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蒙古族史学：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兵锋亦指向南方。1227年灭西夏，1234年灭金朝，1279年灭南宋，中华各地完全置于大蒙古国的统治之下。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1260年即汗位，1279年称帝，国号大元，蒙古族登上了中国王朝历史的大舞台。其史学建树主要表现为著史制度的完善、国史政书的纂修等。

一、修起居注官

从成吉思汗起，蒙古汗廷就有了相当于起居注官的记言记事官。成吉思汗接见丘处机，“上约四月十四日问道，外使田镇海、刘仲禄、阿里鲜记之”。每次接见，“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28]。为使朝廷“善政嘉谟不致遗失”，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始设起居注官。[29]其官名屡有变更。起初称为起居注，下设左右补阙，后改升给事中兼修起居注，左右补阙改为左右侍仪奉御兼修起居注。仁宗“后定置给事中兼修起居注二员，右侍仪奉御同修起居注一员，左侍仪奉御同修起居注一员，令史一人，译史四人，通事兼知印一人”。起居注职“掌随朝省、台、院、诸司凡奏闻之事，悉纪录之，如古左右史”[30]。起居注每月一册，按日编录军国大政，并册命、启奏、封拜、罢免等事，逐月交付史官，供撰修实录和国史之用。为了保证起居注官能掌握朝廷的所有公文，元世祖“敕省、院、台诸司应闻奏事，必由起居注”[31]。

起居注官责任重大，故而规定要“择蒙古人之有声望、汉人之重厚者，居其任” [32]。有元一代和礼霍孙、独胡剌、布只儿、月鲁帖木儿、窦默等人都曾担任起居注官。

起居注的修撰似乎一直在进行，但后来却出现了起居注官因不能入值朝廷，不知帝王言动和朝廷大事决策，所记起居注只能以大臣奏议凑数。英宗至治二年（1322），御史李端言：“朝廷虽设起居注，所录皆臣下闻奏事目。上之言动，宜悉书之，以付史馆。世祖以来所定制度，宜著为令，使吏不得为奸，治狱者有所遵守。”[33]皇帝采纳了李端的意见，要求不折不扣地按世祖时的定制实行，即起居注官要“分番上直，帝王言动必书，以垂法于无穷”[34]。

二、极具民族特色的翰林国史院

蒙古族入主中国后，如同其在波斯地区吸纳伊斯兰文化一样，很快便与中国汉文化结缘。1260年，忽必烈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称汗，建元中统。即位伊始，就把修史著史列入议事日程，指令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筹划修撰国史事宜。所谓“国史”，即蒙古族及其所建政权的历史。

蒙元王朝在史学上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其对中国历代王朝史学传统的接受与继承。忽必烈采纳儒士王鹗的建议，延续中国新帝为先帝纂修实录、新朝为胜朝修史的史学传统，实行自唐以来国家设馆修史的制度，中统四年（1263），筹建翰林兼国史院，至元元年（1264）二月辛亥，“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起馆舍，给俸以赡之”[35]。蒙元王朝的史学迈出了承续中原传统记史制度的第一步。

元朝的翰林兼国史院规模颇大，而且一度将集贤院也并入翰林兼国史院（至元二十年即1283年并入，二十二年分出），称翰林国史集贤院。皇庆元年（1312）定制，翰林国史院的主官承旨为从一品，六员，下有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直学士多员辅之。属官有待制、修撰、应奉翰林文字、编修、检阅、典籍、经历、都事、掾史、译史、通事、知印、蒙古书写、书写、接手书写、典吏、典书等，是一个组织十分完备的中央机构。

元朝还设有蒙古翰林院，是从翰林国史院分置的。“至元十二年三月庚子，从王磐、窦默等请，分置翰林院，专掌蒙古文字，以翰林学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之。其翰林兼国史院，仍旧纂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以翰林学士承旨兼修《起居注》和礼霍孙主之。”[36]分置的翰林院，专掌蒙古文字，称蒙古翰林院，而翰林兼国史院仍其旧名，当与其职掌中有“典制诰，备顾问”有关，朝廷的一些需用汉文起草的文件还是要由翰林国史院承担。后来，蒙古翰林院、集贤院与翰林兼国史院并驾齐驱，成为中央三大文职机构。这三大机构，从文献的管理、档案的形成，到国史的修撰，构成一个完整的史学链。蒙元政权对史学的认识逐步理性化。

