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时期蒙古族史学-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全二册

从十四世纪后期起，蒙古族的历史发生了很大变化。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蒙元政权在中原的统治结束，蒙古族政权退归蒙古高原，回到了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此后到十七世纪中期清朝统一的近三百年间，重返朔漠的蒙古族一直缺乏一个稳定而有力的政治中心，生产生活流离不定，经济文化都受到了影响，史学上的建树亦甚微。欧洲和中亚四大汗国的统治也日益解体和衰落。相应地蒙古族的史学也受到了影响。蒙古政权的史著数量甚少，此外就是中国明朝和中亚察合台后王诸国所撰写的有关蒙古的史著。中亚察合台后王诸国所著有价值的蒙古史事著述，因其已非中国史学史范围之内，故不述。

一、蒙古文史著

十五至十六世纪被称为蒙古史学上的“黑暗”时期。现今可见的蒙古文史著主要有两部，一是《阿勒坦汗传》，一是《白史》。

1.《阿勒坦汗传》

《阿勒坦汗传》原题为《名为宝汇集之书》，正文中又有《转轮王阿勒坦汗生平的名为宝鉴之略传》、《天圣阿勒坦汗之善行传记》、《转轮王阿勒坦汗传》等称谓。作者佚名，乔吉先生认为：“是侍于阿勒坦汗左右的一位通晓佛教的人物，大概是一位喇嘛。”[67]书约成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

阿勒坦汗，明朝文献书作俺答汗，是答言罕之孙，蒙古土默特万户领主，为明代蒙古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自十六世纪二十年代登上历史舞台后，不久便把蒙古右翼三万户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成为右翼三万户的盟主。他的历史业绩很不平凡，但最突出的是两个方面：一是不屈不挠地谋求与明朝建立正常关系，终于在1570年（明隆庆四年）与明朝达成“隆庆和议”，实现了蒙古右翼与明朝通贡互市，开创了右翼蒙古与明朝数十年友好往来局面。再就是引进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他于1578年亲赴青海与西藏藏传佛教格鲁派首领锁南坚错会晤，宣布蒙古从此取缔萨满教，信奉佛教，又与锁南坚错互赠法号，俺答汗赠锁南坚错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赠俺答汗以“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并在库库河屯（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修建黄教寺院，致力于黄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阿勒坦汗传》的记事，在简述了成吉思汗至答言汗的史事后，重点记述了俺答汗的生平业绩，包括其世俗和宗教方面的重大举措，记事至其后裔那木岱彻辰汗统治时期。其中有关俺答汗及其后裔引进和传播藏传佛教的内容最丰富，反映了蒙古文化观念的重大转变。行文为诗体，体现了其时蒙古人在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和蒙古史家文史兼行的史学传统。

2.《白史》

《白史》（《察罕·图克》）又称《十善福白史经》。今传抄本序言中称：“并行不悖政教两道之纲领—《十善法白史》，初由查克拉瓦仑彻辰皇帝编著。后经呼图克图·绰克查松·吉鲁肯·岱青·彻辰·洪台吉预知其真意，自松州城觅得之，并与维吾金氏比兰纳失里·微征固实之古本相校核，精心酌撰修订，至顺元年写就。”[68]不少学者据此认为该书原著者“查克拉瓦仑彻辰皇帝”为元帝忽必烈。十六世纪中，蒙古鄂尔多斯部呼图克图洪台吉发现了该书，他又收集到比兰纳失里所藏抄本，将二本校勘整理，流传下来。从而断定该书是元代所撰之蒙古文史书。但揆之史事，元朝皇帝虽自八思巴始予藏僧首领以国师之号，尊崇其宗教地位，但元帝绝无在王朝“五色四夷”推行政教并行制度的事实。降而言之，元朝皇帝或许曾有这样一道圣旨，那么，这样涉及王朝政体的重要敕令，在元代的文献中一定应有反映。但就目前所见到的元代文献，见不到此敕令的影子。因此，此书所载内容不可能是元代的历史，甚至不可能是元代的史料文件。另外，该书的行文也不像史体。特别是从该书序言行文来看，也很不伦，所言“至顺元年写就”一语，尤不可解。如以“初由查克拉瓦仑彻辰皇帝编著”论，忽必烈帝无至顺年号，不沾边；如以“维吾金氏比兰纳失里·微征固实之古本”论，那比兰纳失里是著者还是收藏者？如为呼图克图·绰克查松·吉鲁肯·岱青·彻辰·洪台吉“以古本校核，精心酌撰修订”写就之年，那差得就更远了。据此推测，此书当是后世假托之书。其著作时代当在明代蒙古大兴藏传佛教，俺答汗与格鲁派藏僧锁南坚错互赠封号之后。李保文著文认为：“在元代尚未形成产生《白史》的思想基础。”断其非元代之书。又言“洪台吉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利用一些片断的历史资料，为黄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寻找历史根据，夸大地追述了忽必烈合罕的宗教政策，编成了这部《十善法白史》，其成书年代当不早于1540年代，不晚于1586年”[69]，对该书的写作时间、背景与目的分析入理，但论定该书为库图承克台洪台吉编成，也难为定论，很可能是时代还要晚一点的人为了提高这部作品的权威性，将忽必烈、库图承克台洪台吉这样的大人物搀于其中。其撰著时代不早于库图承克台洪台吉，不晚于佚名之《黄金史纲》。《白史》是十七世纪流行的藏传佛教史观指导下的蒙古史学的先声。

