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以后，军阀混战，北方民族崛起，五代就有沙陀族建立后唐和后汉，继而是契丹人建立辽朝，党项人建立西夏，女真人建立金朝，蒙古人东西征战势不可当。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制定了防止割据、加强皇权、巩固统治、守内虚外的国策，军队的战斗力严重削弱。面对北方诸民族政权的威胁和侵袭，宋朝统治者穷于应付，屡屡败北，不断妥协退让，议和苟安，更无暇关心境内其他民族，仅以笼络、羁縻怀柔政策，以求无事，从而缓解其北部军事压力。面对北方强邻的严重威胁，宋人的民族历史观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宋人强调“夷夏大防”，以“正统论”来区分大宋与北方诸强邻的历史地位，在所撰史书中，更竭尽对历史上和现存民族政权的鄙视和批评。
宋朝时“夷夏”对立的情况前所未有，学界的正统史观更趋强烈。宋正统史观的始作俑者欧阳修连撰七篇文章，阐述其“正统论”，说“君子大居正”,“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184]。欧阳修还将这些思想实践在他的史学著作中，其所撰《新五代史》在以主要篇幅撰成梁唐晋汉周之纪传考（即志）之后，将十国列为世家，以《四夷附录二》三卷居于全书之末，序云：“呜呼，夷狄居处饮食，随水草寒暑徙迁，有君长部号而无世族、文字记别，至于弦弓毒矢，强弱相并，国地大小，兴灭不常，是皆乌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来，能为中国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服，无道未必不来，盖自因其衰盛。虽尝置之治外，而羁縻制驭恩威之际，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为利，失之有足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录》。”[185]以附录第一、第二两篇记契丹辽自耶律阿保机至其孙耶律璟的历史，系以梁唐晋汉周之年号，称“阿保机僣号”，“十四州之俗，至今陷于夷狄”。[186]充分显现了欧阳修的“褒贬义例”[187]的史家书法和正统史观。其后，学者对正统观多有讨论，司马光言：“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或作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僣伪哉！”[188]这是在讨论三国史时所说，但在其撰至五代之契丹辽的历史时，却不得不面对现实，以五代诸朝正统，不系契丹辽的年号，称契丹王、帝为“契丹主”，屡以“契丹入寇”、“犯塞”为词，皆显其此时仍认契丹辽为非正统政权。苏轼也有“正统论”[189]多篇。苏东坡门人陈师道亦撰写了《正统论》，训统为一，以为统者，一天下而君之者也。
靖康元年（1126）底，金军第二次南下，开封沦陷。次年四月，徽、钦二宗及后妃、皇族、大臣三千多人被俘虏北去，北宋灭亡。南渡后的宋朝，对金人的夷氐胡虏身份一再强调，国仇家恨的悲痛，伴随着对“夷氐猾夏”的激愤，正统论更成为学术思想之大宗。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自序开篇即言：“呜呼！靖康之祸，古未有也。夷氐为中国患久矣。昔在虞周，犹不免有苗、玁狁之征。汉唐以来，如冒顿之围平城，佛狸之临瓜步，颉利之盟渭上，此其甚者。又其甚者屠各陷洛，耶律入汴而已。是皆乘草昧凌迟之时，未闻以全治盛际遭此易且酷也。”[190]朱熹每言及夷氐总是语气沉重，以之为万世不可不报之仇，“虏，禽兽耳，岂可以柔服也”[191]！他编纂《通鉴纲目》，其凡例以“统系”为第一，强调“正统谓周、秦、汉、晋、隋、唐”，“僣国谓乘乱篡位或据土者”，“无统谓周秦之间、秦汉之间、汉晋之间、晋隋之间、隋唐之间、五代”。[192]至此宋人的正统史观最终定形，影响着宋元以后的史学著述。
（二）两宋的契丹辽史著述(www.xing528.com)
两宋史家对诸民族政权在言论上的藐视与在史著中的关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毕竟因其对大宋政权的军事威胁太甚，为现实应对计，也需要了解其历史与现实情况，以供朝廷决策和外交军事参考。宋朝始终重视对北方诸民族政权和境内各民族历史、社会、职官、军事及道路的著述。
宋人关于辽朝的著述，有自辽“归正”宋朝者所撰书，如仁宗嘉祐二年（1057）赵至（一作志）忠上所著《虏廷杂记》及《契丹地图》等，其上书言：“陷番年深，异类之种皆耳目所睹，今偶录其事，纂成三册，并北庭建国而来僭位之人子孙图一本。”[193]“契丹归朝人”田纬《匈奴须知》一卷，“录契丹地理官制”。[194]嘉祐六年（1061）又有“归正人”武珪撰成《燕北杂录》五卷，燕北，当指辽朝。有佚名《辨鴂录》一卷，凡八篇，系契丹译语。有出使辽的官员所撰出使记。王曙撰《戴斗奉使录》二卷，记其景德三年（1004）和祥符三年（1010）出使契丹见闻。路振《乘轺录》一卷，其于大中祥符初（1008）使契丹，撰此书以献。寇瑊《生辰国信语录》一卷，记其天圣六年（1028）使契丹，贺其主生辰，往返语录，并附景德二年（1003）至天圣八年（1030）使副姓名及杂仪。哲宗绍圣元年（1094）张舜民撰《使辽录》二卷。张氏《投进〈使辽录〉札子》称：“昨于元祐九年，差充回谢大辽吊祭宣仁圣烈皇后礼信使，出疆往来，经涉彼土，尝取其耳目所得，排日记录，因著为《甲戌使辽录》。其间所载山川、井邑、道路、风俗，至于主客之语言，龙庭之礼教，亦可以备清闲之览观。”[195]富弼《富公语录》一卷，为其出使辽朝时所撰。神宗元丰六年（1083）苏颂编撰《华戎鲁卫信录》二百二十九卷、事目五卷，总二百册，分门别类地编录了1004年澶渊之盟以来宋辽双方的外交盟誓规约文字。南宋初史愿有《亡辽录》二卷，内容翔实，颇见宋人著述中引用。淳熙三年（1176）李焘撰《淳熙四系录》二十卷，记女真、契丹起灭，自绍圣，迄宣和靖康。孝宗读后说：“朕可一日忘此虏哉！”
（三）《契丹国志》
《契丹国志》二十七卷，旧题宋叶隆礼撰，是一部关于契丹辽朝的纪传体著作。书前有淳熙七年（1180）叶隆礼《经进契丹国志表》，称：“其契丹国自阿保机初兴，迄于天祚之亡，立统承家，凡二百余载。臣奉勅命，谨采摭遗闻，删繁剔冗，缉为《契丹国志》以进。”[196]全书卷首除进书表外，尚有初兴本末、世系图、九主年谱、地理图，正文二十七卷，有皇帝纪年十二卷，人物传记七卷，与石晋、北宋、西夏往来文牍和馈献二卷，地理方域、政治制度二卷，宋人使辽行程录摘抄二卷，诸番杂记一卷，岁时风俗杂录一卷。内容丰富，体例独特。其资料来源，“穆宗以前纪传则本之《资治通鉴》，穆宗以后纪传及诸杂纪则本之李焘《长编》等书，其胡峤《陷北记》则本之欧史《四夷附录》，诸番记及达实伊都等传则本之洪皓《松漠记闻》，杂记则本之武圭《燕北杂记》”[197]。作为记载辽代218年史事的一部系统的史书，其成为元修《辽史》的主要参考之一，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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