元朝的翰林兼国史院还是一个汇聚、培养人才的地方。元仁宗曾谕省臣曰：“翰林、集贤儒臣，朕自选用，汝等毋辄拟进。人言御史台任重，朕谓国史院尤重；御史台是一时公论，国史院实万世公论。”[37]对史官的拣选也比较严格。《元史·选举志》载，大德七年（1303）议：“文翰师儒难同常调，翰林院宜选通经史、能文辞者，国子学宜选年高德劭、能文辞者，须求资格相应之人，不得预保布衣之士。若果才德素著，必合不次超擢者，别行具闻。”至元十五年（1278），部拟：“翰林兼国史院令史同台令史一体出身，于各部令史内选取。”[38]这样，元朝的翰林兼国史院汇聚了不少文史人才。这些人一般都兼有朝廷的其他高级文衔，如翰林供奉文字、知制诰、知经筵事、国子监教职等。其出身成分有蒙古人、色目人，也有汉人、南人。特别是蒙古、色目史官中也不乏博雅淹通之士。如廉惠山海牙，是元朝自己培养的进士，“入史馆，预修英宗、仁宗实录”，内外莅事，多著政绩。[39]翰林兼国史院的建置与对人才的拣选、蓄养、造就，成为蒙元史学发展的有力保证。

元朝的翰林兼国史院业务范围广泛而复杂。作为王朝的高级文化机构，在履行其修史著史的基本职能之外，还负责朝廷文书的起草、参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等重要事务。归纳起来，大体有如下几项：收集先朝和当朝事迹，录付史馆，积累修史资料，修史著史；参与制定王朝礼乐制度和拟定功臣谥号；参与科举取士；译写经典史书，供帝王学习；备顾问，接受朝廷对各种问题的咨询；举行祭奠先帝御容等礼仪活动等。翰林兼国史院职能如此复杂，也是元朝史馆职能的特别之处。当初，翰林国史院几乎是一个综合性的朝廷文职、文化机构，所辖事务多而杂，后来虽然陆续分出了蒙古翰林院、集贤院，但机构是分开了，有些职能却没有分得很清。翰林院冠有蒙古二字，职能自是明确，是一个以蒙古文制诰、文书的撰写、翻译为主要职能的机构。这对于一个蒙古族政权来说，无疑是十分必要而且重要的。但元朝治下的臣民汉族人毕竟是绝大多数，涉及汉文化的事务是相当多的，这类事务对蒙古翰林院来说，有的是无暇顾及，有的是力所不及，故而只能把这类事务分给翰林国史院去做。就国史院来说，修史著史的资料，蒙古文的需要译为汉文，所著实录、后妃功臣传等是先用汉文写成，再译为蒙古文本进呈皇帝御览，因此国史院与蒙古翰林院也有脱不开的关系。这种职能的交织与相辅，客观上也更有利于史书的撰著。

三、历朝实录的修撰

元朝纂修国史，代表性的工程有三项，一是历朝实录、后妃、功臣传的修纂，二是编撰《大元通志》、《经世大典》和《大元大一统志》，汇集司法敕谕案例成元典章，三是撰修辽、金、宋“三史”。

