲学和历史编纂学素养不错的史家，往往就因表达能力不如人意而使史实无意间被歪曲，不能准确传达历史信息。作者在结语中接着说道：“众人皆知秘诀，谁还能当学者。著述莫要给人，牢记心中去说。写后放入箱里，有如墓中财宝。尊者谁若需要，可以对他讲说！以上就是对详细王诰的补充，完了。”[125]这段话说得隐讳含糊，作者在此自是想说明他（她）写的增补本是独一无二的史料，所以只能对有缘人开示，好似随葬品一般。仔细咀嚼书中内容后我们觉得作者说这番话正如他（她）未署名一样，原因极有可能是他（她）写了一段真实却为许多藏民忌讳的事情：朗达玛执政期间，“拉萨出现霜灾，庄稼生锈病，发生旱灾、兽瘟和人疫，赞普趁此机会对全体百姓说：‘拉萨发生人疫灾害，是怎样造成的，你们知道吗？’答说：‘不知道。’赞普说：‘我知道，就是那个叫文成公主的母夜叉，请来了不吉祥的夜叉之神释迦牟尼。’”朗达玛认为释迦牟尼搅乱了众神的统治秩序，而长于堪舆之学的文成公主为了使吐蕃归属唐朝，弄坏了许多吐蕃的风水宝脉，“她又让全体吐蕃臣民出家，不接触女人，专修佛法而断绝后嗣，想把吐蕃政权交付给汉地娘家。因为她改造破坏了吐蕃所有的地脉，所以得麻风病而死。尸体放在拉萨，没有坟墓，都是为此”[126]。藏族人对传染性极强的麻风病（mdzenad，又名癞病）十分忌讳。在佛教信众看来，文成公主是绿度母（s Grol-ljang）的化身，以《西藏的观世音》为代表，一些佛教史书认为文成公主最终与松赞干布、赤尊公主一道融入观世音像的胸际[127]，说她死于麻风病，这不仅是对她也是对佛教的亵渎。拉萨疫病的流行是释迦牟尼及文成公主所致自然是朗达玛出于本教观念对二人的诅咒，但在《拔协》与《如意宝树史》互证之下，文成公主、松赞干布和赤尊公主皆为麻风病夺去生命这一说法盖为事实，三人去世的时间则不一定相同或相近。因此实录这段历史难免招致后人诟病，当然作者可能还有其他的顾虑，故将此段结语写得有些语无伦次。增补部分展现出作者良好的史学素养，包括对历史的认知、对史料的把握、对编纂原则的确定、对良史和秽史的区分以及历史文学意义上清晰的叙事层次、细腻的历史笔法等等，这些正是增补部分的价值所在。

二、藏族政教传承体通史《奈巴教法史—古谭花鬘》

写作于1283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年）的《奈巴教法史—古谭花鬘》，是现今可考西藏归属中原王朝后写作时间最早的藏族政教传承体通史，作者是奈乌寺的噶当派僧人扎巴·孟兰洛卓，后人亦称他为奈巴班智达孟兰慈成扎巴[128]。此书向无刻本行世，1974年经海外藏族学者才班哲康整理方得以刊行。时任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的海尔嘉·于伯赫博士（Dr. Helga Übach）考证后认为此书不伪，1980年她又从达兰萨拉图书馆找出另一抄本，两相对证后于1987年在慕尼黑出版了此书藏文原抄本影印件、藏文标音本及德文译本的合刊本。王尧、陈践两位先生将此书译为汉文，刊于《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

