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多元文化特征及成熟：全二册

一、文字创制推动了蒙古史学的初步成熟

用文字记录史事，撰著史书是史学相对成熟的重要标志。蒙古族早期没有自己的文字，到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诸部，重用乃蛮部降臣塔塔统阿，命其创制书写蒙古语言的文字。塔塔统阿以回纥文字母为基础，创制了蒙古文字。蒙古语与回纥语同属阿尔泰语系，而且有大量共同成分，语音系统也相近，故而蒙古族使用回纥文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就很方便。回纥式蒙古文是一种拼音文字，最初有5个元音字母、14个辅音字母。字母在词首、词中、词尾等不同位置都有不同形式，以便连写。书写是从上到下、从左往右移行。这种早期的回鹘式蒙古文使用到十七世纪初，后来发展为近代蒙古文字。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即命藏僧、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1269年新字创制成功，忽必烈下诏“以新制蒙古字颁行天下”[10]，而称之为国书或蒙古字，要求“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蒙古新字也是一种拼音文字，“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而大要则以谐声为宗也”[11]。

蒙古文字的创制，对蒙古的文化历史及历史学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由于有了文字，蒙古族可以用文献传承的手段培养教育所需要的人才，由于有可以记录、传播政令的文字体系，相应记事述史的机构、人员也出现了。蒙古汗廷设置了叫作“必阇赤”（书记、秘书）的官职，起草发布国家各种政令文件，记录族国的各种事件。当时担当这类职务的有蒙古人、回纥人、乃蛮人、汉人和其他部族的人。

文字的创制与必阇赤的设置，使蒙古族史学上了新的台阶。首先是国家与民族的现实政务有了文字记载，犹如通常所说的档案产生了。成吉思汗接见丘处机，“上约四月十四日问道，外使田镇海、刘仲禄、阿里鲜记之，内使近侍三人记”。每次接见，“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12]。成吉思汗如此，其他汗和君主也是这样。《史集》载：“当时有一种习俗，君主说的每一句话，都要逐日记载下来，凡他们所说的言词，大部分都有条理而且含义深奥，所以每个君主都指定一个近臣记录他说的话。察合台的话由上述维即儿记录，而合罕有一个畏兀儿人辅弼名叫镇海。”[13]在元朝也保持着这一制度，泰定帝时，鄂多立克描述他在大都宫廷中看到的情形，说：“国王右手是他的将继位的第一个儿子，下面立着出身于皇室血统者。还有四名书记，记录皇帝说的话。”[14]这些书记官，多由怯薛执事担任，“书写圣旨曰扎里赤，为天子主文史者曰必阇赤”[15]。

其次是有意识地追述国家和民族先代的史事，将曾经是传说的历史、故事追记为文字记录。前者迄今留下的原件极罕，但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是有的。如《蒙古秘史》载：成吉思汗封失吉·忽秃忽“为（全国）最高断事（官），又降旨曰：‘把全国领民的分配情况和所断的案件都写在青册上面，凡是失吉·忽秃忽与朕议定而写在青册白纸上的规定，直到子子孙孙，永远不得更改，更改的人要治罪。’”[16]据此，完全有理由推断，书之于青册的绝不止“全国领民的分配情况和所断案件”及“失吉·忽秃忽与朕议定而写在青册白纸上的规定”，而是一切有关重大政务的事宜都是如此。就“失吉·忽秃忽与朕议定而写在青册白纸上的规定”而言，这些被称作“大札撒”的法令，也不全是即时制定的，过去曾经以口头命令长期执行的法令也一定被整理汇集在内，成为历史文献。《蒙古秘史》中就载有成吉思汗的许多旨令，这些旨令无疑是根据施政时的文献写入的。(www.xing528.com)

当传述历史由口头传说转变为文字记载的时候，历史意识就会向史学意识、史学思想转化。由执笔人用文字记下来的历史有了突出的主体，有了突出的主题和内容，也包含了执笔者的历史观点与思想倾向。就蒙古族史著而言，突出的主体就是作为蒙古民族共同体政权代表的大蒙古国，突出的主题和内容便是国家民族统治家族成吉思汗一系的大汗及相关的英雄人物的文治武功。这些也决定着撰史者的思想立场，表现为新出现的史著已不再像传说时期那样信口张扬、散漫无边，而是经过了整理取舍，对于胜利者成吉思汗一系的史事是细密严慎，即使是某些传说的内容也被记载下来，而且不无渲染，成了统一于大汗政权之下的全体蒙古人正统的记忆内容；而被战胜的部族的历史或被抹掉，或降至陪衬地位。蒙古早期硕果仅存的《蒙古秘史》就是一部以成吉思汗所出的孛儿只斤氏为中心的氏族发达史，在著述体例上已具备了一定的史学规范。

二、蒙古族史学的多元文化特征

蒙古族是融合当时蒙古高原的众多北方民族部落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因此，蒙古族的历史文化实质上已融汇前此活跃在蒙古高原上众多的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文化。大蒙古国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征服王朝，成吉思汗四处征伐，分封子孙，马迹所至相继建立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窝阔台汗国及元朝。这些汗国、王朝的统治者均为蒙古族缔造者成吉思汗的后裔，而所统治的地区及属民又有不尽相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这种历史的大背景决定了蒙古族的史学不可能是单纯的民族史学。蒙古诸汗国、王朝的君主们都是汗国、王朝史学的主使者、领导者，其所主持编纂的史著自然是以记载自己民族的先世和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方面的作为为主旨；而这些汗国、王朝所统治的地区又有自己传统的历史与文化，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诸汗国、王朝的史学活动。如波斯地区撰著蒙古史，无疑会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中国元朝撰著蒙古先世和当朝史不可能不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因此，蒙古史学编纂很自然地就出现了不同文化系统的特色，有代表性的是蒙古系统、中国系统和波斯系统。蒙古系统以《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蒙古秘史》）为代表，中国系统以元朝所修纂的本朝史、前朝史和后代所成的《元史》为代表，波斯系统以《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为代表。各系统的史著都是受命于蒙古君主而作，而所作又深受其地区、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的影响，表现出蒙古史学的多元特色。

