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满族史学进展-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

自1644年顺治帝入关，清廷在全国的统治逐步确立，其政权是大一统的全国政权，因此其史学乃为清朝史学。但由于清朝是满族建立的政权，统治者是满洲贵族，所以，在清朝史学中，满族史学占有重要地位。其表现：一是实行文字狱，禁毁一切对满族不利的史书、文字，甚至删改古史书中的蛮夷戎狄等字词。二是史馆虽然汉、满、蒙学者皆有，但总裁、提调等负责官员多以满官为首，所撰史书都要送呈皇帝“圣裁”，保证了对修史的绝对控制。三是官修史书都有满、汉文两种文本，有的还有蒙文文本。四是特别重视满族史的修撰和辽金元少数民族政权史的撰修。这些，既是对入关前满族史学传统和定制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满民族因素在史学，特别是官方史学中的凸现。

一、官方史学的发达

入关后的满族皇帝，从顺治帝到光绪帝基本承袭了其先辈祖努尔哈赤与皇太极重视史学的传统，几乎都十分倾心史学，其中康熙帝与乾隆帝尤甚。当然，作为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倾心史学和重视史学，一方面表现在本人对于史书的喜爱和研读，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对于史学社会价值和功能的重视。康熙帝自己曾讲：“朕喜观史书，遍阅圣贤经传。”[103]他对于经史之学的研读可以说到了孜孜不倦的地步。“朝斯夕斯，怡然忘倦。”[104]康熙帝研读经史之学的目的在于汲取修身治国的历史经验。他说：“朕惟治天下之道莫详于经，治天下之事莫备于史。人主总揽万机、考证得失，则经以明道、史以徴事，二者相为表里，而后郅隆可期。”[105]康熙帝站在“人主”的地位，对于史书的研读与史学的重视不同于一般人。他对帝王教科书《资治通鉴》不仅经常阅读，而且还用心圈点校定。他说：“《通鉴》一书关于治道有为切要。虽不时翻阅，恐有阙略，故将《资治通鉴》、《纲目大全》诸书，皆以朱书手自点定。”[106]后来，将康熙帝点阅过的，并写有心得评论的纲目类史书编辑为《御批通鉴纲目》及其“前编”、“后编”。康熙帝还要求大臣们也要习读史书。早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他就指示：“凡文武官员，皆须读书，于古今得失加意研究。”[107]他还下令将朱熹的《通鉴纲目》翻译成满文，颁予满洲大臣悉读。乾隆帝深知，史学具有垂训鉴戒、彰善瘅恶、匡助政治的重要作用，故而特别关注史学，并亲自主持和控制史学活动。他声称“《春秋》天子之事，是非万世之公”[108]，把史学看作应该是皇帝亲自过问的大事。乾隆帝在位六十年，一直对清代官方史学给予高度关注，以至于对清代官修史书的体例、内容等等皆做裁决和审定。乾隆帝评析历史的集大成之作《御批通鉴辑览》，“以乾隆帝的有关谕旨、批语为核心，官方形成对历代史事与政权兴旺、正统承绪的系统性认识，划出历史评论之准绳，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也几乎都有了官方的定论”[109]。乾隆帝还明确谕示：官修的重要史书皆由“总裁大臣共同商榷，朕复亲为裁定”[110]，俨然以主持官方史学活动为己任。清朝对官方史学完全垄断。乾隆帝对官修史书进行了详细的审阅，凡所成新史书都要亲自过问审查。乾隆十二年（1747）续修《大清会典》时，乾隆帝指示：“著依《明纪纲目》事例，将稿本每成一二卷，即行陆续呈奏。朕勅几多暇，将亲为讨论，冀免传疑而袭谬，且毋玩日以旷时，诸臣其敬承之。”[111]以后史臣又陆续进呈所编修史书，终成定制。修《四库全书》时，乾隆帝不仅领导了对史书的禁毁活动，更对其体例、编排、人员、程序、修改，甚至许多具体问题，做出明确的指示。皇帝的重视，必然会得到朝廷的支持。依靠其人力物力上的优势，学术和资料上的优势，思想主导地位上的优势，清代的官方史学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兴盛和繁荣的时期。其特点：

