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满族史学史：入关前发展

一、最高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

满族最高统治者十分重视史学及其功能。努尔哈赤自初创基业的时候就十分重视学习历史，以了解历代政权兴亡的史事，特别是注意了解少数民族成就大业的史事。努尔哈赤对历史知识非常渴求，还要求诸子亦应如此。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曾向诸子说：“凡明国、朝鲜、倭子、蒙古等诸大国帝王，累是持善修德而得势之例，或具信邪恶，重财贱德而失败之例，以及各种道统我皆闻之也。虽闻之此良典善语，尚未觉慊，仍欲再问，再闻也！尔等诸子所闻所知，其多于为父我耶？志良典善语，尔等纵有闻知，亦应勤加闻之记之。”[86]努尔哈赤学习历史知识，最初是让人讲述汉文史籍，再后是由通晓满、汉文字的文臣翻译汉文史籍。在努尔哈赤时期翻译的汉籍有《大明会典》、《素书》、《三略》等书。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也十分重视历史知识的学习。他仍把让人讲史，作为习知史事的主要方式之一。对于史书子书的翻译比以前有了较大的发展，如《通鉴》、《孟子》、《万宝全书》、《三国志》、《六韬》、《武经》以及节译辽、金、宋、元四史等等。由此，渐使“满洲人不会曾闻知之典故文义，由此通晓之”[87]。

满族的最高统治者特别注重学习和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如北方辽、金、元三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尤其是金史，目的在致用，即善善恶恶，以史为鉴，成就大业。史载：努尔哈赤曾亲自向蒙古贝勒讲述金朝的史事，从中汲取少数民族政权战胜汉族政权的历史经验，以鼓舞斗志，并说明图大业当皇帝并非中原汉族的专利，而是“无道失天下，有德成帝业”[88]。皇太极指示：“朕观汉文史书，殊多饰词，虽全览无益也。今宜于辽、宋、金、元四史内择其勤于求治而国祚昌隆，或所行悖道而统绪废坠，与夫用兵行师之方略，以及佐理之忠良，乱国之奸佞，有关政要者，汇纂翻译成书，用备观览。至汉文正史之外野史所载，皆系妄诞，此等书籍，传之国中，恐无知之人信以为真，当停其翻译。又见史臣称其君者，无论有道无道，概曰天子。殊不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必有德者，乃克副天子之称。今朕承天佑为国之主，岂敢遂以为天之子为天所亲爱乎？傥不行善道，不体天心，则天命靡常，宁足恃耶！”[89]显然，皇太极用史实，阐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历史规律，少数民族一样可以主宰天下的道理，为满族即将取代明朝而获得天下寻找历史根据。据记载，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皇太极曾在翔凤楼召集诸亲王、郡王、贝勒、固山、额真、都察院诸臣，命内弘文院大臣读《金世宗本纪》。而后皇太极训示道：“尔等审听之，世宗者，蒙古、汉人诸国声名显著之贤君也，故当时后世咸称为小尧舜。朕披览此书，悉其梗概，殊觉心往神驰，耳目倍加明快，不胜叹赏。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乃知凡为君者，耽于酒色，未有不亡者也。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辄以为朕不纳谏。朕试设为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中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与争锋。尔等其谨识朕言。”[90]这一段训示，显示皇太极对《金史》多么熟悉，而且从中体会出很多的历史教训，从而对满洲人如何保持骑射传统，以武力夺取江山保住江山做出极有价值的决断，历史的功效在他这里发挥到极致。

