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居注的编写
起居注是记载帝王言行的最原始的资料，是史官纂修实录、国史的基础。金朝起居注的编写，在《金史》中断断续续有一些记载。据《文艺传上·郭长倩》云：“郭长倩字曼卿，文登人。登皇统丙寅经义乙科。仕至秘书少监，兼礼部郎中，修起居注。”[290]说明至迟在熙宗时期，已经开始修起居注了。海陵王继位后，修起居注的制度已经很明确。《杨伯雄传》云：“海陵篡立，数月，迁右补阙，改修起居注。”[291]而宗叙于天德三年（1151），“授世袭谋克，擢御院通进，迁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转国子司业，兼左补阙”[292]。应该说，海陵时期修起居注是确定无疑的。世宗时，杨邦基“（大定初）再迁秘书监兼左谏议大夫，修起居注”。《世宗纪上》有大定七年（1167）“诏修起居注王天祺察访所经过州县官”一句。大定十三年，夹谷衡“调范阳簿，选充国史院编修官，改应奉翰林文字”，后又“迁修起居注”。大定十八年，修起居注移剌杰上书言“朝奏屏人议事，史官亦不与闻，无由纪录”后，才有了“朝奏屏人议事，记注官不避自此始”的局面。大定二十六年，“修起居注崇璧”就在议事的朝廷上。世宗时期，担任过修起居注的名臣还有移剌子敬、徒单镒、杨伯仁等。章宗继位后，守贞曾与修起居注张暐一起进上修起居注当侍立议事朝廷的奏言。此外，曾任修起居注的大臣还有完颜乌者等。[293]章宗之后，金朝政权急剧衰败，修起居注事似没有再出现在《金史》的记载中。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曾云：“《金本纪》所载世宗嘉谟懿训最详，较《贞观政要》更多数倍，推其故，盖当时记注官之得其职也。……故《章宗本纪》所载帝训亦多，皆记注官之得其职故也。”[294]一般来讲，一个朝代的实录、国史修成后，原有的起居注即被销毁，所以金朝的起居注也没有流传下来。尽管如此，金朝修起居注受到熙宗、海陵王、世宗、章宗四位皇帝的重视，同时也为金代修撰实录、国史奠定了最基本的资料基础。
二、实录的撰修
实录是中国历代所修各朝皇帝时期的编年体大事记，是在起居注的基础上于事实有所忌讳的情况下经史官之手撰修而成的，虽其往往失真，然而由于史料丰富，一向为修史者所看重。金代亦仿唐、宋之制，除了晚期战乱中的几个皇帝外，大都有实录撰成。
金代最早出现的实录是《先朝实录》或叫作《祖宗实录》。据记载：“（皇统元年十二月癸巳）左丞勗进《先朝实录》三卷，上焚香立受之。”[295]《先朝实录》又称《祖宗实录》，是宗室完颜勗主持完成的。“（完颜）勗，字勉道，本名乌野，穆宗第五子。……天会六年，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命勗与耶律迪越掌之。勗等采摭遗言旧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复曰某水之某，又曰某乡某村，以别识之。凡与契丹往来及征伐诸部，其间诈谋诡计，一无所隐。事有详有略，咸得其实。……皇统元年，撰定熙宗尊号册文。上召勗饮于便殿，以玉带赐之。所撰《祖宗实录》成，凡三卷，进入，上焚香立受之，赏赉有差。”[296]《祖宗实录》既记载了“自始祖以下十帝”，当包括始祖函普、德帝乌鲁、安帝跋海、献祖绥可、昭祖石鲁、景祖乌古乃、世祖劾里钵、肃宗颇剌淑、穆宗盈歌、康宗乌雅束等，也就是记录了自函普成为完颜部首领以来的统一、成长和不断壮大，直至阿骨打建立金国的这段历史的重大事件，这是特别难得和珍贵的。特别是勗本人作为史官能潜心尽职，广泛收集和认真审别资料，善恶无隐，实事求是，他所修成的实录是全面的、可信的。当然，《祖宗实录》也是元代修成制定《金史·世纪》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不言而喻。