一是数量众多，种类齐全。有清一代，特别是康熙朝与乾隆朝官方修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据统计，康熙朝官修史书二十三种；乾隆朝官修史书六十种。乾隆朝所修的史书在《四库全书》史部所分十五种类目中，除史钞与载记之外，其余各类均有官修的史书。这样的局面超过了官方史学发达的唐朝和宋朝。

二是机构健全，持续修史。清廷入关初期基本延续了入关前的修史机构，修史的任务主要还是由内三院来完成。当时，《清太宗实录》与《明史》撰修虽设有史馆，但是隶属于内三院。经历了清初的过渡阶段后，至康熙年间清代官方史学进入编纂的高潮。于是，清廷广设史馆，持续修史。清代根据修史的性质不同，开设很多史馆，概括起来，“可分为特开之馆、例开之馆、常设之馆和阅时而开之馆四类”。[112]所谓特开之馆，是专为修辑特定史书而开设。书成馆闭，不再重开，如《明史》馆、《三通》馆等。所谓例开之馆，是每至一定时间必应开办的史馆，如实录馆在一朝皇帝逝世后不久照例开办，玉牒馆每至十年开设一次。所谓常设之馆，即常设不闭、持续进行修史活动的史馆，如起居注馆、国史馆、方略馆等等。所谓阅时而开之馆，是指根据具体条件议定开设，以纂修接续性、系列性史籍的史馆，如会典馆、功臣馆等。方略馆的设立为满族统治者首创，其特点是每当相关的战事、事件一结束，撰修方略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将该事件过程中所有的谕旨、奏议等按时间顺序编排，以记录满族统治者的辉煌武功。

相反，清代在官方史学的挤压下，私家史学与官方史学相比较要逊色得多。历史考据学成为清代私家史学的大宗，大部头的通史性的史学宏著几乎没有。私家纷纷推向具体、零散历史问题的考证。大体可分为：一是历史考据，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梁玉绳《史记志疑》等；二是旧史籍内容的补充，如钱大昭《后汉书补表》、洪吉亮《补三国志疆域志》等；三是历史文献辑佚，如毕沅辑王隐《晋书地道志》、钱大昭等辑补《世本》等。这从另一方面折射出清代官方史学的发达和兴盛。

二、满民族因素在史学中的凸现

以史学作为思想文化统治政策的核心，是清朝最高统治者既定的政策。这与清朝是少数民族政权有很大的关系。靠八旗的铁骑，满族贵族建立了大一统的政权，军事上的强盛，代替不了文化和人数上的劣势。因此，清朝统治者在加强思想文化专制的同时，必然要凸现本民族的政治文化意识，在史学领域满民族因素的凸现是极为明显的。

纪实性满文档册从后金政权建立的天命元年（1616）编录，并形成制度。清廷入关后顺治朝仍然编录内国史院满文档册，到康熙朝才仿从汉族政权的传统做法记录起居注，并取代了内国史院的满文档册。但是，入关后的清朝国家机关，不仅保存公文、案牍的原件，更侧重于将其中资料录写副本，汇编成册。这些重新汇抄的档册，或按文书种类、或按专项事务编定，如上谕簿专门汇抄皇帝的明发谕旨、满文月折档专门汇抄满文的奏折、六科史书摘录各科处理过的题本、奏本。名目虽则繁多，但都是按年、月、日顺序编排内容，是十分规范的编年体档册。这种汇抄档册的方法，与入关前编录满文档册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从清代史馆人员结构上看，汉人、满人、蒙人都占一定比例，特别是汉人和满人，数量大体相当。在常设的起居注馆、国史馆、方略馆中，满人之馆额独有定数，国史馆、方略馆的总裁、提调等负责官员，大致是满、汉员额对等，且满员列名于汉员之上。起居注馆中满人略少于汉人，但馆中主事、笔帖式等则满人占绝大多数。在重要的非常设性史馆中，大体上是正、副总裁官满、汉员额持平或满官略胜，纂修官员则满、汉员额持平或略有差额，而提调、收掌等职则满人超过汉人，处于多数地位。唯《明史》馆以任用汉人为主，不过，馆中仍设有满总裁，而且最后成书时又在总裁之前以“监理”名义列上庄亲王允禄。