二、建立修史机构内国史院

满族最高统治者对于史学的重视还表现在建立修史机构，并规定明确的职责。努尔哈赤后金政权时期就已设有文馆或称书房的从事文字事务的机构。尽管它不是专门的修史机构，但已具有了记载史事、保存档案材料和翻译汉文史籍的功能，并兼讲论经史的职能。至1629年（清太宗天聪三年），皇太极将文馆人员分为两职，即翻译汉文书籍和记录本国史事。“其后文馆人员有扩增，职能也日益扩展，如起草国书、政令及其他文件，主要官员参议政务、出使外国或巡视各地等等。”[91]由金更清，清政权统治扩大和政务增多，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皇太极于1636年（天聪十年）三月下令：“改文馆为内三院，一名内国史院，一名内秘书院，一名内弘文院，分任职掌。内国史院职掌，记注皇上起居、诏令，收藏御制文字。凡皇上用兵、行政事宜、编纂史书、撰拟郊天告庙祝文，及升殿宣读表文，纂修历代祖宗实录，编纂一切机密文移及各官章奏掌记官员升降文册，撰拟功臣母妻诰命印文，追赠诸贝勒册文；凡六部所办事宜可入史册者，选择记载；一应邻国远方往来书札，俱编为史册。内秘书院职掌，撰与外国往来书札，掌录各衙门奏疏及辩冤词状，皇上敕谕文武各官敕书，并告祭文庙，谕祭文武各官文。内弘文院职掌，注释历代行事善恶，进讲御前，侍讲皇子，并教诸亲王，颁行制度。”[92]内三院成为地位较高、组织比较完备的中央行政机构。其中，在内国史院的职掌明确规定是记注史事、收藏和纂修史册。内三院的基本建置保持到清廷入关后的1658年（顺治十五年）。

三、满文老档的编纂

满族史学产生于努尔哈赤时期用本民族文字—满文文字记录档子，并汇编成册的基础上。乔治忠指出：“满文档册的出现标志着满族政权具有自身特色的史学已经萌芽，它不是在承袭中国二千多年传统史学成就的基础上产生，而是中国史学上又一旁支的兴起。”[93]

本来，满族有语言无文字，蒙古文是当时主要的应用文字，汉字也使用，但很少，因为当时认识汉字的人很少。《李朝仁祖实录》载：“绍兴府会稽具人龚正六，年少，客于辽东，被抢在其处，有子侄群妾，家产值万金。老乙可赤号为师傅，方教老乙可赤号儿子书，而老乙可赤极其厚待，虏中识字者只有此人，而文理未尽通矣。”[94]“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虏中识字者”，即识字者，只有龚正六一人。(www.xing528.com)

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额尔德尼和噶盖等人以蒙古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满文后，努尔哈赤就命额尔德尼负责记载档子。“额尔德尼巴什将聪睿大英明汗所建立的一切善取来加以记录，此时经常的书。”[95]满文档子有各种不同的种类，其中汗的档子是主要的，它以编年的方法，主要记载汗的军政活动和言论，及其相关的事项，然后汇集成册，形成档册。此外，地方衙署和八旗各旗也有档子。1623年（天命八年），努尔哈赤指示八贝勒都要设立档子。记事性档子在努尔哈赤时期先由文馆负责，后改由内国史院负责。这些档子主要可分为两种，一是公文案牍的汇存；一是满文记事性档册，即官方的历史记载。现存汗的档子记事是从1607年开始的，然而将记录汗的档子作为定制是从1616年（天命元年）开始的，此前的记录是记载者追记的。[96]至此，这种以汗的档子为主的记事性档子的编录，不仅持续了清太祖、清太宗两朝，而且入关后的顺治朝仍继续编录内国史院满文档册。这种从政权建立始就不断编录的历史载籍，在古代各少数民族政权中极为罕见。

起初，这种记事性的档子记载的内容和条目比较少，主要是对于重大军政活动的简要记载。后来的记载比较详细。如记载对将士的赏赐，必详列各种物品的清单；记载战争过程时，凡行军、接战、俘获以及天气情况、人物对话等等细节，均有描述；记载案件，即将时间缘由、告发过程、辩解情况、裁决和处分等全盘叙次；对公文、信件、誓词之类，则详录全文。同时，记载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举凡战争场面、对外交涉、行政规章、八旗事务、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社会习俗、案件纠纷等方面大小事件皆有记述。这种按时间顺序，内容详细，定期成册的记事性档子成为系统详尽的史料。现存的《旧满洲档》，就是清入关前以记事性内容为主的满文档册[97]。满族史学就是在这种档册的基础上形成的。