另外，按照上文记载，完颜勗于皇统“八年，奏上《太祖实录》二十卷，赐黄金八十两，银百两，重綵五十端，绢百匹，通犀、玉钩带各一”[297]。而《熙宗纪》却云“八年八月戊戌，宗弼进《太祖实录》”，两相记载似乎不一致。宗弼，我们从其本传中可以得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兀术，太祖第四子，后被封为藩王，得右副元帅以及太保、太傅等高官和优厚的待遇，是征战沙场的武将和军师。“皇统二年二月，宗弼朝京师，兼监修国史。”[298]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宗弼只是一个监修者，实际上《太祖实录》的真正或主要撰修者还应是完颜勗。所以，完颜勗是金朝撰修实录的开创者和功臣。
据《金史·世宗本纪上》载：大定七年（1167）八月“癸丑，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纥石烈良弼进《太宗实录》，上立受之”。《纥石烈良弼传》载：纥石烈良弼进拜右丞相，监修国史。世宗谓良弼曰：“海陵时，记注皆不完。人君善恶，为万世劝戒，记注遗逸，后世何观？其令史官旁求书之。……《太宗实录》成，赐良弼金带、重綵二十端，同修国史张景仁、曹望之、刘仲渊以下赐有差。”这段文字说明，身为皇帝的世宗，特别看重包括实录在内的史书的编撰，强调起居注和历史资料的完整，这样才能给后人一个为万世劝诫的交代。从同书《曹望之传》中我们又可得知，曹望之叹赏赐之薄，谓人曰：“栽花接木乃加爵命，勤劳者不迁官。”[299]看来，良弼是《太宗实录》的监修者，真正出力的是张景仁、刘仲渊、曹望之等人。另，我们从《世宗本纪上》还可知道，大定十一年十月“丙寅，尚书左丞相纥石烈良弼进《睿宗实录》”[300]。睿宗名宗辅，是夺位上台的世宗完颜雍的父亲，世宗上台后追尊其为睿宗，并为之作实录，开了给未曾称帝的皇帝之父撰实录的先例。
完颜思敬和完颜守道等完成了《熙宗实录》的修撰。《金史·思敬传》云：“上（世宗）谓思敬曰：‘朕欲修《熙宗实录》，卿尝为侍从，必能记其事迹。’对曰：‘熙宗时，内外皆得人，风雨时，年谷丰，盗贼息，百姓安，此其大概也，何必馀事。’上大悦。”[301]《完颜守道传》云：“既而，（守道）迁右丞相，监修国史，复迁左丞相，授世袭谋克。（大定）二十年，修《熙宗实录》成，帝因谓曰：‘卿祖谷神，行事有未当者，尚不为隐，见卿直笔也。’”[302]文中不仅明确修成了《熙宗实录》，而且世宗还表扬了完颜守道的直笔精神。
金代还撰修了《海陵实录》。《金史·宣宗纪下》云：“撰故卫王事迹，如海陵庶人例。”这表明，尽管海陵王暴政后被推翻以庶人例来对待，金朝还是为他撰写了《实录》。《郑子聃传》言：郑子聃为侍讲、兼修国史，“上（世宗）曰：‘修《海陵实录》，知其详无如子聃者。’盖以史事专责之也”[303]。既表明《海陵实录》的存在，也暗示《海陵实录》没有如实记载是和郑子聃有关的。元好问《中州集》云：“益谦字亨甫……大安中尝拜御史中丞，宜知卫王事，乃差编修官一人就访之。亨甫知其旨，谓来者言：‘知卫王莫如我。然我闻海陵被弑，而世宗皇帝立。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得美仕。史官修实录，诬其淫毒狼骜，遗臭无穷。自今观之，百可一信耶！卫王勤俭，慎惜名器，较其行事，中才不能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设欲饰吾言以实其罪，吾亦何惜馀年！’”[304]这充分说明，金朝确实修撰了《海陵实录》，只不过没有直书罢了。
世宗有实录。《金史·章宗纪二》文中云：“（明昌四年八月）辛亥，国史院进《世宗实录》，上服袍带，御仁政殿，降座，立受之。”但在《章宗纪三》又云：“（泰和三年十月）庚申，尚书左丞完颜匡等进《世宗实录》。上降座，立受之。”而《完颜匡传》却云：“（承安三年）寻入守尚书左丞，兼修国史，进《世宗实录》。”[305]修成《世宗实录》这是毫无问题的，但进《世宗实录》的时间分别为明昌四年、承安三年、泰和三年，相差十年。以上的三条资料如果均记载无误的话，可以理解为进上的《世宗实录》又进行了大约十年的修改才最终完成。而清钱大昕言：“《世宗实录》，明昌四年国史院进。《显宗实录》十八卷，泰和三年左丞完颜匡等进。”[306]认为完颜匡所进为《显宗实录》，这自然是一种学术见解。显宗名允恭，是世宗第二子，为皇太子二十五年，未及即帝位而死。所写《显宗实录》，是金代为皇帝以外的宗亲所编撰的第二部实录。(www.xing528.com)
