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又被称为“党项羌”，是中国古代众多羌族部落支系中的一支。《旧唐书·党项传》载：“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198]周伟洲先生认为：“党项羌应是汉魏后居于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的西羌诸部发展而来，是居于这些地区的西羌在北周后的泛称。”[199]北周以后，党项人分布很广。“其界东至松州（今四川松潘县），西接叶护（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南杂舂桑、迷桑（今青海南部）等羌，北连吐谷浑（今青海北部），处山谷间，亘三千里。”[200]著名的八个部落是：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通典》作“野律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其中拓跋部最强。[201]此外，两《唐书》中还记载了另外两个党项部落—黑党项和雪山党项。
北朝和隋时，党项各部落时扰时服。隋末唐初，党项羌开始内附。唐贞观八年（634），唐皇朝封内附的拓跋部首领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并赐予李姓。地处青藏高原的吐蕃强盛起来，受到严重威胁的党项各部，从贞观末到天宝末年“安史之乱”后，陆续向北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迁徙，逐渐集中到灵、庆、夏、银、绥、延、胜等州地，并形成了三个大的党项部落：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的东山部落，夏州（今陕西靖边）一带的平夏部落，横山地区的南山部落。唐咸通（860—873）末，党项平夏部落首领拓跋思恭任宥州刺史，中和元年（881）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被任命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赐给李姓，爵号夏国公，统辖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从此，夏州地区实际上成了以拓跋思恭家族为首的党项诸部统治的地区，夏州党项李氏作为唐朝藩镇，雄踞一方。
从唐末到五代，面对中原地区的纷争，李氏政权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利用藩镇势力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强实力。北宋皇朝建立初，为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势力，新任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被迫向宋朝献出所管辖的夏、银等五州地。其族弟李继迁不满此举，率亲信逃往夏州东北的地斤泽（今内蒙古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号召部族抗宋自立。李继迁与辽朝结盟，在辽的支持下，收复了党项“故土”，攻取灵州，改为西平府，并从夏州迁居西平，从而牢固地据有夏、银等五州。北宋景德元年（1004）李继迁子李德明继立，采取“倚辽和宋”的策略，把重心放在对河西走廊地区的开拓上，先后占领了甘州、凉州，积极地进行称帝建国的各项准备。北宋天禧四年（1020），将都城由西平府迁到怀远镇，改名兴州，正式建都。北宋天圣九年（1031）李德明病死，子李元昊继位，是为景宗。景宗大庆三年（1038）十月十日，元昊于兴庆府正式称帝，国号大夏，自称“大白高国”、“白高大夏国”，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宋史》称之为“夏”，《金史》、《辽史》称之为“西夏”。西夏从李元昊建国，共传十帝：景宗元昊、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宗乾顺、仁宗仁孝、桓宗纯祐、襄宗安全、神宗遵顼、献宗德旺、末帝睍。西夏于末帝宝义二年（1227）被蒙古成吉思汗所灭，历时190年。西夏灭亡后，其遗民通过汉化、藏化、蒙化、回化等方式，融合在其他民族之中。[202]
党项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以它为主体建立的西夏政权与宋、金相始终，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
二、历史传说与党项史学的萌芽
党项族建立西夏前，没有自己的文字，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将自己的历史一代代地传下去的。这种口述史的内容包括神话、传说、史诗等，主要进述本民族的起源、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重大事件等等。作品主要有《夏圣根赞歌》、《颂师典》和《新集碎金置掌文》等。
