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契丹辽的史学成就》

契丹辽朝历经二百余年，创造了丰富的文化，史学则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源在《古微堂外集》中指出：“辽其国多文学之士，其史纪、表、志、传，皆详明正大，虽在元代之前，却远出元代之上。”对契丹辽史学评价很高。伴随着契丹辽史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契丹辽史学则呈现出阶段性特点。

一、辽太祖太宗时期契丹族史学萌发

这一时期史学成果主要集中在碑刻上。见于《辽史》的有：“（后唐天复三年）夏四月乙卯，诏左仆射韩知古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纪功德。”“（唐天复五年）三月，次滦河，刻石纪功。”“（神册元年）八月，拔朔州，擒节度使李嗣本。勒石纪功于青冢南。”“（天赞三年）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鹘城，勒石纪功。”[161]这些纪功性质的碑刻，可以看作是石头上的大事记录。《辽史》中还有一条记载引人注目：“初，太祖制契丹国字，鲁不古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史。”[162]太祖从侄耶律鲁不古对创设契丹文字做出重要贡献，太祖命之监修国史，监修史官的设立说明辽朝已经有了修史机构，契丹族非常重视刻石纪功，用以歌功颂德、名垂千古，开始以本民族的文字来记载自己的历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亦多次刻石立碑，不同的是，这些碑刻不再以夸耀武力彰显个人功德事迹为主。辽太宗天显三年（928）八月庚申“诏建《应天皇太后诞圣碑》于仪坤州”。天显五年（930）冬十月癸卯“建《太祖圣功碑》于如迂正集会埚”。天显七年（932）六月“御制《太祖建国碑》”。同样是辽太祖的纪功碑，但出自耶律德光对前代的追记，则明显具有史的性质。特别是，会同四年（941）二月丁巳，“诏有司编《始祖奇首可汗事迹》”，表明契丹对民族早期历史的追记，其史学有了明显进步。辽太宗割占幽云十六州之后，契丹族同中原地区的联系不断加强。灭晋之后，五代的修史之士受到重用。后唐监修《旧唐书》的宰臣赵莹和刘昫于大同元年（947）用为太子太保和守太保，对刘昫仍保留其在后晋监修国史的史职。他们对契丹辽史学有重要影响。

二、圣宗兴宗时期史官制度完善史学成果显著(www.xing528.com)

在汲取中原汉文化的基础上，辽圣宗、兴宗时契丹史学走向成熟。这时朝廷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修史机构，史家队伍开始壮大，特别是契丹族史家的成长尤为明显。成就卓越的主要有萧韩家奴、耶律庶成、耶律谷欲、耶律孟简、耶律阿思等等。圣宗统和四年（986），圣宗命邢抱朴与室昉同修《实录》，统和九年（991）修成。[163]统和二十一年（1003）圣宗“诏修《日历》官毋书细事”[164]。说明当时编修的《日历》非常翔实。兴宗时更加重视国史、实录、起居注的修撰，修史活动迅速展开。兴宗不但下诏编“辽国上世事迹”，还诏谕萧韩家奴“朕之起居，悉以实录”[165]。此次修实录还包括遥辇可汗以来诸帝实录，规模宏大，成果显著。重熙十三年（1044）“诏（萧韩家奴）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进之”。耶律庶成“偕林牙萧韩家奴等撰《实录》及《礼书》”[166]。耶律谷欲“奉诏与林牙耶律庶成、萧韩家奴编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未成而卒，年九十”[167]。

三、道宗天祚两朝契丹辽史学衰退

道宗以后，政府组织了一定规模的修史活动，契丹辽史学虽继续发展，但监管、控制修史活动的倾向日益明显。道宗、天祚两朝重视国史修撰。耶律孟简在道宗太康年间，诣阙上表曰：“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乃编耶律曷鲁、屋质、休哥三人行事以进。上命置局编修。” [168]道宗晚年，国史编修仍在进行。寿昌二年（1096），刘辉“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169]。道宗大安元年（1085）“辛亥，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170]。道宗在重视修史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修史工作的控制，如清宁二年（1056）规定：“罢史官预闻朝议，俾问宰相书之。”[171]契丹辽史官被剥夺“闻朝议”的权利，史官修史只能“俾问宰相”而书之，不能如实记录，可以看出契丹辽后期统治者对史官修史的干预加强。此后，契丹辽史学逐渐衰落下去。契丹辽史学在天祚帝时期也有一定成果，乾统三年（1103）“召监修国史耶律俨纂太祖诸帝《实录》”[172]。耶律俨修成《皇朝实录》七十卷，[173]实际上为契丹辽的“国史”，是后来元代修《辽史》的重要蓝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