金朝撰修了《章宗实录》，但其作者似有分歧。《金史·张行信传》云：“史馆修《章宗实录》，尚书省奏：‘旧制，凡修史，宰相执政皆预焉。然女直、汉人各一员。崇庆中，既以参知政事梁
兼之，复命翰林承旨张行简同事，盖行简家学相传，多所考据。今修《章宗实录》，左丞汝砺已充兼修，宜令参知政事行信同修如行简例。’制可。”[307]这是兴定元年（1217）之事。四年后的九月“辛卯，进《章宗实录》”[308]。按《金史》所记载，参与《章宗实录》撰修的大臣就有梁
、高汝砺、张行简、张行信等四人。而宋德金根据《金史·赵秉文传》和赵秉文的《滏水集》中的《进呈中宗皇帝实录表》认为：“《章宗实录》实为赵炳文所撰。”[309]但无论如何，一部一百二十卷的实录不可能为一人所为，起码应该有张行简、张行信等人参与其中。
《宣宗实录》的修撰，《金史·文艺传下》云：“王若虚字从之，藁城人也。幼颖悟，若夙昔在文字间者。擢承安二年经义进士。……用荐入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正大初，《宣宗实录》成，迁平凉府判官。”[310]而《哀宗纪上》亦云：“（正大五年）冬十一月辛巳，进《宣宗实录》。”证明《宣宗实录》成于哀宗正大年间。由于宣宗在位时间短，《金史》又无其他人编修《宣宗实录》的记载，王若虚一人写成《宣宗实录》是可能的。
卫绍王的实录原拟修撰，史称：“兴定五年正月，尚书省奏：‘《章宗实录》已进呈，卫王事迹亦宜依《海陵庶人实录》，纂集成书，以示后世。’制可。”[311]但留存至今的资料似并没有看到《卫绍王实录》。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云：“苏天爵谓卫王实录竟不及为。”[312]看来卫绍王的实录确实没有写成，或者说来不及写成。元好问说：“正大初，予为史院编修官，当时九朝实录已具，正书藏秘阁，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后，又复与辽书等矣。可不惜哉！”[313]金朝从建立到灭亡共九朝皇帝（不包括末帝完颜承麟），作者说正大初九朝实录已具，当不包括哀宗，因为哀宗的统治当时还没有结束，怎么能为他写出一部完整的实录呢？那么，元氏所指似应包括《睿宗实录》和《显宗实录》，也可算是“九朝”实录吧。
关于金朝实录的下落，《元史·张柔传》云：“壬辰（1232）从睿宗伐金……金主自黄陵冈渡河，次沤麻冈，欲取卫州，（张）柔以兵合击，金主败走睢阳。其臣崔立以汴京降，柔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访求耆德及燕赵故族十馀家，卫送北归。……（中统）二年，以《金实录》献诸朝。”[314]就是说，金代实录较完整地被蒙元政权接收下来。
总的来讲，金朝所修实录，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其一，连续性。这样一个仅存一百二十年的少数民族政权能够编修成“九朝”实录，在中国历史上是难得一见的。虽然其皇位不断血腥更迭，但仍然能够把撰修实录的传统延续下来。其二，真实性。金代每一朝修实录时，统治者都强调如实编修，资料缺乏的要求想法弥补，有所歪曲的遭到贬斥并要求及时予以改正。比如，世宗曾指出：“海陵时，修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书多不实。可访求得实，详而录之。”他们认为《祖宗实录》太简略，“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315]；他们认为“谏表可入实录”[316]，要求修实录者对“当时旧人亲见者”，“就其家问之”，取得了“多更定焉”[317]的效果。正因为如此，起码在元代能够看到保存整齐的、基本可信的金代“九朝”实录，并为其撰写《金史》等相关史学著作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清代学者纪昀等认为：“《金史》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318]显然，金代所修实录为此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金代“九朝”实录同明代以前的实录一样没有保存下来，但仅从女真统治者修实录的精神和所产生的成果上说应在中国史学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三、《辽史》的撰著