清朝从总裁直至收掌，各个层次的史馆之官都安排满族员额的做法，实际也源于入关前编纂《太祖武皇帝实录》的人员组成。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太祖武皇帝实录》修成，举行了盛大的进呈仪式。“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捧满字表文，希福捧蒙字表文，罗秀锦汉字表文，率共同修纂至满、蒙、汉笔帖式进呈。”[113]此后，清太宗宴请纂修官员，满官希福、刚林、詹霸、吴巴什等十四人，汉官罗绣锦、王文魁、杨方兴、张应奎等六人，满汉官员搭配而满官人数占优势。这种修史体制，在整个清代都制度化地延续下来。

入关前纂修的《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形式是每页分为三栏文字，分别以满文、汉文、蒙文书写。清入关后编纂实录改一页三栏文字为钞写满、汉、蒙文三种文本，且成为惯例。即实录告成，由实录馆缮写正副本五份，每份俱书满、汉、蒙文各一部。《清实录》仅光绪实录因未及完全修成，才没有满、蒙文本。从清太祖至清穆宗十朝实录，独有满文本依然保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并且存有清世宗、清高宗两朝实录蒙古文本。[114]

清代起居注记录、编辑始于康熙十年（1671），是清朝本朝史料的渊薮，而同时编写成满文及汉文两种。今满文起居注册从康熙朝到宣统朝皆有留存。“六科史书”，是朝廷六部分别录存的行政文书，编纂的目的就是以备修史取用。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六科史书都是满、汉文字兼书。

清朝诸帝的“圣训”，根据实录所载谕旨分类摘编而成。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编成的《太宗文皇帝圣训》六卷，凡一百一十一则，分二十三门。卷一论治道、训诸王；卷二训群臣；卷三谦德、宽仁、智略；卷四求贤、求言、辑人心、恤民、勤农、兴文教；卷五训将、励将士、怀远人、训诸藩；卷六恤降、招降、恤旧劳、敦睦、节俭、谨嗜好、禁异端。各朝圣训，一律缮写满、汉两种文本。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曰：“据实录馆奏称：屡朝实录、圣训清、汉文各一部，业已缮竣校对装璜。”[115]

清朝国史馆纂修的国史本纪，以编年纪事的方式记述清帝与朝廷重要政务，是本朝国史的纲领，也用满、汉字写成两种文本。目前满文本清朝国史本纪，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国史列传卷帙极大，不可能也没必要全部译成满文，但有些列传如《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分别写成满、汉、蒙文本；《恩封宗室王公表传》各为满、汉文本。[116]

乾隆时期纂修《皇清开国方略》，是以编年体记述清入关前开基创业的“宏功伟绩”，全书三十二卷，皆译成满文的文本。(www.xing528.com)

雍正年间创立的史籍《功臣传》，是记载战争中“抒中效命”文武官员与兵丁的事迹，随时予以续修。《国朝宫史续编》卷九十登录的六部续修《功臣传》，都有译成满文的文本。

清朝直到季年仍坚持起居注、实录等史籍译写为满、汉文本，就不属于实际的阅读和利用的问题，而是将民族政治文化因素注入官方史学的运行之内，也是清史学中满民族因素的重要表现。

清朝的官方史学对于本民族史的修撰特别重视。大者有：《八旗通志》二百五十卷，雍正五年（1727）始修，乾隆三年（1738）告竣，四年刊刻；乾隆五十一年重修，嘉庆四年（1799）刊刻。《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十卷，乾隆九年（1744）校刊。《盛京通志》一百三十卷，乾隆九年敕纂，十二年校刊，乾隆四十四年增订。《皇清开国方略》三十二卷，乾隆三十八年（1773）始修，五十四年刊刻。《盛京事迹图》五卷，乾隆四十年（1775）敕绘。《满洲源流考》二十卷，乾隆四十二年修纂。《钦定热河志》一百二十卷，乾隆四十五年勅辑。《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十二卷，乾隆四十六年（1781）修纂。《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乾隆三十五年修成。《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六卷，乾隆十二年修撰。《钦定中枢政考》一百六十八卷，乾隆五十五年校刊。《钦定国朝宫史》三十六卷，乾隆三十四年成书。（钦定宫史续编）一百卷，嘉庆十一年（1806）成书。还有，缮录和编辑《满文老档》、重绘《满洲实录》等。这些史学著述充满着满民族的特色。