《奈巴教法史—古谭花鬘》全书分三品，第一品为《古代吐蕃史》，第二品是《吐蕃佛教弘传史》，第三品则是《教法纪年之辨析》。这一编纂结构表明，该书是一部典型的政教史题材作品。此书一开始奈巴班智达就以地理空间的共时叙述作为全书导引，列出吐蕃王朝所在地理空间及其本部四十七个东岱的名称。此后，作者即进入王统的写作，并以别传形式补充各赞普的史事。别传的特点是明确的年代、年龄、年限等时间要素的高频率出现，如：“墀松（赤松德赞）铁马年春诞生于札玛宫。十三岁时丧父（此时母舅任执法副相），执政四十二年，五十六岁，木牛年于松卡城之东那地方，坠桥身亡。”[129]第二品起于吐蕃佛法弘传，终于后弘期佛教复兴，与《拔协》相比，作者对王统世系及佛教传承着墨更多。第三品是作者对教法纪年的辨析。所谓教法纪年就是佛教年代学，其核心是按佛陀预言辨明佛灭后教法还会存在多少年。奈巴班智达采用《增广悬记》的说法认为佛灭后“教法将存在五千年”，接着他以预言与历史相应，证明佛法之再度弘扬。可以说，佛教的兴→衰→兴是该书叙事的一条暗线。以体例而言，该书是一部事略体的通史，其中又有大事记、编年史等要素，但所有人事基本没有离开这条线索。

三、《布顿佛教史》的政教史观

《布顿佛教史》一书，全称为《善逝教法源流史·圣言宝藏》[130]，由元代大师级的藏族佛学家和翻译家一切智布顿仁波切·仁钦珠（1290—1364）于水狗年（元至治二年，1322）写成。《布顿佛教史》的藏文铅印本于1988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前此两年，郭和卿先生的汉译本也由民族出版社出版，题为《佛教史大宝藏论》。

《布顿佛教史》是一部纲目体著作，纲经目纬，层次分明。全书分为四大总纲：第一总纲是“明闻、说正法的功德”，讲的是佛法的功能；第二总纲为“明所闻、说之法”，是说佛法的内容；第三总纲称“如何闻、说及修学法”，论修习佛法的途径和方法；第四总纲讲“所修之法如何而来的情况”，追溯佛教的起源，内中加以闻、说互动，目的是阐明息苦痛、离烦恼、增智慧的佛法要旨，使众生能更好地理解佛法。纲下又分子目。书中对佛教文献非常重视，论述了很多佛教文献学的知识，如法的分类方法、藏地所译显密经典等，并收录了藏地所译及藏人所著目录。该书的主题在开篇礼赞中表述道：“得如穷人手中宝，是我嘉言无垢论，若以较量嫉恨心，正净立场难取信。无取但受甘露法，能除自心痛苦情，若能采取部分义，揣能灭除忧苦根。以此为除智贫乏，并对求义诸人士，增设广大法喜筵，‘大宝藏论’门启通。从中生出大小乘，各种意趣殊胜宝，随汝欲求取受时，愿由无碍意乐心。”接着作者又讲道：“依此可知，由卓越的诸法王继承人士，他们运用具足导师释迦王佛四神足的大军，战胜广大的魔敌，而以四摄隐蔽应化有情于成熟的境域，作出常转一切应有尽有法轮的诸大法王教政。这种教政是清净美好的抚治善规，能成为人天一切众生的利益与安乐的根本。”[131]诸法王指的是吐蕃时期兴佛的各位赞普，他们依照佛教教义和戒律制订了王朝法规（如松赞干布时期的十善法），使教政和谐。教政结合产生的善规令众生安乐，而该书就是通过闻、说两个层面来探讨生善之因，此因便是对佛教的信仰。不难看出，该书及前几部史书的作者已隐然受到教政互依、政教两利的史观支配，这是多数藏族佛教史家的习惯思维。

四、政教传承体史纲《红史》

蔡巴万户长名蔡巴·贡噶多吉（1309—1364），被布顿大师称为“博学多闻的智者”。他十五岁时即被委任为万户长，十七岁时进京朝见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得赐金银绸缎及袭职敕书。他在任期间，礼侍僧众，修缮寺院，并聘请好友布顿大师与他合作校订纳塘版《甘珠尔》，继以金、银粉复制将二百六十函校订成果写出，后世称此《甘珠尔》范本为《蔡巴甘珠尔》[132]。蔡巴万户在帕竹的反击战中溃败，贡噶多吉面对时局感慨万千，于藏历第六绕迥水龙年（元至正十二年，1352）将权力交给其弟后受戒出家，取法名为格威洛哲（d Gebavi-blo-gros），从此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贡噶多吉在佛学和史学上成就显著，《红史》便是他在史学领域的代表作。《红史》的得名是基于“古往今来之各种史册俱以各种颜色命名”[133]。该书不仅在藏学界，且在蒙古学界亦有较高地位。《呼兰史》是《红史》的蒙古语名。东嘎·洛桑赤列先生根据国内外七种藏文本对《红史》进行了校注，1981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这一校注本，陈庆英、周润年二位先生依据此本所译的汉文本由西藏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

