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政权的撰史机构与史官：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

一、重视儒学并大力推行科举制度

在金建国前，儒家文化和儒家经典早已在北方广泛传播，在东北也应该有较大的影响。建国后金朝统治者比较早地认识到推行儒家文化和学习儒家经典对巩固政权的重要性，因而尊崇并确立孔子的圣人地位，积极号召学习儒家经典。

金朝统治者对孔子的崇拜是比较早的，至迟在熙宗天眷三年（1140）便“以孔子四十九代孙璠袭封衍圣公”。第二年，熙宗“亲祭孔子庙”。大定二十年（1180），世宗“特授袭封衍圣公孔总兖州曲阜令”。明昌元年（1190），章宗“诏修曲阜孔子庙学”。第二年，又“诏袭封衍圣公孔元措视四品秩”。承安二年（1197），章宗“特命袭封衍圣公孔元措世袭兼曲阜令”。宣宗时，“召中奉大夫、袭封衍圣公孔元措为太常博士”[283]。金朝统治者认真学习儒家经典及相关文史书籍，还“诏亲军三十五以下令习《孝经》、《论语》”[284]。世宗还引用《诗经》中的诗句以诫兄弟。

金朝统治者重视儒学，认真学习儒家文化和儒家经典，极大地推动了向先进文化学习的进程，也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金朝科举制度建立于太宗天会元年（1123）。《金史·选举志》言：“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若夫以策论进士取其国人，而用女直文字以为程文，斯盖就其所长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国字，使人通习而不废耳。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诸宫护卫及省台部译史、令史、通事，仕进皆列于正班，斯则唐、宋以来之所无者，岂非因时制宜，而以汉法为依据者乎。”尽管宣宗南渡之后“科举取士亦复泛滥，而金治衰矣”，而“原其立经陈纪之初，所为升转之格、考察之方，井井然有条而不紊，百有余年才具不乏”。金代科举考试的科目也比较多，其开始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海陵天德三年（1151），罢策试科。世宗大定十一年（1171），创设女直进士科，初但试策，后增试论，所谓策论进士也。明昌初，又设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科目的增多，为士人的进取必然开辟了更多的途径。

金朝各级学校的教材都有明确的规定，“凡经，《易》则用王弼、韩康伯注，《书》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苌注、郑玄笺，《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礼记》用孔颖达疏，《周礼》用郑玄注、贾公彦疏，《论语》用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用赵歧注、孙奭疏，《孝经》用唐玄宗注，《史记》用裴骃注，《前汉书》用颜师古注，《后汉书》用李贤注，《三国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魏收《后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徵《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注疏，《荀子》用杨倞注，《扬子》用李轨、宋咸、柳宗元、吴祕注，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金朝还规定了出题的范围。海陵王“正隆元年，命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始定为三年一辟”。明昌元年（1190），章宗命“以《六经》、《十七史》、《孝经》、《论语》、《孟子》及《荀》、《扬》、《老子》内出题，皆命于题下注其本传”[285]。

金朝的科举制度，培养出大量的有知识、有才干的人士，为本朝史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人才资源。同时，由于其学校使用的教材和考试的出题范围不仅有儒学经典著作，而且有数量更多的历史名著，这就为史学文献在社会上的普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为产生更多专门的史学人才和史学在本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金朝的撰史机构及其制度

金代承袭了唐、宋之制，设置了秘书监、国子监、弘文院等兼管或分管一部分史学工作，设置了记注院、国史院直接负责史学著作的编撰。(www.xing528.com)

其在秘书监中设置“校书郎一员，从七品，专掌校勘在监文籍”。秘书监下设的著作局中，设“著作郎一员，从六品。著作佐郎一员，正七品。掌修日历”。国子监内有“国子校勘，从八品，掌校勘文字。国子书写官，从八品，掌书写实录”。又设置了弘文院，弘文院内有“知院，从五品。同知弘文院事，从六品。校理，正八品。掌校译经史”[286]。