基于清朝也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缘故，满族最高统治者早在入关前就很重视以前少数民族建立的辽、金、元政权的历史。根据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要求，顺治初年文官先后完成了辽、金、元三史满文与蒙文的节译。乾隆十二年（1747），朝廷刻成“二十一史”。乾隆帝认为：“辽、金、元之史，成于汉人之手，所为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然，故曰难。夫辽金元氏非若唐宋之兴于内地而据有之也，又其臣虽有汉人通文墨者，非若唐宋之始终一心于其主。语言有所不解，风尚有所不合”，加之以汉人“纪边关以外荒略之地乎，其不能得中得实亦益明矣”。[117]于是，乾隆三十六年下令编撰《辽金元三史国语解》。《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一书修成后，乾隆又下令以该书所定“国语”校勘《四库全书》中“凡关涉三朝事迹”，将不合之处“挖改划一”。[118]

在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下，满族学者的私人史学著述也日趋活跃。自入关至乾隆初年间，就有：康熙年间图理琛《异域录》一卷，马哈思《塞北纪程》一卷，雍正年间鄂尔泰《西林奏稿》，允礼《西藏日记》二卷、《奉使记行诗》二卷，乾隆初年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六卷、《松月堂日下旧见》六卷，常钧《敦煌随笔》上下卷，三宝《春华日览》等。

三、满族史学的奇葩—家谱

国家有史，地方有志，家族有谱。家族的谱书，即家谱，乃是一个家族历史的记录。它能从一个族群的发展反映历史时期的史事。所以，家谱也是一定时期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满族十分重视家谱的修撰。满族的先民就有记写档子的习俗，这种档子被认为是文字族谱的雏形。满族入关后，修谱续谱之风甚盛，几乎遍及满族各个姓氏和家族。因此，现有许多家谱存世，成为满族史学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在努尔哈赤起兵之前，女真人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是带有血缘关系的“穆昆”氏族组织。到了努尔哈赤时期，一方面，穆昆逐渐为牛录所替代，与此同时穆昆中的血缘关系，也为牛录中的官民关系所替代，审定编旗、人丁户口的登记皆在所属旗衙门的旗档之中。但另一方面，在八旗制度中氏族传统的影响仍然很大，其中八旗官职的任用就十分强调氏族关系。清廷在入关前，把佐领分为勋旧佐领、世管佐领、公中佐领。前两种，其职子孙可以世袭；公中佐领，其职子孙不得世袭。因此，承袭官职不仅要有敕书，还需呈家谱以证明其家世。清廷入关后，仍然延续这一制度。为此，雍正五年（1727）明确要求“凡系世职官员，令其预先缮造家谱，存贮都统衙门；其后若有应行增入者，令于岁底举报增入”[119]。然后，经八旗都统核实，上奏皇帝批准。辽宁省图书馆收藏的《八旗佐领袭职缘由宗谱》数十份，都是为袭职而抄录的家谱。满族“从龙入进京”后，远离故土，随旗驻防，迁徙四方，随着人口的繁衍，支派的增多，久而久之，宗族间只知同宗，不识别支。结果，本族源委分合不知；尊卑亲疏无序，十分需要“敬宗”、“收族”，收族就是修一家之谱。这样可使“世系次第有序，而尊卑可辨，本枝远近有序，而亲疏自明”[120]。同时，朝廷也提倡八旗满族都要修族谱。乾隆年间编修的《大清会典》规定，“凡八旗氏族，载在册籍者曰正户，童仆由本主所出户者曰开户，由所隶佐领别宗友，核真伪，稽远近，考其谱系”。驻防各地的八旗满族分散各地，且在人数上远远少于汉族，修家谱能够起到凝结和维系八旗满族的作用。所有这些都促使了满族修谱之风日益兴盛。