按照汉文史书的体例分类，《红史》可以称为纪传体通史。该书特别重视政、教两个大系统及各个子系统的传承，加之文字简洁，故将《红史》称作第一部政教史题材成型的藏族史书更为恰当。

该书佛教史的较大比重与佛教史观直接相关，书中对藏地上古史的叙述也采用了《俱舍论》的佛教创世说及本土的猕猴变人说。客观来讲，每个民族的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与其文化积淀及传统信仰是密不可分的。对一个佛教民族而言，其史学著作不受佛教语境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在大多数藏族百姓的心目中，《格萨尔》的“传说”就是真实而神圣的历史，所以在此引入主位视角分析问题无疑是必要的。(www.xing528.com)

《红史》首次对中原、西夏、蒙古的帝统和王统进行了专题记述，与之相应，各族各邦的王统世系和藏传佛教的师徒传承是该书叙事结构的核心层次。类似的内容在前人史书如《拔协》、《奈巴教法史—古谭花鬘》当中已有记载，但不及《红史》这般系统。

五、为后人提供史料的《雅隆尊者教法史》

《雅隆尊者教法史》，作者是雅隆尊者释迦仁钦德。作者生卒年难以考订，其父扎巴仁钦曾做过八思巴的侍者，该书约于藏历第六绕迥火龙年即1376年（明洪武九年）撰成。

《雅隆尊者教法史》不仅在编纂结构上与《红史》相似，而且以体例来说也是一部政教传承体史纲，不同的是，作者对这种编纂结构特点的认识更为明确。释迦仁钦德提醒读者：“若愿列出目录，则摘其红字部分即可。而王统世系与历代上师均能自成篇章。又，若另行摘出吐蕃王统等，亦可辑成史书。”[134]该书这种可分可合的编纂层次是对《红史》“各取所需史料”的进一步诠释，同时清楚地表达了为后人读史写史提供史料的历史编纂观念。

六、《西藏王统记》

在藏族史学思想复兴期的几部佛教史和政教史作品之外，尚有一部王统史流传于世，此即萨迦派大学者索南坚赞（1312—1375）所写的《西藏王统记》，也有人按字面含义将此书书名译为《王统世系明鉴》。

《西藏王统记》各章史事虽相对独立，然作者却在每一章结尾做出铺垫，承上启下。如第二章讲释迦牟尼三身像之塑造及开光事，后半部分又述及苻坚迎取佛陀十二岁等身像事，从而与第三章联通。这种体例，类似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故该书可说是一部章回体史书。具体分析，从第一章佛教创世论及释迦牟尼兴佛史到第十七章松赞干布与二公主融入观世音像眉间构成全书主体，观世音是其中的主角，这部分内容具有明显的纪事本末体特点。此后讲述赤松德赞至雅隆觉阿系各吐蕃王统的传承，内容从简，是事略体的形式。作者只在第三章中将蒙元皇统述至元顺帝，总体史事仅及藏地分裂时期，故而算不上是一部通史。作者在谈到观世音的功德时并未单纯罗列一些事实或宣讲何种佛教义理，材料上选取较多的是一些生动的故事，如第六章《变化马王，利益众生》即取材自《大乘庄严宝王经》。该书历史文学的另一特点是在部分史事评价上运用象征手法。如热巴巾被谋杀后，“王之疆土犹如冬水，日渐下落，十善法律，如坏麦束，绳断分散，藏民福德，如油尽灯，利乐王治，如虹散空，罪恶行径，如大漠风沙，狂吹乱起，行善之心，如昨夜梦，渐就忘失。至于诸译师和受供高僧，皆以服役无人，各返乡里。所翻经典，其未竟者，亦唯弃之而已。诸喜乐佛法臣民，徒有悲伤，而亦无可如之何也”[135]。这段评价，含有多个比喻并列句，深厚的喻义是作者与历史共鸣的结果。