金朝建立后，用了很长时间，动用了不少人力来撰修《辽史》。《熙宗纪》云：“（皇统八年四月）甲寅，《辽史》成。”[319]《文艺传上·萧永祺》云：“萧永祺字景纯，本名蒲烈。少好学，通契丹大小字。广宁尹耶律固奉诏译书，辟置门下，因尽传其业。固卒，永祺率门弟子服齐衰丧。固作《辽史》未成，永祺继之，作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上之。加宣武将军，除太常丞。”[320]《移剌子敬传》云：“子敬读书好学，皇统间，特进移剌固修《辽史》，辟为掾属，《辽史》成，除同知辽州事。”[321]记载虽稍有不同，但大致都是说熙宗时期修成了《辽史》。同书其他的传中还有另外的一种记载。《文艺传上·党怀英》云：“怀英能属文，工篆籀，当时称为第一，学者宗之。大定二十九年，与凤翔府治中郝俣充《辽史》刊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移剌益、赵沨等七人为编修官。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旧事，悉上送官。……泰和元年，增修《辽史》编修官三员，诏分纪、志、列传刊修官，有改除者以书自随。久之，致仕。大安三年卒，年七十八，谥文献。怀英致仕后，章宗诏直学士陈大任继成《辽史》云。”[322]《贾铉传》云：“贾铉……与党怀英同刊修《辽史》。”同样，《萧贡传》记有：“萧贡……与陈大任刊修《辽史》。”《章宗纪》有：“（大定二十九年十一月）乙亥，命参知政事移剌履提控刊修《辽史》。”[323]“（泰和七年）十二月壬寅朔，《辽史》成。”[324]
以上资料可以说明如下一些问题：其一，金朝统治者较早就开始了《辽史》的修撰，起码在熙宗初期或更早一点的太宗时期就已经有了这种想法，或已经开始了《辽史》的写作。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能够在建国后不久就为一个被自己灭掉的敌对政权修史，这是很不容易的。同时也说明，女真族统治者也认可了中原汉族政权的惯例，即后一朝代为前一朝代修史的自觉行为。其二，《辽史》的修撰是在长时间的不断的修改中进行的。《金史》中明确记载着《辽史》在熙宗皇统年间已经修成，但更多的资料又说在世宗的大定年间刊修《辽史》，而最终修成是在泰和七年（1207）。这说明，金朝统治者对皇统八年（1148）修成的《辽史》并不满意，后又进行了重修（文中多次提到的是“刊修”），直至六十年后才最终修成。这期间，女真统治者动用了不少优秀的人才，进行了不少人事调动，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比如仅《金史》一书记载中参加《辽史》撰修的大臣先后就有耶律固、萧永祺、移剌固、移剌子敬、党怀英、郝俣、移剌益、赵沨、陈大任、贾铉、萧贡、移剌履等，虽我们怀疑耶律固和移剌固为一人，但足以说明《辽史》修撰队伍的强大。同时，在《辽史》修撰期间，为了弥补前次修撰内容上的不足，命令“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旧事，悉上送官”，并“增修《辽史》编修官三员，诏分纪、志、列传刊修官，有改除者以书自随”。可以说，金朝修《辽史》的重视程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也说明金朝统治者具有很高的史学修养。同金代“九朝”实录一样，其撰著的《辽史》也应完整地被元政权所接受，同样也为元代官修《辽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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