纂修实录、后妃传、功臣传是元朝国史的最基本的工作内容。其纂修与中国历代王朝相类，但也有自己的特色。

蒙元政权继承唐朝开创的修史制度，每一位皇帝去世后，新帝便组织纂修先帝在位期间的实录。从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王鹗奏请纂修成吉思汗实录始，到元末，陆续修纂成自成吉思汗到宁宗十三朝实录，计为：《太祖（铁木真）实录》、《太宗（窝阔台）实录》、《定宗（贵由）实录》、《宪宗（蒙哥）实录》、《世祖（忽必烈）实录》、《成宗（铁木耳）实录》、《武宗（海山）实录》、《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实录》、《英宗（硕德八剌）实录》、《泰定帝（也孙铁木耳）实录》、《文宗（图帖木尔）实录》、《明宗（和世剌）实录》、《宁宗（懿璘质班）实录》。这是按中原汉地传统，以正式即帝位的皇帝的实录统计的。史料显示，在元朝，有编撰实录资格并撰有实录的不止此数。见于《元史》记载的有《睿宗（拖雷）实录》、《顺宗（答剌麻八剌）实录》、《显宗（甘麻剌）实录》。这显示出蒙古族史学有别于汉地传统的特点，即除了正式登极的皇帝要修实录外，被追尊的皇帝也要修实录。睿宗名拖雷，是成吉思汗的四子。他有两个儿子登上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的宝座，一个是长子蒙哥汗，即元宪宗，一个是四子忽必烈，即元世祖。顺宗名答剌麻八剌，他是元世祖次子太子真金（庙号裕宗）的次子，成宗铁木耳的哥哥，生武宗和仁宗。显宗名甘麻剌，是太子真金的长子，生泰定帝。元朝武宗“皇帝即位于大都，追尊皇考为皇帝”[40]。形成定制，故而拖雷、真金、甘麻剌和答剌麻八剌虽然没有正式做皇帝，但因他们有儿子做过皇帝，所以也被追尊为皇帝。皇帝有实录，他们也要有实录。故而《元史》中记载了纂修睿宗、顺宗、显宗实录的事。《元史》中没有提到给裕宗真金修实录，可能是漏载。

忽必烈称帝之时，蒙古已历五位大汗，即太祖铁木真、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睿宗拖雷、宪宗蒙哥。这五位蒙古国大汗，当时都未有实录，故元朝国史的实录修纂首先是从补修这五汗的实录开始的。中统时王鹗等请“以先朝事迹录付史馆”，此先朝事迹即指上述五位蒙古大汗（后都追封为帝）的事迹。当时负责此项工作的是耶律铸。五汗实录因年代较远，原始资料留存不多，补辑相当困难，是随纂随进，请旨后再纂，不断充实。《元史·世祖纪十二》载：至元二十五年（1288）“二月……庚申，司徒撒里蛮等进读《祖宗实录》，帝曰：‘太宗事则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给，宪宗汝独不能忆之耶？犹当询诸知者。’”[41]《世祖纪十三》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六月壬申朔……丁酉，大司徒撒里蛮、翰林学士承旨兀鲁带进《定宗实录》”。可见，世祖时就不断有五汗实录成稿进读，忽必烈也多有指示。《成宗纪二》载：“十一月己巳，兀都带等进所译太宗、宪宗、世祖实录，帝曰：‘忽都鲁迷失非昭睿顺圣太后所生，何为亦曰公主？顺圣太后崩时，裕宗已还自军中，所纪月日先后差错。又别马里思丹炮手亦思马因、泉府司，皆小事，何足书耶。’”说明到成宗时，五汗实录仍在进读。直到大德七年（1303）才完成，“冬十月庚戌，翰林国史院进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五朝《实录》”[42]。

《世祖实录》是至元三十一年（1294）六月甲辰开始修纂，到大德八年（1304）二月，“甲辰，翰林学士承旨撒里蛮进金书《世祖实录节文》一册、汉字《实录》八十册”。《世祖实录》告成，有二百一十卷，附《事目》五十四卷，《圣训》六卷。[43]自此，元朝皇帝实录的体例也定下来了，是由实录、事目、圣训（制诰录）三部分构成。

《成宗实录》是武宗至大元年（1308）三月己卯开始纂修，同时敕令纂修的还有《顺宗实录》。皇庆元年（1312）十月成，计五十六卷，附《事目》十卷，《制诰录》七卷。武宗海山在位仅四年，其间顺宗、成宗实录尚未纂成。到皇庆元年“冬十月戊子，太阴犯亢。翰林学士承旨玉连赤不花等进顺宗、成宗、武宗实录”，可知《武宗实录》是与顺宗、成宗实录一起纂修，同时纂成的。计五十卷，附《事目》七卷，《制诰录》三卷。[44]《仁宗实录》是在英宗即位之延祐七年（1320）十一月甲申开始修纂，至治三年（1323）二月成，计六十卷，附《事目》十七卷，《制诰录》十三卷。《英宗实录》是泰定元年（1324）十二月始修，同时开修的还有《显宗实录》，至顺元年（1330）五月丁卯成。计四十卷，附《事目》八卷，《制诰录》二卷。

泰定帝去世后，相继即位的有泰定帝阿速吉八、文宗图帖木儿、明宗和世王束、宁宗懿璘质班，四帝在位总共只有四年多一点。帝位频繁更迭，诸帝实录的纂修也受到影响，所以四帝实录直到顺帝元统二年（1334）才开始纂修，何时成书，史无明载。(www.xing528.com)

