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蒙古族史学的特点

元朝的史学实践，反映着当时蒙古民族的史学意识、史学观念和史学思想。元朝成书的当代史和前代史，是蒙古族史学的重大成果，也是蒙古族对中国史学做出的不朽贡献。从元朝的修史制度和修史实践可以看出，蒙古草原游牧政权入主中原后，接受中原传统文化的步伐是相当快的。从其迈入中原的第一步起，就主动了解和认识中原的传统文化制度，并有选择地进行消化吸收。在史学方面，承袭了中原传统的史馆制度和新帝为先帝纂修实录、新朝为胜朝修史的传统，是对中国历代修史制度的继承和传续。在史馆制度的建设上，在承袭中原王朝旧制的基础上，又有适合蒙古王朝特点的变通。如将前代的翰林院、国史院合并为翰林兼国史院，提高它的级别，扩大它的规模，给翰林兼国史院赋予修史著史以外的更多的职能。而另立蒙古翰林院，专门典理蒙古文书制诰，间亦协助翰林兼国史院的工作。这种体制是适合王朝的政治文化特点的。

元朝虽然把修本朝史和前代史都作为重要的事去做，但相比之下，更注重本朝史事的记载修撰。如诸帝实录与《大元通制》、《经世大典》，抓得很紧，成效也快。实录的对象，除执政皇帝之外，又增加了皇帝的父亲，与中原汉族的传统观念不同。而对前代史的修纂，步伐较缓，其间自然有很多原因，但根本在于蒙古统治者出身于草原，没有中原封建帝王那么深的统绪观念。中原王朝给前代修史，除了史学工作本身的性质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给前代画一个句号。将前朝盖棺论定之后，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奉天承运”，继而君临天下了。蒙古民族的史学观念不拘于此，我是天之骄子，受命于天，自有统绪，不需要继哪一朝的统。修撰“三史”是为了彰显“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之由，垂鉴后世”，因而对汉族儒臣所争论不休的哪一朝当为正统问题，元廷并不十分在意。后来“三国各为正统，三史各书正朔”决定的做出也当与此有关系。

元朝修史的成果，诸帝实录今已不存，《大元通制》、《经世大典》也残缺甚多，今存者主要是辽、金、宋“三史”。对“三史”的评价固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脱脱所提出并实行了的“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史法，是自汉唐以来的中国正统史学家所难于突破的。“三史”修撰，集中了一批汉族、畏兀儿、哈剌鲁、唐兀、钦察等族的史学家入史馆，这也是中国历代汉族王朝所难以做到的。认真研究史料，高屋建瓴地纵观历史，增立能凸现各史的特点的纪、志、表目，这也是“三史”修撰体例上的一个亮点。而在修撰实录国史、《经世大典》过程中参用蒙、汉文资料，对史稿进行蒙、汉文转译，校核，这也是前代未见。此举对蒙汉语言文字的交流发展，以至于文化交融，作用亦不可低估。(www.xing528.com)

元朝的史学活动反映出，蒙古族是一个善于包容并接受新事物、新文化的民族，蒙古族史学也是在继承该地区传统史学的同时，又有新的建树与发展。这是值得深刻认识和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