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历史与史学的发展初期

一、蒙古族历史

蒙古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东胡的后裔，其名最早出现在唐代，称“蒙兀室韦”，为鲜卑族系诸部落之一，活动在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流域。840年（唐开成五年）回鹘汗国崩溃后，室韦部落西迁，同蒙古高原众多的民族、部落颉颃。十三世纪初，蒙古部首领铁木真统一了蒙古高原诸部族，1206年称汗，号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从此，中国北方第一次出现了由统一各个部落而成的强大、稳定和不断发展的民族—蒙古族。

蒙古族民族共同体形成之后的历史历程，首先是大蒙古国时期。此期间，蒙古国在稳定对蒙古高原统治的同时，大举扩张，其势力西达欧洲、中亚，东达亚洲远东，南及中国中原，并相继在这些地区建立了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中国的元朝。其次是诸汗国时期。此期间，蒙古贵族在诸汗国所统的地域实施自己的统治，近百年中，诸汗国逐渐衰落、分裂以至灭亡。第三是北元（习称明代蒙古）时期。此期间，被视为蒙古正统的元朝蒙古贵族失去了对中国中原的统治，返归蒙古高原，维持着自己的政权，与中国的明朝及周边的女真等民族发生着种种关系。蒙古高原西部的卫拉特蒙古崛起，建立准噶尔汗国。第四是清朝统治时期。此期间，蒙古族失去了自己的政权，成为一个被统治的民族。其他国家、地区的蒙古族情况亦与此相类。第五是近现代时期。此期间，蒙古族参与到世界局势剧烈变动之中，突出的事件是俄罗斯境内的蒙古族建立了布里亚特蒙古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中国的喀尔喀蒙古爆发革命，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内蒙古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蒙古民族顺时而动，以不凡的姿态在中国，乃至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并随着民族文明与进步的发展，书写记录、总结自己的历史，创造了融汇诸族国文明，又具有鲜明特色的蒙古族史学。

二、历史意识与系谱

历史意识是一个民族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也是史学产生与发展的原动力。蒙古族是一个有很强的历史意识的民族。拉施特《史集》载，蒙古族“有许多支系与部落是阿阑—豁阿的后裔（nasl），如果将他们的人数统计一下，（他们的总数）将达一百土绵以上。所有（这些部落）全都有清晰的系谱（sajareh），因为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nasab）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当作氏族（millat）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qabileh）和起源。除蒙古人外，任何别的部落都没有这个习惯”[1]。对祖先、族系的追崇，“将有关系谱的话语做成氏族（millat）的财产”，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意识的重要体现。正是这种历史意识，催生了蒙古族史学，促进了蒙古族史学发展。蒙古族史学巨著《蒙古秘史》（《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所载上起孛儿帖赤那的成吉思汗祖先世系，就是根据族人对往昔历史的回忆及传说撰写而成的。十七世纪的蒙古史学家多把达赖喇嘛所著《圆满史》中引述的一段话作为自己的格言，写入其史著的序言或作为卷首辞，其文云：“人如果不了解自己的族源，好比森林中的猴子。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姓氏，好比假的绿宝石雕龙。人如果永世不了解有关祖先事迹的史书，好比丢弃自己孩子的门巴人。”[2]可见，随着世事的发展前进，蒙古族的这种历史意识越来越深刻。就是这种历史意识作为潜在动力，促进着蒙古族史学的发生与发展。