元朝诸帝实录在文本上也具有民族特点，是先由史官撰成汉文文稿，而后经监修大臣听读，审查，再进呈皇帝审读。因元朝皇帝汉文水平有限，审阅困难，故而要将汉文译为蒙古文本，奏读审定，而后定稿。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戊午，翰林承旨撒里蛮言：“国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实录，请以畏吾字翻译，俟奏读然后纂定。”[45]当指此事。由此可以断定，蒙元国史当有汉文和蒙古文两种文本，这是一般中原皇朝史著所无的。

元朝政权对实录的修纂十分看重，实录纂成之后，要举行隆重的进呈典礼。《元史·礼乐志》载有国史院进先朝实录仪，其规模较文官主政、仪节繁琐的宋朝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是蒙古族史学意识的特殊表现。蒙古族崇拜长生天，崇拜祖先，而天是虚的，祖先却是实的。对实录的尊崇，就是对先帝文治武功的尊崇，对先人历史的尊重与肯定。

元朝的实录被视为秘典。实录修成后，私人不可见，公务亦不可用。《元史》中有多处记载为修撰国史、政书，当事者欲调阅实录，遭到了拒绝。唐太宗欲观起居注，魏徵不许，意在帝王不可干预史官之记事。而实录作为王朝的史事汇编，私人不可随意观览，但行政参考、修史利用还是可以的。而元朝之实录、《脱卜赤颜》连史官也难得使用，情况较为特殊。

后妃传、功臣传也是元朝国史的组成部分。见于《元史》的记载，修后妃、功臣传都是与修实录并提的。如《仁宗纪一》载：“至大四年（1311）五月丙子，命翰林兼国史院纂修先帝实录及累朝皇后、功臣列传，俾百司悉上事迹。”其做法是平时有关部门将该人事迹报至史馆，积累材料，死后稽其生平行事，撰为传记。揭傒斯在延祐初任翰林兼国史院编修官，撰功臣列传，受到了监修国史、平章李孟的高度赞赏，说：“是方可名史笔，若他人，直誊吏牍尔。”[46]太平、吕思诚曾任后妃、功臣传的总裁，贡师泰、周伯琦都曾预修后妃、功臣列传。但元国史院所撰后妃、功臣传成绩似乎不很大，《元史·后妃表序》言：“累朝尝诏有司修后妃传，而未见成书。”[47]

四、政书的修撰

汇集王朝当代典章制度文献，编辑政书，也是史学撰著的一项内容。蒙古族史学早已注意到这一点。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立即命失吉忽都忽纂辑“大札撒”，于时已显示出蒙古族对典制法令之治国存史作用的认识。入主中原后，进一步吸纳中国传统史学中撰著典制史的范例，汇辑一代典制法规，著为政书，施政存史。重要者有三种，即《大元通制》、《经世大典》和《元典章》。

1.《大元通制》

《大元通制》是元仁宗时修纂的。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禁行金“泰和律”，着手制定本朝新律。至元二十八年颁布《至元新格》，但各类法规还极不完备。仁宗即位后，下令将历朝颁行的有关法令文书斟酌损益，类集折中，汇辑成书。到英宗朝，又进行了增删审核，成八十八卷，定名《大元通制》，于至治三年（1323）刊行。全书分制诏、条格、断例和别类等四部分。该书今已不存，仅有“条格”部分传世，称《通制条格》。其内容类型大体上相当于唐、金两代法律体系中的令，是元代民事、行政、财政等方面的重要法规。

元顺帝至正四年（1338），鉴于《大元通制》颁行已十余年，其间又有朝廷续降诏条、法司续议格例，简牍滋繁，因革靡常等情况，组织相关人员重新删定，至正五年成《至正条格》二十三卷。书分二十七目，内容有制诏一百五十条，格一万零七百条，断例一千零五十九条。