于是，满族不论是皇室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几乎每个家族都修纂有家谱。不同的是，朝廷修通谱，皇室修玉牒，贵族大姓修谱书，平民百姓修谱单。

乾隆初，朝廷官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以示提倡。乾隆帝谕旨称：“八旗满洲，姓氏众多，向无汇载之书，难于稽考。着将八旗姓氏详细查明，并从前何时归顺情由，详记备载，纂成卷帙，候朕览定，刊刻以垂永久。”[121]全书八十卷，于乾隆九年（1744）撰成，成为满族各氏确定其皇族身份的最权威依据。

朝廷设玉牒馆，专门负责满族皇家族谱《宗室玉牒》的修撰。玉牒分三种。第一种为帝系玉牒，将皇帝直系单独编纂成册，以突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内容简单，只收录皇帝本人及皇子。每朝皇帝名下列其诸皇子名字、行次、爵号，以嗣位皇子居中，其他诸皇子的顺序是左右一边一位依次排列，以右为大。第二种为宗室玉牒，以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为本支，其直系子孙的繁衍状况记入宗室玉牒之中。第三种是觉罗玉牒，以塔克世的伯叔兄弟为旁支，称其子孙为觉罗。觉罗玉牒记载了兴祖直皇帝和景祖翼皇帝子嗣的繁衍。顺治十八年（1661）开始撰修玉牒，此后每十年续修一次，形成定制，并严格遵守，直至清朝灭亡。所以，有清一代满族皇族爱新觉罗氏之家族谱系、人员状况极为清楚完备。

满族家谱一般在虎年续修，以取“龙腾虎跃”的吉祥之意。也有人丁少的家族在鼠年续谱，鼠繁殖迅速，以寓家族人口增添众多。续谱的时间一般在农历二月进行。到了续谱之日，全族人口欢颜聚会，族长洗手焚香后，打开谱匣，取出谱单。这一仪式叫“请谱”。之后，高悬谱单，族众瞻拜，称为“晾谱”。接着，按辈分向祖谱行叩拜大礼，是谓“拜谱”。礼毕，由族中文笔好的“秀才”续谱。这一仪式，实际上是生动的族教活动。

在清代，满族修谱出现了四次高潮。第一次是在“康乾盛世”时期，著名的有《福陵觉尔察氏谱书》、《尚氏宗谱》、《张佳氏哈拉宗谱》、《吴氏谱书》等；第二次是在嘉庆年间，主要有《李佳氏家谱》、《马佳氏族谱》、《萨喇嘛氏族谱》等；第三次是在光绪年间，修的谱书较多，主要有《永陵喜塔腊氏谱书》、《索绰罗氏统宗》、《伊尔根觉罗氏族谱书》、《白氏源流族谱》、《瓜尔佳宗谱书》、《赫舍里氏宗谱书》、《易穆查氏族谱》、《他嗒喇氏谱书》等；第四次是在二十世纪前期，重要的有《伊尔根觉罗氏族谱书》、《汪氏族谱》、《那氏族谱》、《盛京开原关氏宗谱》等。[122]

满族的家谱在汉族的家谱的基础上又有发展，更加完善，内容丰富而详细。一般包括谱序、宗派篇、家规、家训、世系表和附记等部分。谱序，主要记述修谱的意义、目的、缘起，概述本族源流、先人的业绩、氏族变迁等，如氏族通谱和部落移驻及旗属等；宗派篇，或称派语，即氏族行辈字，或谓世系源流歌，即特选二十或更多的吉字，编成五言歌，以供后世子孙取名作为辈分用字，避免考稽辈数无凭；家规、家训，主要记述氏族组织、族长的选举、职掌，以及特有的风俗习惯；世系表是家谱的正文，即谱图、谱注及小传、年谱等；附记，是一些未尽事宜的说明或补记。所以家谱是极为珍贵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