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元修宋辽金三史

元朝政府不仅为本民族政权修史，而且为其他族国修史，代表性史著是宋、辽、金“三史”。“三史”是元代蒙古族史学的重大成果，其中集中地体现了蒙古族朝廷和学者们的史学和史识。

一、王鹗主修《金史》

修撰宋、辽、金“三史”的酝酿时间很长。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就采纳汉族士人的建议，筹划为辽、金、宋三朝修史。亲信大臣刘秉忠向忽必烈建言：“国灭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甚有励也。”[52]其后，王鹗、商挺亦建议修辽、金二史，“甚合帝意”[53]。王鹗奏言：“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54]中统二年（1261）王鹗正式开始了《金史》的修撰，称：“修史事宜，急不宜缓，多半采访，窃恐老人渐无，费用不可惜。”安排王恽、徒单履、李仁卿等组成修史班子，胡绍开为助手，以国帑二千锭为经费，在文庙盖屋，从事《金史》编修。王鹗制定编写规范，“如帝纪、列传、志书卷帙，皆有定体。其传须三品有显烈者立”[55]，又要求属下乘太史张中顺未老，对其采访，以得到金朝所有的天变记录。馆中缺乏金朝大安、崇庆间资料，“采摭当时诏令，故金部令史窦祥年八十九，耳目聪明，能记忆旧事，从之得二十余条。司天提点张正之写灾异十六条，张承旨家手本载旧事五条，金礼部尚书杨云翼日录四十条，陈老日录三十条，藏在史馆”[56]。王恽《玉堂嘉话》卷八录有王鹗定夺之《金史》目录，内有帝纪九卷，含太祖、太宗、熙宗、海陵庶人、世宗、章宗、卫绍王、宣宗、哀宗；志书七卷，含天文（五行附）、地理（边境附）、礼乐（郊祀附）、刑法、食货（交钞附）、百官（选举附）、兵卫（世袭附）；列传，以诸王后妃开国功臣在先，旧实录三品以上入传，现拟人物，凡英伟勋业可称，不限品从，皆入传。尚有忠义、隐逸（高士附）、儒行、文艺、列女、方技、逆臣（忽沙虎）等类传。可以说，《金史》的规模基本具备。

二、史例的争论和最后确定

王鹗等所撰《金史》，可能因为尚有缺陷，故未为朝廷颁行。于是成宗时，袁桷“请购求辽、金、宋三史遗书”，并列出所知宋史书目，以供采择。[57]仁宗延祐、文宗天历间都曾多次下诏修撰三史，但直到顺帝至正三年（1343）才真正启动。

三史的修撰之所以拖了这么多年，主要是对辽、金、宋三个政权的地位、统绪，即以谁为正统的问题定不下来。这也是中国封建传统史学的一个最敏感的问题。“义例未定，或欲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或以辽立国在宋先，欲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各持论不决。”[58]几种意见争执不下，“三史”的修纂难于落笔。朝廷甚至将三史撰修中的问题作为乡试策问的题目，以广泛征求意见。言：“赵宋立国三百余年，辽、金二氏与之终始，其君臣媺恶，其俗化隆污，其政事号令征伐礼乐之得失，皆宜传诸不朽，为鉴将来。然当世史官记传丛杂，不可尽信，虞初稗官之书又不足征。昔《晋书》成于贞观，唐史作于庆历，盖笔削之公必待后世贤君臣而始定，圣天子方以人文化天下，廷议将并纂三氏之书，为不刋之典。左氏、史迁之体裁何所法？凡例、正朔之予夺何以辨？诸君子其悉著于篇，用备采择。”[59]可见元统治者重视三史的撰修，也明白其中之症结。面对这种局面，虞集提出三家各自为书以回避争论的办法，他说：“天历、至顺之间，屡诏史馆趣为之，而予别领书局未奏，故未及承命。间与同列议三史之不得成，盖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今当三家各为书，各尽其言，而核实之，使其事不废，可也！乃若议论，则以俟来者，诸公颇以为然。”[60]至正三年，翰林学士承旨、知经筵事巎巎在为顺帝讲读《资治通鉴》时，进言：“国家当及斯时修辽、金、宋三史，岁久恐致阙逸。”[61]接受巎巎的意见，顺帝于三月连发两道圣旨，对“三史”的修撰做出了具体的部署，明确指出：“这三国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後世，做一代盛典。”“交翰林国史院分局纂修，职专其事”，为“三史”各为统绪定下了调子。并强调“纂修其间，予夺议论，不无公私偏正，必须交总裁官质正是非，裁决可否。遴选位望老成，长於史才，为众所推服的人交做总裁官”。同时确定“脱脱右丞相监修国史做都总裁，交铁睦尔达世平章、太平右丞、张（起岩）中丞、欧阳（玄）学士、吕（思诚）侍御、揭（傒斯）学士做总裁官”。后又增补贺惟一、李好文、王沂、杨宗瑞任总裁官。其中脱脱为蒙古人，铁睦尔达世（《元史》写作“铁木儿塔识”）为色目人，太平为赐蒙古姓的汉人，其余皆为汉人。并赋予总裁官以决断之权，“其馀修史的凡例、合行事理，交总裁官、修史官集议举行呵”[62]。在皇帝的严旨下，都总裁脱脱行使了圣旨赋予他的权力，确定了“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办法，议者遂息。[63]这一决定看似武断，实际上既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统属的历史状况，也符合中国历史上常有的多民族政权并存的客观实际。这种认识与主张，突破了汉族政权的正统史学观念，是民族历史观的一个飞跃。