2.《经世大典》

《经世大典》全名为《皇朝经世大典》，是元朝文宗前典章制度的总汇，也是元朝的一部典章制度史。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九月戊辰，“敕翰林国史院官同奎章阁学士采辑本朝典故，准唐、宋会要，著为《经世大典》”[48]。其做法是“参酌唐宋会要之体，会粹国朝故实之文”。至顺元年（1330）四月十六日开局，至顺二年（1331）五月乙未书成。全书八百八十卷，又目录十二卷，公牍一卷，纂修通议一卷。分十篇：君事四篇，为帝号、帝训、帝制、帝系，由蒙古局担任纂修；臣事六篇，为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由虞集等编纂。[49]

《经世大典》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元历代各衙署档案中有关典章制度的材料。纂修中有人提出当参用实录和国史（《脱必赤颜》），遭到了拒绝，反映出《经世大典》在内容上与国史、实录有别，大抵是只编纂元代各种规章制度及其沿革损益，于王朝的其他政事涉及不多。《经世大典》是用汉文纂成的，其间如用到蒙古或其他文字的档案材料，便找人先译为汉语，然后编辑利用。《元史·祭祀志一序》言，“凡祭祀之事，其书为《太常集礼》，而《经世大典》之《礼典篇》尤备”，可见其存史价值。

3.《元典章》

《元典章》六十卷，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元成宗时，朝廷下令，要求各地官府抄辑中统以来的律令格例，“置簿编写检举”，作为官吏行政司法遵循的依据，由地方胥吏抄汇，坊刻流行，成为一部至治二年（1322）以前元朝法令文书的分类汇编。全书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六十卷，分十大类，为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刑部，记事止于延祐七年（1320）。第二部分为增附《新集至治条例》，分国典、朝纲及吏户礼兵工刑六部八大类，不分卷。记事止于至治二年。类下有门、目，目下列举条格事例。全书共八十一门，四百六十七目，二千三百九十一条，体例与传统的《唐六典》相仿。《元典章》的资料全部是由元代的原始文牍组成，内容涉及了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多方面反映了元代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动荡的社会生活。从史学角度来看，它可以说是一种据中央指令，由下级衙署抄纂而成的史料著作。其成书途径为元朝所独有，为后世留下了丰富、具体、生动的原始资料。

五、其他史书

1.《大元大一统志》

地理志历来是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蒙古史学在这方面也有不凡的建树。继承隋以来历朝撰修全国地理志的惯例，至元二十三年（1286），集贤大学士行秘书监事札马剌丁建言：“方今尺地一民，尽入版籍，宜为书以明一统。”世祖遂命立局，以札马剌丁与秘书少监虞应龙主持其事，于二十八年修成七百五十五卷的大书，名《大一统志》，藏之秘府。成宗大德初，陆续获得云南和辽阳等地方志书，应集贤待制赵汴之请修订补充该书，大德七年（1303）完成，由卜兰禧、岳铉奏进，总一千三百卷。顺帝至正六年（1346）由杭州刻版印行。该书内容广泛，包罗详备，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舆地书。书题为《大一统志》，称“古之一统，皆名浮于实，而我则实协于名矣。中国家无疆之休，岂特万世而已哉！统天而与，天悠久矣”[50]。可见元人之史观与气派。该书今只存断简残编，至为可惜。

2.《圣武亲征录》

元朝史学家还撰有一部史著，叫《圣武亲征录》，又名《圣武亲征记》，是记述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时期蒙古史事的重要史籍。书中称太祖四子拖雷为太上皇，当为宪宗蒙哥或世祖忽必烈时所作无疑。该书内容与《秘史》相比，有同有异，对同一事件的记载也有详略之差，与《元史·太祖纪》相比，所记成吉思汗先世和成吉思汗事迹基本相同，特别是《史集》第一卷《成吉思汗纪》，除西征部分外，内容几乎与此书完全相同，可见该书是诸蒙古史著的重要史源之一。亦邻真先生认为，中统三年（1262），元世祖忽必烈命王鹗等商榷史事，王鹗等奉命延访成吉思汗事迹，撰著《太祖实录》。《亲征录》当是元初所纂《太祖实录》的稿本，其最直接的史源是《蒙古秘史》。它尽量吸收了《秘史》中真正的历史资料，而摈弃传说故事，用汉文写成，而后由蒙古必阇赤译为蒙古文，进呈皇帝御览。伊朗所传的《金册》（阿勒坦·帖卜迭儿）当是《圣武亲征录》的蒙古文译本。[51]《圣武亲征录》的内容与写法，体现出蒙古族史学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更趋学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