《满文老档》是在《旧满洲档》基础上整理编纂而成的。清入关前的这部分满文档册，在清廷入主中原之际，随同其他许多文件一起转运到北京，一直存放于内阁大库之中。《旧满洲档》即是清廷入关前成册的记事性满文档子，共四十册。所记史事起自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至于清崇德元年（1636），中间年月有所缺失，即使内容也有重复。各档册大多以时间顺序记述史事，但也有公文、敕书及杂乱无年月文件的合订。档册的用纸，为明朝旧公文纸和高丽笺纸。清太祖时期的档册明朝旧公文纸和高丽笺纸皆有，清太宗时期的档册皆为高丽笺纸，大部分内容是用无圈点老满文记述。乾隆六年（1741）七月，乾隆谕令编撰一部无圈点老满文字典，以便于辨认这部分老满文档册。内阁大学士鄂尔泰等在进呈这部辞典的奏疏中同时提出：“在查此档因年久残缺，既期垂之永久，似应逐页托裱装钉，为此谨奏旨。”[98] 乾隆准奏，于是，当时所见及的三十七册入关前满文档册，得以整理和装裱，并以《千字文》之字样给各册编定字号。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一月开始，清廷又对这三十七册满文档册重加抄录，继而以当时通行的新满文再作缮写。形成老、新两种满文文字的抄本、正本、副本共六部，藏于北京与盛京宫中。这批重抄的满文档册，在民国初年比原档更早地被发现利用，以《满文老档》的名称流行于世。《满文老档》比原档删略了一些重复的内容和一些字迹不清的部分，基本是忠实于原文的。乾隆时装裱过的那三十七册旧档册仍长期存于清内阁大库，直到1931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在整理清朝档案文献的工作中，才陆续发现了这批档册，1935年又发现了乾隆朝未发现的另外三册。这四十本档册历经辗转，今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1969年，如数影印出版，题名为《旧满洲档》，以与《满文老档》相区别。正因为如此，所以有学者称之为“满族贵族入关之前的一部官修史籍”[99]，也是不无道理的。其价值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承认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部落及其生活在东北等地的各族人民都是中华大地一个整体中的，当时明朝对其都有直接的册封；二、概括了满族入关之前的社会生产发展状况，有利于进一步澄清满族社会性质问题；三、它是满族入关之前政治制度建设史；四、它反映满族入关前生活在东北地区各族人民（包括汉族）生活情况。[100]

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编纂

天聪六年（1632）十一月，书房秀才杨方兴上疏请修实录，得到皇太极同意，并委派以希福、刚林等人为首负责撰写，撰修工作先由文馆负责，后转至内国史院直接负责。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书成，名《太祖实录战迹图》八卷，史料均来源于太祖时期的满文档册。记事起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至于天命十一年（1626），记述了满洲发祥及努尔哈赤的战绩，并独出心裁地为努尔哈赤的事迹绘制了八十七帧图。每页三栏，分别用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乾隆四十六年（1781）又重新绘写，并改题书名为《满洲实录》。这是满族入关之前的第一次官方正式的修史活动。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是在《太祖实录战迹图》基础上编纂的。编纂开始的时间当在天聪六七年间。天聪六年（1632）十一月，杨方與《条陈时政疏》向皇太极建议“编修国事”，使“千万世后知先汗创业之艰难”。[101]此年，皇太极谕文馆儒臣曰：“尔记载诸臣，将所载之书宜详加订正，若有舛讹之处即酌改之。朕嗣大位，凡皇考太祖行政用兵之道，若不一一备载、垂之史册，则后世子孙无由而知，岂朕所以尽孝乎！”[102]说明《太祖武皇帝实录》当在编纂中。《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又名《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共四卷，主要记载了努尔哈赤一生的活动和后金兴起的重大史事。崇德元年（1636）完成纂修，原题名《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极仁孝武皇帝实录》。后以此蓝本，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修订，《清太祖实录》最后成书于乾隆四年（1739），乾隆御制序，鄂尔泰、张廷玉等任总裁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