三、神话和传说

最初形态的蒙古族史学，除了发端于对自己家族系谱代代相传外，最常见的表述方式多为神话和传说。即使是对自己祖先情事的记忆，也往往加上一些神话的色彩。这是一个民族在对史学的科学规范尚缺乏理性认识阶段的普遍现象，世界各民族概莫能外。比如蒙古族对自己初祖巴塔赤罕的传述，说巴塔赤罕是“孛儿帖赤那”与“豁埃马阑勒”所生。明人译“孛儿帖赤那”为苍色的狼，“豁埃马阑勒”为惨白色的鹿，作：“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产了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3]这显然是传说，但《秘史》的作者及当时的蒙古统治者都认可了这一传说，这绝不能理解为他们认可自己的祖先就是出自狼与鹿，而是一种深层次的历史观念的体现。其内涵是表明他们是长生天、大自然的儿子，苍狼、白鹿是他们的图腾崇拜之物。再如关于蒙古民族的史迹发展，《史集》言：“大约距今两千年前，古代被称为蒙古的那个部落，与另一些突厥部落发生了内哄，终于引起战争。据值得信赖的贵人们（所转告）的一则故事说，另一些部落战胜了蒙古人，对他们进行了大屠杀，使他们只剩下两男两女。这两家人害怕敌人，逃到了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四周唯有群山和森林，除了通过一条羊肠小道，历尽艰险可达其间外，任何一面绝无途径。在这些山中间，有丰盛的草和（气候）良好的草原。这个地方名叫额儿古捏—昆。‘昆’字意为‘山坡’，而‘额儿古捏’意为‘艰险’；这个地方意即‘峻岭’。那两个人的名字为：捏古思和乞颜（kian）。他们和他们的后裔长期居留在这个地方生息繁衍。”“当这个民族在那些山里和森林里生息繁衍，（他们所占的）地域显得日益狭窄不够时，他们就互相商量，有什么好办法和不难（做到）的办法，可使他们走出这个严寒的峡谷和狭窄的山道。于是，他们找到了一处从前经常在那里熔铁的铁矿产地。他们全体聚集在一起，在森林中整堆整堆地准备了许多木柴和煤，宰杀了七十头牛马，从它们身上剥下整张的皮，（用那些皮）做成了风箱。（然后）在那山坡脚下堆起木柴和煤，安排就绪，使用这七十个风箱一齐煽起（木柴和煤下面的火焰），直到（山）壁熔化。（结果，）从那里获得了无数的铁，（同时，）通道也被开辟出来了。他们全体一起迁徙，从那个山隘里走出到原野上。”[4]这些记载带有很强的传奇性。(www.xing528.com)

这类传说故事有的也受前代民族的故事影响，如族祖起源的传说，与突厥人传说极为相似，而迁徙颠沛又与鲜卑、突厥早期史迹的传说很相似。这类传说，一方面反映了蒙古等古代民族有强烈的想弄清自己的来源及以往经历的渴望，一方面也反映出，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无征，认识水平所限，又无法实现这一愿望，只好将自己的所出寄之于天地、自然。从根本上来说，这仍然是一种历史意识的体现。在离开蒙昧不久的时代，传说也是蒙古族传承历史知识的手段。

史籍中保存下来的古代蒙古族口头传说史事，有叙事诗、壮士歌、传说、歌曲、长诗等，内容多反映各个部落及其杰出首领的生平事迹。为了宣扬先人的伟大，其中多有夸张渲染。如《史集》中记载合不勒汗和他的儿子忽图剌合罕的故事，说合不勒汗“能够在水底下潜伏吃完一头羊那么长的时间”，“将能吃下的东西全部吐出”；[5]蒙古人作诗颂扬忽图剌合罕的勇敢不凡，说：“他的声音宏亮极了，以至他的喊叫隔开七座山也能听到，就像是别座山里传来的回声，他的手犹如熊掌，他用双手抓起一个无比强壮的人，毫不费力地就能将他像木杆似地折成两半，将脊梁折断……他每餐要吃整整一大只三岁羊和一大碗酸马奶，但仍未吃饱。”[6]这类传说故事见于后代文献者很多，而且多数不像《史集》那样将传说与实事分开，直接当作实事记载下来了。传说不一定是事实，但它反映历史，是书面史著出现之前蒙古族传述历史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成为后代著史的史料来源。我们现今知道的多数传说，是到了蒙古族能用文字记述自己的历史时才被以文字的形态保留下来的。

