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族史学的特色-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

在中国民族多元一体历史发展重要转折时期生活的党项族及其建立的西夏皇朝，其历史和史学极为复杂多彩。党项人先是在周边强势民族的逼迫下投靠唐朝，并向陕甘宁一带转移，求得生存和发展。建立西夏皇朝后的一百九十多年里，与北宋、辽和金朝时战时和，造成了人口的不断流动，从而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繁荣了西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在西夏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史家、史书内容及编纂体例上，还是在史学思想和历史思想上都表现出了很强的民族特色。这种特征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呈现出来的，与中原的史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多元特点。

一、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视编史的国家，各个民族在其生活的区域创造了不同的文明，留下了辉煌的历史，共同构筑了璀璨的中华历史。西夏作为中国十一世纪重要的民族政权，通过创制民族文字、编纂民族书籍等，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成就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以往朝代史学体系的继承和发展。史书的编纂体例因袭了历朝的编纂方式，并加以改进，创造出了具有特色的史书体例；设置卜算院对天文历法进行观测，修纂历书；仿造唐朝设置史馆，进行实录的编纂；任用皇族来编修法律，通过对编纂书籍活动的干预，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西夏皇朝以求书、编译书籍等方式对中原文化的学习，实质上是用先进的文化来促进自身的进步，是对中华历史文化的一种认同。可以说，西夏的史学所呈现出来的特点以及其在中华文明母体内发展起来的文化，决定了其不可能偏离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轨迹。研究这一时期的史学，有助于学者理解并认识中华大史学观的形成和发展。

二、为中国史学增添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新内容(www.xing528.com)

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大融合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相互交融，形成了史学繁荣的一个高峰。辽、宋、夏、金时期，民族融合出现了又一高峰，多民族史学在这一时期也迅速发展。就党项和西夏而言，这一时期，有了本民族的史诗和传说，出现了本民族的文字，有了一批以党项族为主的优秀的史家，有了种类繁多的用本民族文字撰写的属于本民族的史书，显示了党项民族史学的不懈创新和进步。这些史学著作不仅记载了党项族历史、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还为研究中世纪中国提供了资料。党项族开创了汉字经史翻译的道路，既丰富了历史记载的形式，又增加了对彼此文化的交流。从总体上来说，这些史学著作的产生有效地提升了党项族人的文化素质，促进了多民族史学的共同发展，使得这一时期的史学增添了新的特色，为多民族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三、西夏学的兴起，是中国民族学尤其是党项民族学的重要性的体现

中国历来有后朝为前朝撰修正史的传统。但蒙元统治者对西夏当时的顽强抵抗和成吉思汗被西夏人射伤并逝世怀恨在心，欲灭其国，先灭其史，故而不给西夏修专史，只是在宋、辽、金三史中有《西夏传》。元不修西夏正史，不仅使党项和西夏的史书和档案大量佚失，对党项和西夏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民族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更造成严重影响。许多人甚至不知道中国历史上这个立国190年的党项族皇朝。清代学者洪亮吉、张澍、秦恩复、周春、张鉴、吴广成等致力于西夏文献的整理和西夏历史的撰述，为西夏学奠定了基础。而二十世纪初黑水城遗址的发掘，更使许多佚失的西夏文史书资料重见天日，从而在国际汉学界和中国史学界兴起了西夏学的研究热潮。罗福苌、王静如、吴天墀、韩荫晟、李范文、史金波、李蔚、陈炳应、汤开建、周伟洲、聂鸿音、白滨、杜建录等学者的辛勤耕耘，使西夏学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朵奇葩。研究党项必须包括西夏，而研究西夏则必须突出党项。[244]说到底，西夏学对党项和西夏历史的研究，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一环，是中国民族学尤其是党项民族学的重要性体现，也是中国民族史学史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