七、《朗氏家族史》

1986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藏文古籍编辑室整理的《朗氏家族史》藏文版。此书实际是以《朗氏灵犀宝卷》及大司徒·绛曲坚赞（1302—1371？）的《遗训史》为主体，合并其他珍贵史料而成，题为《朗氏灵犀详卷》，可说是一部朗氏家族史料汇编。阿旺和佘万治依照这一版本将《朗氏家族史》译为汉文，于1989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印行。

《朗氏灵犀宝卷》先说此宝卷之由来及价值，次说朗氏天神祖先的来源，再以简洁文字排列天神世系，内中多有神异传说。在编纂结构上实际是朗氏的天神、人主交错相间。绛曲浙桂后裔形成的各支系采用世谱体例简略总说。本卷的人物多按成就而非世次的逻辑来立传，是故世系、谱牒的特色并不明显。格言和训诫是贯穿本卷的主题所在，绛曲浙桂时期这样的内容更为集中。如他讲说有关俗务的教诫：“人是否贤良，应考察其行为；自己是否明智，应考察其计谋是否善巧；自己是否辩才无碍，应观待其谈话后是否后悔；自己是否富足，应（观待）其积累财富之后是否善于开销；自己是否是赞普（地方土酋），观待其不在任何场所矜持……”

《遗训史》是大司徒·绛曲坚赞的自传，具体的叙事结构也是按重大事件的发展顺序，从帕竹噶举传承一直讲到作者退位。作者的经历是全书的主体，起于藏历第五绕迥水狗年（元至治二年，1322年）作者担任帕竹万户长，止于藏历第六绕迥铁牛年（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作者写作这部《遗训史》。[136]

使用直接引语是本传最显著的语言特点，大多数史事为作者亲历自述，传后又附录了绛曲坚赞的遗嘱和道歌、京俄扎巴琼乃的教诫以及萨班致京俄的邀请信等一手史料。其史料之真实完整，是汉文《元史》、藏文《汉藏史集》等同一类史料无法比拟的。该传继承并发展了《朗氏灵犀宝卷》的家训史观，以作者自身的阅历经验向子孙开示做人执政的规矩道理。如绛曲坚赞自述其继任万户长后，“尽管我仅掌管文地的一半、雅隆的一半，但是我做到了无酒色的过失，坚持了僧人的情操。由于雅隆诸位善知识对座首职位意见纷纭，所以我豁出命来担任了座首职务。我用所得的礼物来维持政权。由于我不轻浮，所以政权才得到治理和有起色。如果我放荡不持重，要娶妻子，以后就会有三妻四妾，乃至同无数的妇人姘居。如果按此行事，此政权的管家、尊卑俗官、司膳官、侍寝官和官寨内所有的人都蓄养几个妇人而不顾及官寨内外的治理，则乃东将成为一座颓败破旧的客店”[137]。鉴古知今，作者非常清楚酒色对帕竹的危害和腐蚀，他的自律使帕竹复兴有了希望。家有家规，只有家族内部上下一心，才可能积聚实力与外敌抗衡。作者一生从修身、齐家以至治藏，身处逆境亦不忘自我批评。在该传的最后一节，作者用了较长篇幅述说遗训，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类：一、保持家族血统的纯洁。二、对属下的评价和安排。三、对外族人的态度。四、各个职位的官长应如何行事。五、一俗家弟子一般只能娶一妻，妻子应选择帕竹万户辖区中聪慧健美的高尚女子[138]。六、植树，以供寺院、民居及船只的修补。七、元室与萨迦衰败的原因在于为官者贪污腐化，勒索百姓，法纪废弛，妇人干政[139]。只有从以上人事中纳善抑恶，帕竹方能长久幸福吉祥。他的家训，情义真切，内蕴隽永，在今天看来，也是做人为官者值得借鉴的史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