既为传说，就难免附会。因此传说故事多有情节相类而事主难辨者。《蒙古秘史》与《魏书》所载的“折箭教子”的故事就是一例。《秘史》载：“有一天，阿阑·豁阿让五个儿子别勒古讷台、不古讷台、不忽·合答吉、不合秃·撒勒只、孛端察儿·蒙合黑并排坐下，每人给予一支箭，让他们折断。一支箭杆有什么难折断，他们全都折断抛弃了。阿阑·豁阿又将五支箭杆束在一起，让他们折断。他们五个人轮流着来折束在一起的五支箭杆，都没能折断。……阿阑·豁阿又教训自己的五个儿子，说道：‘我的五个儿子，你们都是从我的肚皮里生出来的。如果你们像刚才五支箭般的，一支、一支地分散分开，你们每个人都会像单独一支箭般的被任何人很容易地折断，如果你们能像那束箭般地齐心协力，任何人也不容易对付你们。’”[7]这个故事在《魏书·吐谷浑传》就有记载，此事的事主究竟为谁，也不易考证清楚，但故事的精义妇孺皆知，就是团结就是力量。在那个生产力不很发达、生存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团结以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被各民族人们铭记，又创为故事，载入史册，事情究竟发生在哪个民族的首领身上已不很重要了。蒙古人将其传为自己的先人阿兰·豁阿所为，也是毫不奇怪的。

四、早期纪年方法和刻石记事

纪年是历史学的最基本的要素。古代北方民族最原始的纪年是民间以草青为一年，作为家族是用辈次记述世代顺序，作为部族是用首领在位年序纪年。蒙古族早期纪年也如此。《蒙古秘史》所载蒙古先祖传说时代的历史，即以世辈承替及首领在位年数表示，到记述成吉思汗的事迹时，已吸纳了邻近族国的文化，使用了十二生肖纪年。这种纪年当来自突厥，见于《阙特勤碑》，该碑纪事虽仍以阙特勤之年岁纪年，但书其卒年及祭葬、立碑之年则曰：“阙特勤于羊年十七日去世，九月二十七日举行葬礼。祠庙、绘画、碑石于猴年七月二十五日全部竣工。”[8]突厥的这种纪年法虽比中原的干支纪年周期短，但要比谱系式纪年先进一些。十二生肖纪年当是在诸游牧民族学习汉族古老纪年法的基础上创立的历史年代学，突厥人、回纥人都使用过。蒙古人早期与突厥、回纥诸部杂处，联系较多，故而接受了这种纪年法。有学者从突厥文献和蒙古文献对比发现，在十二生肖纪年中，有六个生肖的名称（为虎、兔、龙、羊、猴、鸡）突厥语的读音与蒙古语完全相同。[9]可见突厥、回纥文化对蒙古史学的影响是深刻的，反过来，也证明了蒙古族史学在不断地学习吸纳他族的历史文化成果。

刻石记事是古人记录历史的常见方式，蒙古族也有刻石记事之举，但早期刻石可见者只有一通，名为“移相哥碑”，亦称成吉思汗石，是1225年为纪念成吉思汗战胜撒儿塔兀勒人之后的一次聚会而立，是已知的最古老的蒙古文字刻成的碑文。碑文极为简略，言成吉思汗征撒儿塔兀勒人归，举行诸那颜大会，期间进行射箭表演，移相哥（成吉思汗弟哈撒儿之子）的箭射到了335“阿勒德”（庹）之远。说明勒石记事对蒙古人来说也不陌生，而其刻石遗存尚待进一步发现，也可作为蒙古族史学发端之一证。至于元代以后的碑刻就屡见不鲜了。

从这些可以看出，蒙古族史学的发生发展也是植根于人类文明多种文化的土壤之中的，蒙古族历史意识、历史观念与其活动地域的众多的民族的历史传统具有相互影响、吸收、承袭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