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碑铭和汉籍翻译借鉴：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

元昊创立西夏文字以后，以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史学获得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西夏文碑铭

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用西夏文撰写的碑铭文，从历史著作体裁说，大体相当于古代的史传和记事。传世的比较著名的西夏时期的石刻有《大夏国葬舍利碣铭》（1038）、《西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顶骨舍利碑》（1050）、《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1095）、《黑水河桥敕碑》和《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等。《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是西夏第四代皇帝崇宗李乾顺所立，距今已经有九百多年，碑身一面是汉文，一面是西夏文，番汉对译。碑文介绍了有关塔的神灵感应事件，以及塔对西夏国的庇护事件。碑文记载：西夏惠宗时期（1069—1086），西羌进犯凉州，正值夜晚时候，塔上方的几盏神灯，吓退敌人。宋夏交战，崇宗李乾顺曾两次亲征，让人向宝塔祈祷，终于获胜。天祐民安三年（1093）冬日，凉州发生大地震，震歪了塔身，州衙正要行公文派人修缮时，塔又自行恢复原状。崇宗李乾顺信奉佛教，认为这座宝塔有护国神灵，于是命人修饰宝塔及殿宇，历时将近一年终于焕然一新，遂立此碑以示纪念。碑文中工匠的姓名及担负的任务都有记载。碑文所记故事自然不足取信，但从中可以看出西夏统治者对佛教的迷信。此外，碑文中包含了大量西夏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情况等方面的史料。如碑文称：“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辏交会，日有千数。”[211]可以看出当时的凉州地区商业非常发达。碑文上记载的工匠、官员、僧侣的名字与职务，可以与《宋史·夏国传》所载职官资料相互补充，有助于对西夏官制的研究。除此之外，碑文中“番汉僧”、“番汉四众”揭示了汉族和党项族僧侣相互学习、密切联系的关系。《黑水河桥敕碑》，西夏仁宗乾祐七年（1176）立于甘州城西十里之黑水河桥。碑文内容系夏仁宗皇帝对黑水河诸神发布敕命，以求水患永息、桥道久长。内中提及西夏的职官称号等内容。《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立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1362），碑文记录党项人举立沙家族自西夏灭亡至元末一百三十余年间，历六代十三人职官世袭及其活动。

二、大量翻译中原地区经史书籍，促进了西夏学术文化的发展(www.xing528.com)

作为党项民族建立的西夏朝，从汉文化中汲取传统文化的养料是皇朝迅速发展的必由之路。由此除了利用境内原有书籍外，西夏皇帝多次向宋朝皇帝求赐经书，如（宋）嘉祐七年（1062）四月，夏国主谅祚上表求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石本，欲建书阁宝藏之，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本朝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其马。[212]次年四月丙戌，宋“以国子监所印“九经”及正义、《孟子》、医书赐夏国，从所乞也”[213]。西夏求到经书后，即组织懂得番汉文化的人员进行翻译，并将西夏本的经书用于选拔人才，大力弘扬儒家文化，促进西夏文化的发展。

在经史翻译中，创立西夏文字的野利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先后将《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汉文典籍翻译为西夏文，在西夏国的影响很深。

一个多世纪以来，通过考古等途径发现的西夏所译汉文典籍，除了黑水城文献中的《论语》、《孝经》、《孟子》三个注释本外，还有一些史书。1.《贞观政要》节译本。该书为唐吴兢编纂，辑录了唐太宗一朝君臣对为政之道的言论，历来被视为古代统治术的教科书。西夏把《贞观政要》翻译成西夏文，易名为《德事要文》，刻印出版[214]。现存的西夏译《贞观政要》仅有原书卷四和卷五的一部分，共30页。或许为了有利于西夏统治者和官员学习，西夏文翻译的《贞观政要》只是个节译本。2.《十二国史》节译本。唐代孙昱所撰《十二国史》叙述了春秋时代的历史。现存西夏文《十二国史》版口有汉文书名，页码用汉文，是春秋诸国国史的节译本。共约70章，分两卷，其中卷上42页，卷中17页，分别保存在后齐、鲁国、晋国、卫国四个篇名下，其他诸侯国事迹残缺。3.《太宗择要文》节译本。西夏文的《太宗择要文》为中原古籍中君王治国方略的节选，属于抄本，共有5页，每页8行，每行23字，所依据的汉文文本，疑似唐宋某大臣的奏章。[215]4.《德行集》节译本。书末题款“此《德行集》者原本是汉文本”，是番大学院教授曹道乐于西夏桓宗时编译的。书中用儒学和佛学的观点阐述为人处事之道，属于劝世著作。所引用的书籍不仅有《尚书》、《礼记》、《孔子家语》、《荀子》、《庄子》、《老子》、《史记》等前代著述，还有司马光《资治通鉴》和苏轼的论说。5.《类林》译本。《类林》是唐代于立政编纂的一部类书，西夏将其作为典章制度体史书进行研究，并全部翻译成了西夏文，刻印出版。此书卷首和序言散佚，现存卷三、四、六、七、八，残卷二、五、九、十，缺卷一，保留着全书的基本面貌。卷四末有题记“乾祐辛丑十二年（1181）六月十二日刻字司印”，属于西夏晚期。此书汉文原书也散佚，西夏文译本的《类林》，对我们恢复古《类林》本有极其重要的价值。[216]西夏统治者选取翻译作品的，大都是治国安邦、统治国家的史书，由此可知译者主要目的是想通过传播中原的历史，弘扬史学的治世功用，让西夏统治者以史为鉴，从中得到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