各个系统的史著，共同的内容都是以记述成吉思汗一系的统治者的历史治迹为重点，但在史学思想、史学方法等具体方面又各具特点。蒙古系统的史著，以《蒙古秘史》为例，自然是绝对强调成吉思汗家族一系的权威，对其历史活动的记述世系清楚、规制宏大、细节充实。在史学思想上是突出长生天的威力，突出英雄人物的孔武与智慧，史学方法上是选材比较粗放，行文文史合一。中国系统的史著，史学思想上重天命而更重人事，史学方法上则接受中原王朝的史学传统，建立完备的史学机构，先成实录、人物传和典制记载，而后以后朝为先朝修史的规范撰著正史。而波斯系统的史著，则规模宏大，视野更阔。即如拉施特《史集》，它是一部以蒙古史为中心的史著，但它是将蒙古族的历史放在世界史的大背景下记述的，在叙述以成吉思汗家族史为重点的同时，又将与之同处蒙古高原的诸部族的历史以及其所统地区的历史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并将这一切归结于真主的安排。

就史源而言，诸系统的史著都使用了蒙古早期的传说与记载，但又利用了各自所拥有的相关文献，在撰著中又明显地承袭了不同地区的民族与文化传统。因此，诸系统的史著都有自身独有而不见于他史的资料，表述方法亦风格迥异。对材料的处理，也表现出不同著者的史学观点和史法、态度。如对阿阑·豁阿感光生子之事，诸系统的史著都做了记载。《秘史》言：“朵奔·篾儿干死去后，阿阑·豁阿没有丈夫寡居，却又生下三个儿子，一个名叫不忽·合答吉，一个名叫不合秃·撒勒只，一个名叫孛端察儿·蒙合黑。”对此，阿阑·豁阿说道：“我的儿子别勒古讷台、不古讷台，你们俩，怀疑我这三个儿子是怎么生的，是谁的儿子？你们的怀疑也有道理。但是你们不明白情由。每夜有个透明的黄色的（神）人沿着房的天窗、门额透光而入，抚摸着我的腹部，那光透入我的腹中，那神人随着日月之光，如黄犬般伏行而出，你们怎么可以轻率地乱发议论？这样看起来，由那神人所出的儿子分明是上天的儿子。你们怎么能与黎民百姓的行径相比拟而加以议论。将来做了普天下的君主时，下民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17]其后又记述了天所生的幼子孛端察儿如何遭到兄弟们的歧视，在没有得到份子的情况下，如何经过磨炼，成为一代君主。《史集》在记载了此事的基本情节后言：“幼子名孛端察儿合汗，他是那株树上精选的果实。从他的氏族产生了许多部落……成吉思汗的纯洁氏族起源于他。”[18]不过，拉施特虽然将此事写入了他的著作，但对此事的可信度做了一定的保留，行文中用了“据说”，并插入一句关键的话“讲述者（应对此）负责”，反映出作者的史学态度。他认为，感光生子不一定是事实，但成吉思汗氏族起源于孛端察儿是确定无疑的。中国系统的《元史·太祖纪》也记载了这件事，说：“（太祖）其十世祖孛端叉儿，母曰阿兰果火，嫁脱奔咩哩犍，生二子，长曰博寒葛答黑，次曰博合睹撒里直。既而夫亡，阿兰寡居，夜寝帐中，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化为金色神人，来趋卧榻。阿兰惊觉，遂有娠，产一子，即孛端叉儿也。孛端叉儿状貌奇异，沉默寡言，家人谓之痴。独阿兰语人曰：‘此儿非痴，后世子孙必有大贵者。’阿兰没，诸兄分家赀不及之。孛端叉儿曰：“贫贱富贵，命也，赀财何足道！”独乘青白马，至八里屯阿懒之地居焉。食饮无所得，适有苍鹰搏野兽而食，孛端叉儿以缗设机取之，鹰即驯狎。乃臂鹰猎兔禽以为膳，或阙即继，似有天相之。居数月，有民数十家自统急里忽鲁之野逐水草来迁。孛端叉儿结茅与之居，出入相资，自此生理稍足。一日，仲兄忽思之，曰：‘孛端叉儿独出而无赍，近者得无冻馁乎？’即自来访，邀与俱归。孛端叉儿中路谓其兄曰：‘统急里忽鲁之民无所属附，若临之以兵，可服也。’兄以为然。至家，即选壮士，令孛端叉儿帅之前行，果尽降之。”[19]此情节与《蒙古秘史》相似，而取舍行文完全是中国史书的风格。将感光所生三子书为一子，对其所行，断曰“似有天相之”。对感光而生，作者并不以为怪，因为这类记载前代中国史书是司空见惯的。三子书为一子，更突出了其地位之尊贵，“似有天相之”则突出表明其为真命天子。因此，客观地说，蒙古族史学不是单纯的一个民族的史学独立的体系，而是一个多元兼容的史学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