该书文字不多，内容第一部分为卷首语，第二部分为序言，第三部分是主体，记述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阐述政教并行制度简史，即发自印度，传至西藏、蒙古的政教制度；（2）记述僧教系统各级职位与晋级制度、高中低三级经主喇嘛的侍从官员的级别、名称；（3）记述世俗系统的各级职位与分工。第四部分记述佛教徒的五个节日和蒙古人传统四大祀的日期和意义。第五部分规定了僧俗两界的行为准则和赏罚制度。第六部分为结束语。其核心主旨是要实行政教并行的制度，及这种制度的社会构架和运行规则。

尽管《白史》的成书疑点甚多，但它所述的内容，特别是政教二道并行的思想对后世蒙古社会、蒙古史学产生过很大影响。《白史》中所列举的宗教和行政职位及其所管职责、僧俗犯各种罪的惩治条例及立功受奖规定等，是藏传佛教对社会的理想管理体制的一种期望，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白史》所体现的历史编纂学法则，即将印、藏、蒙的历史贯穿起来叙述，为后世蒙古历史编纂学所效法。

十五至十六世纪的蒙古族史学，从其硕果仅存的两部著作来看，其内容上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藏传佛教文化的渗透。《阿勒坦汗传》是以阿勒坦汗引进与奉信黄教而津津乐道。《白史》实际上算不得什么地道的蒙古史书，而是附会元帝的诏敕和元代的个别史事，阐述黄教的政教理论，为在蒙古更深广地传播黄教张本，反映了蒙古传统史学向藏传佛教史学的转型。

二、明人的蒙古史著

在蒙元政权退居蒙古草原的近三百年间，与之接触最多的是明朝。蒙古的动向一直受到明朝朝野的关注，留下了不少蒙古史的专题著述。(www.xing528.com)

1.《元史》的修撰

《元史》是按照中国封建史学的惯例，由明朝官修的蒙古王朝史。就史书的撰著主体来说，《元史》不能算作蒙古族史学的直接成果，但它如同《世界征服者史》、《史集》一样，是古代蒙古史的最重要的史著之一。对于明朝来说，元朝是一个异族统治的王朝，但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承认蒙元王朝的正统地位，称：“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70]而为之修史。

洪武元年（1368）八月，徐达率军攻入元大都（今北京市），就学汉之萧何，将府库图籍封闭，派了一千士兵把守宫殿之门。他得到的元档案图籍，成为修元史的最基本史料。次年，明太祖诏修元史，说：“近克元都，得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记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又说：“自古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元主中国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然昧于先王之道，酣溺胡虏之俗，制度疏阔，礼乐无闻。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颠危，虽间有贤智之臣，言不见用，用不见信，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间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君子或隐或显，其言行亦多可称者。今命尔等纂修，以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71]于是以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汪克宽、胡翰等十六人为纂修，设局修《元史》。当年八月就修成了除顺帝纪以外的本纪、志、表、列传共一百五十九卷。然后命欧阳佑等到北平采访顺帝一朝事迹，同时诏令天下进呈相关史事。洪武三年二月，第二次开局，至七月告成，又修出顺帝朝纪十卷，志五卷，传三十六卷。《元史》全书总计二百一十卷，记载了从成吉思汗元年（1206）到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蒙元一百六十余年的历史。