三、三史的修成和体例的创新(www.xing528.com)

主要症结解开之后，“三史”的修纂便顺利地展开了，只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至1345年就全部完成。这得益于八十余年间，翰林兼国史院的史料准备较为充分，文献资料积累有成，史学队伍成长有素。除诸总裁外，在三史局参与修撰的史学家，有蒙古人伯颜、阿鲁图、别儿怯不花、纳麟、泰不华等，汉人王沂、王理、徐昺、陈绎曾、宋褧、汪泽民、商企翁、杜秉彝、王思诚、干文传、张谨、贡师道、麦文贵、余贞、危素等，色目人沙剌班、廉惠山海牙、契哲笃、岳柱、全普庵撤里等，唐古人（原西夏人）余阙、斡玉伦徒等。另有提调官也先铁木儿、塔失帖木儿、狗儿、买术丁、老老、观音奴、伯彦、悟良哈台、偰哲笃、乌古孙良桢、拜住、纳麟、赛因不花、不颜不花、野仙等都是蒙古、色目等少数族人。欧阳玄“发凡举例，俾论撰者有所据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论议不公者，玄不以口舌争，俟其呈稿，援笔窜定之，统系自正。至于论、赞、表、奏，皆玄属笔”[64]。揭傒斯等尤为敬业，他指示僚属：“欲求作史之法，须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虽小善必录，小恶必记。不然，何以示惩劝！”同时“毅然以笔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贤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于物论之不齐，必反覆辨论，以求归于至当而后止。四年，《辽史》成，有旨奖谕，仍督早成金、宋二史。傒斯留宿史馆，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65]。

《辽史》一百一十六卷，内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记述辽朝二百一十九年的历史，兼述以前契丹族和以后西辽的历史。《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内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另金国语解一卷，叙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到金亡约一百二十年的历史。《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内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三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记述宋太祖至南宋亡共三百二十年的历史。

“三史”体例一遵前代正史，而又有自己的特色。如《辽史》设《营卫志》、《部族表》，《职官志》分北面官、南面官等，反映出蒙元王朝的史家修史能独出心裁，认真地研究，把握辽王朝的历史特点，凸现了辽王朝在制度上有别于其他王朝的特色。《金史》本纪首列《世纪》，又有《世纪补》，记太祖以前先世，追尊诸帝事迹，这是针对女真民族历史发展特点，又吸取了《魏书·序纪》的优点而作。《金史》创《交聘表》，有效地反映了并立于中国大地的金、宋、西夏三个政权的密切交往的历史。辽、金二史各附有《国语解》，将契丹、女真两族有关的官制、人事、物产、部族、地理、姓氏等名称加以注释，这样做除了为阅读辽、金二史提供帮助外，又为后人留下了研究契丹、女真文字的宝贵资料，是二史正文的必要补充。这些都是蒙元史学家为历史学的发展创新留下的宝贵财富。

在“三史”修成后，元顺帝曰：“史书所系甚重，非儒士泛作文字也。彼一国人君行善则国兴，朕为君者宜取以为法。彼一朝行恶则国废，朕当取以为戒。然岂止儆劝人君，其间亦有为宰相事，善则卿等宜仿效，恶则宜监戒。朕与卿等皆当取前代善恶为勉。朕或思有未至，卿等其言之。”[66]反映出到了元代，重视历史的撰述，以史为鉴，早已与文化昌明的地区与国家一样，成为蒙古族朝野的共识，这是蒙古民族对史学作用认识的巨大进步。

三史成书仓促，颇受诟病，后来屡有学者欲重修三朝史，却总也替代不了元修三史，可见其质量不可低估。有学者评论，三者相较，《金史》“独为最善”，当因前有王鹗《金史》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