专门设置了记注院、国史院，直接负责史书的编撰。记注院内设有“修起居注，掌记言、动。明昌元年，诏毋令谏官兼或以左右卫将军兼。贞祐三年，以左右司首领官兼，为定制”[287]。“设置了国史院，其下有监修国史，掌监修国史事。有修国史，掌修国史，判院事。有同修国史二员，其中女直人、汉人各一员。承安四年更拟女直一员，罢契丹同修国史。有编修官，正八品，女直、汉人各四员。明昌二年罢契丹编修三员，添女直一员。大定十八年用书写出职人。有检阅官，从九品，书写，女直、汉人各五人。有修《辽史》刊修官一员，编修官三员。”[288]兼职和专门的史学机构的建立，以及制度的不断修改和完善，使金朝一代的修史有了较稳固的组织保障。

三、女真族政权下的史官

金朝史官队伍，主要由女真族史官和汉族史官组成。

女真族的史官，如宗室金源郡王撒改之子宗宪，“兼通契丹、汉字”，有真知灼见，后“修国史，累官尚书左丞”[289]。宗叙，“授世袭谋克，擢御院通进，迁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转国子司业，兼左补阙”。纥石烈良弼，世宗“进拜右丞相，监修国史”。完颜守道，以直言进谏著名，后为右丞相、左丞相，监修国史。移剌子敬，“皇统间，特进移剌固修《辽史》，辟为掾属，《辽史》成，除同知辽州事”。后“改秘书少监，兼修起居注，修史如故。诏曰：‘以汝博通古今，故以命汝’”。移剌履为辽东丹王突欲七世孙，初举进士，为国史院书写。“世宗方兴儒术，诏译经史，擢国史院编修官，兼笔砚直长。”后“召为翰林待制，同修国史”。徒单镒，习女真字，世宗时“兼修起居注，累迁翰林待制，兼右司员外郎”。章宗时，“进尚书右丞，修史如故”。卫绍王时，“征拜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大定二十五年（1185）进士蒲察思忠，后“迁大理卿，兼左司谏，同修国史”。大定二十八年（1188）进士完颜寓后亦被召为国史院编修官。温迪罕缔达，“该习经史，以女直字出身，累官国史院编修官”，后为“著作佐郎，与编修官宗璧、尚书省译史阿鲁、吏部令史张克忠译解经书”。萧永祺本名蒲烈，“少好学，通契丹大小字”。耶律固“作《辽史》未成，永祺继之，作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上之”。“天德初，擢左谏议大夫，迁翰林侍讲学士，同修国史，再迁翰林学士。”

汉族的史官，如辽西汉人张景仁，世宗任其为翰林学士兼同修国史，最终召为御史大夫。博州博平人贾铉，章宗时为“左谏议大夫兼工部侍郎，与党怀英同刊修《辽史》”。真定藁城汉人杨伯雄，皇统二年（1142）进士，海陵时为“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迁直学士，再迁右谏议大夫，兼著作郎，修起居注如故”。京兆咸阳人萧贡，大定二十二年（1182）进士，后“迁国子祭酒，兼太常少卿，与陈大任刊修《辽史》”。张行简“颖悟力学，淹贯经史。大定十九年进士第一”，后“兼同修国史。改礼部侍郎、提点司天台，直学士，同修史如故”。赞皇檀山人杨云翼，登明昌五年（1194）进士第一，后“迁翰林侍讲学士，兼修国史”。磁州滏阳人赵秉文，大定二十五年（1185）进士，后“拜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同修国史，知集贤院事”。燕京人韩昉，天庆二年（1195）中进士第一，补右拾遗，转史馆修撰。后“改礼部尚书，迁翰林学士，兼太常卿、修国史，尚书如故”。磁州武安人胡砺，“举进士第一，授右拾遗，权翰林修撰”，“天德初，再迁侍讲学士，同修国史”。彰德人王竞，天德初，为“太常卿，同修国史”。杨伯仁，皇统九年（1149）进士，后任著作郎，入为起居注兼左拾遗。大定府人郑子聃，中进士一甲第三名，后为“吏部侍郎、同修国史”。故宋太尉进十一代孙党怀英，大定十年（1170），中进士第，“累除汝阴县令、国史院编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翰林待制、兼同修国史”，“大定二十九年，与凤翔府治中郝俣充《辽史》刊修官”。太原平晋人李汾， “举进士不中，用荐为史馆书写”。

总之，在女真族统治者重视人才特别是重视史学人才的情况下，金代的编写史书的机构充斥了不少有才华的人士，为其史学的发展创造了可能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