《元史》体例一遵中国传统正史，本纪记王朝大事，列传记人物行事，志记典章制度，表列世系及职官等类统序。《元史》的资料，本纪主要是抄撮“元十三朝实录”而成；志大部分取材于元《经世大典》；传是根据元历朝纂集的后妃、功臣传和私人家传、神道碑、墓志铭而成。这些原始资料就是元朝称为“国史”的那些史料文献。元历朝实录今已不存，有元一代典章制度的汇编《元经世大典》、《大元通制》等也残缺零散，元代的私人家传、行状、神道碑、墓志铭于今也留存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元史》不仅是记述蒙元史事的史著，也是反映蒙元史学成就的最重要的著作，元代的史学成果均赖《元史》存其大体。

对《元史》的纂修，中国封建史家多疵其粗疏。如果从史料或史学史的角度去看，粗疏的责任是在明人，粗疏的结果却是更多地保持了元代形成的史料史学著作的原始面貌。《元史》纂修的史学贡献，一是在中国史学链上保留了蒙古族王朝的历史地位，承认“异族”建立的一统政权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皇朝，而为之修撰“正史”。二是最大限度地保存了蒙古族统治中国的历史资料和史料、史学著述的大体面貌。

2.《吾学编》及其他蒙古史撰述

明代学者首开为退出中原的蒙古族著史之例的是郑晓。郑晓（1499—1566）于嘉靖中撰写纪传体明朝当代史，名《吾学编》。书中为蒙古立了传。因明人蔑称蒙古为北虏，故该书的蒙古传记名为《北虏考》。内容记述自元顺帝退出大都（今北京）后，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之变”一百八十余年间蒙古的历史。《吾学编》是明人著纂的第一部当代史，其为蒙古立传，就是肯定了蒙古的存在与历史地位，开明人为蒙古著史之先河。

其后明人撰著蒙古史者所在多有，如王世贞（1526—1590）的《北虏始末志》、《三卫志》，冯时可的《俺答前志》、《俺答后志》，叶向高（1559—1627）的《四夷考·北虏考》等，数量颇多。其中最有特色的是萧大亨（1532—1612）的《北虏风俗》附《北虏世系》和瞿九思的《万历武功录》。

萧大亨多年任明朝北边封疆大吏，与蒙古有过频繁的接触，据自己所了解的蒙古情事著作为书。《北虏风俗》以记述蒙古社会内部情况较详为其特色，分匹配、生育、分家、治奸、治盗、听讼、葬埋、崇佛、待宾、尊师、耕猎、食用、帽衣、敬上、禁忌、牧养、习尚、教战、战阵、贡市二十目，记述了蒙古社会生产、生活各个层面的情况，条理甚悉。所附《北虏世系》记蒙古答言罕后裔世次，表列其子、孙、重孙，至七世孙数代首领姓名、驻牧地、存殁情况、与明朝互市地点等，是极具史料价值的蒙古史专题著述。

瞿九思曾被诬获罪，流放北塞，注意收集有关蒙古的材料。平反后，感激皇恩，著为《万历武功录》，以彰显万历朝的治边业绩，于万历四十年圣寿节进呈朝廷。全书十四卷，有十一卷记述明代蒙古史事，为一百多位明代蒙古大小首领立了传，仅《俺答列传》就长达七万余言。内容翔实，较全面地记述了明初到万历十一年（1583）蒙古的历史活动及与明朝的关系。

明人所著明代蒙古史著总体上还属专题史料的性质，但却给所谓黑暗时期的蒙古史学带来了一束光明。

十五至十六世纪的蒙古史著虽欠丰富，但它们仍使有关蒙古族的史学延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