1.《夏圣根赞歌》[203]，又称《颂祖先诗》，是早期党项族部落流传下来的传说。乾祐年间（1170—1193）由著名学者梁德养、王仁持加以收集整理，才得以流传至今。共45行，每行3字到14字不等。以诗歌的形式记述了党项先祖的历史活动，具有浓烈的神话传说色彩，有所谓人龙相配、繁衍子孙的神话传说，但也有史籍可查的历史记载。其保留的许多党项族早期史料，对我们研究党项族的活动轨迹具有重要价值。《夏圣根赞歌》开头三句为：“黑头石室荒水域，赤面父冢白高河，长弥药人国在彼。”讲述了党项族的起源地在白高河一带，祖先有“披发”、“赭面”的习俗，是现存文献中有关党项族起源的较明确、较早的记载。第7~11行：“啰都之父身体不重却为圣人，昔日不愿为小有大志，吐蕃美女为其妻，刚勇七子为其伴。”这几句说到西夏皇族的鼻祖“啰都”，说他的妻子是一位“西羌姑娘”[204]，并且生下了七个儿子。反映了党项与吐蕃的血缘关系，说明党项族早期与吐蕃交往频繁，关系密切。诗言：“母亲阿妈起族源，银白肚子金乳房，取姓嵬名俊裔传。繁裔崛出弥瑟逢，出生就有两颗牙，长大簇立十次功，七骑护送当国王。”讲述了西夏统治者取姓“嵬名”，以及“弥瑟逢”出生时就有两颗牙齿、长大后立了十次功、七骑士护送他当了国王。有学者分析，“弥瑟逢”可能是文献中的李继迁，为西夏王族出自党项羌这一说法提供佐证。
2.《颂师典》[205]，是为了颂扬西夏文字的创立者野利仁荣而作的，结合颂扬西夏文字创制之功，表达了对民族友好与民族自立的歌颂。苏联的西夏学专家聂历山在《西夏文字及其文献》中发表了5个诗段，有关党项起源、发展的在第一段。“羌汉弥人同母亲，地域相隔语始异。羌地高高遥西隅，边陲羌区有羌字。”意思是，吐蕃、汉族和党项都同出一源，只是由于地域的阻隔才使得语言产生差异。羌人所居住的地区与西方遥遥相隔，在边远的羌族地区有自己的文字。(www.xing528.com)
3.《新集碎金置掌文》，是一个写本五言诗，长一千字，类似汉文《千字文》，似为西夏启蒙读物。该书收藏于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西夏学学者聂历山的遗著《西夏文字及其文献》介绍了其中几句，白滨译为：“西夏人骁勇，契丹人迟缓，西藏人信佛，汉族人崇儒，回鹘饮酸乳，山狄食荞饼。”[206]用简洁的文字描述了党项与其他民族的不同特征，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各民族的社会风貌。
西夏文诗歌是研究党项和西夏的重要历史文献，也是党项族历史意识的产物。西夏文诗歌，反映了党项族早期的社会生活和部落活动，将英雄人物的杰出事迹记载下来，表现了党项族人对祖先的崇敬和赞美。同时，可以看到党项族同源共祖的民族意识和增强民族认同感的史学意识，体现了该民族历史意识的增强，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化。党项人世代口耳相传的传说与史诗是党项族史学的萌芽。
三、西夏文的创立
党项族原无文字，内迁后的党项人在和汉、藏等族接触交往中，学会了汉、藏语言和文字，并用以书写记事。随着党项族经济实力的增强，创立党项文字成为建立封建国家的迫切需要。元昊向宋朝上表要求称帝时说：“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坦莫不称臣，张掖、交河咸甘稽首。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207]可见元昊将创建文字视为立国的一个重要条件。《宋史·夏国传》载：“景祐三年（1036），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李元昊亲自主持创制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并由大臣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当时被称为“蕃书”，尊之为“国书”，后世称为西夏文。天盛十四年（1162），西夏仁宗李仁孝为表彰野利仁荣制蕃字功，追封其为广惠王[208]。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始人，有不同看法，分别为李德明、元昊、野利仁荣、野利遇乞。陈炳应认为仁荣和遇乞可能是一个人。分析《宋史·夏国传》的文字，应是元昊倡导、规划，野利仁荣造字。
西夏文字属表意文字体系，“字形方整”，基本笔画与汉字相同，显系模仿汉字创制，共有六千多个单字。同汉字相比，西夏文字笔画更加繁复，多撇、捺，无直钩。会意合成字和音意合成字较多，象形指事字极少，类似拼音构字法的反切上下字合成法是西夏文字构成的一大特点。西夏文书写自上而下成行，自左而右成篇。西夏文字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等体，楷体方正匀称，行书自由舒展，草书云龙变换，篆书屈曲婉转，分别用于不同场合。[209]
党项族的西夏文字创制后，朝廷专设蕃字院，由党项学者野利仁荣主持，翻译汉文典籍，选拔党项和其他族的官僚子弟进行教育，再授以官职，培养出不少通晓蕃汉文字的人才，提高了党项贵族阶级的文化水平。朝廷还设立“刻字司”管理出版机构，在国内广为推行，“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210]。西夏与周围王朝往来表奏、文书都使用西夏文字。从传世的文物、文献来看，西夏文字在党项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普遍使用。如今发现的西夏文书有审案文书、契约文书、借贷文约、请示报告、历书占卜辞，在一些摩崖碑石、寺壁题款、钱币印章、符牌器物上也都使用了西夏文字。西夏灭亡后，西夏文仍以河西字之名流行于原西夏统治地区，直至明中期以后方湮没无闻。
自文字被创制后，西夏开始有了本民族文字记述的历史，还出现了大量的译文资料，方便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给党项族人在思想交流和文化传承上带来莫大的便利，同时也推进了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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