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辽史官特点-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

契丹辽史馆制度是在与中原地区交往过程中，仿照汉族政权建立的，而又与契丹族政权相结合，其史官既有历代史官之共性，又有区别于中原汉族史官的民族特色。

一、契丹辽史官多为兼职

契丹辽史官按修史的类型可分为记注官和修史官。监修国史考得十六人，十五人皆为行政官兼任。记注官亦是如此，如起居舍人、起居郎主要由知制诰兼任。也有记注官和修史官互相兼任的情况。还有由社会名流、文学之士等非史官奉诏修史的，这些人多是皇族，任命他们参与修史，便于对修史工作的监督，是契丹辽加强对修史控制的表现。

二、契丹族史家数量增多

契丹辽从事记注和修史的史官，有据可查的有数百人之多。下列比较著名又有著作可考的八位史家中有四位是契丹族或赐国姓者。

1.室昉，字梦奇，辽朝南京（今北京市）人，家世不详。自幼恭谨朴素，勤奋好学，闭门读书二十年，足不出外户，虽同里乡人也莫识其面，由此学业精进。会同初年，辽取得燕云十六州后，为了选拔人才，抚辑新附之民，第一次召开科举，室昉应试，登进士第，初任卢龙巡捕官，虽然只是一个维护治安的基层小吏，但从此进入仕途，并以博学善属文逐渐受到青睐与重用。947年，耶律德光改国号为大辽，“诏昉知制诰，总礼仪事”。累迁翰林学士，掌握草拟诏命，“出入禁挞十余年”。累官至枢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乾亨初（979），室昉以宰相监修国史，在他的主持下，开始撰修《实录》。这次所修实录，包括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五朝，统和八年（990）修成，共二十卷，九年（991）正月具表上进，这就是著名的《统和实录》，圣宗手诏褒美，并“加政事令，赐帛六百匹”[146]。

2.邢抱朴，辽朝应州（今山西应县）人。其父官至刑部郎中。母陈氏，涉通经史，尤好吟咏。抱朴幼颖悟，从母受经，好学博古，以儒术名显当时。保宁初（969），为政事舍人，知制诰，累迁翰林学士，加礼部侍郎、户部尚书，再迁翰林学士承旨，得以独承密命，时人荣之。奉诏与室昉同修《统和实录》[147]。

3.耶律庶成，字喜隐，小字陈六，皇族季父房之后。幼好学，读书过目不忘。善契丹文和汉文，尤工放诗。重熙初，补牌印郎君，累迁枢密直学士。兴宗曾命庶成与萧韩家奴各撰《四时逸乐赋》以进，甚得赞赏。又奉命制文记述北院大王于越耶律屋质的功德，立石于上京崇孝寺。耶律庶成是一个博学多识的学者，对国史、礼、刑以及医药都甚精通，“时入禁中，参决疑议”[148]。重熙十三年（1044）奉命偕翰林都林牙萧韩家奴等集录遥辈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撰成《国朝上世以来事迹及诸帝实录》二十卷。十五年（1046），再与萧韩家奴合撰《礼书》三卷。

4.萧韩家奴，字休坚，契丹涅剌部人。通契丹、汉等文字，受汉文化濡染颇深。重熙十三年（1044）上疏请按照“唐高祖创立先庙，尊四世为帝”的先例，追尊祖先名号，为兴宗采纳，于是辽朝“始行追册玄、德二祖之礼”。在任起居注官时，持秉笔直书的传统，善恶无所隐。兴宗每畋猎，萧韩家奴“未尝不谏”。一次兴宗于秋山射猎，侍从中被熊虎伤死者数十人，萧韩家奴书于简册。兴宗见到后命他删去，他却坚持如实记录。兴宗不得不承认：“史笔当如是。”[149]兴宗下诏让萧韩家奴与耶律古欲、耶律庶成等编辑上世以来事迹及诸帝实录。这是自圣宗朝室昉和邢抱朴编纂《统和实录》以来，辽朝第二次组织力量编修国史、实录。这次编纂的实录仍为二十卷，称《遥辇至重熙以来事迹》，又称《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或《先朝事迹》。(www.xing528.com)

5.耶律孟简，字复易，于越屋质之五世孙。少颖悟，六岁能赋诗，长大以后以善属文称于当时。辽道宗年间，契丹国势已衰，耶律乙辛当道。耶律孟简虽处逆境多年，仍上书说：“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150]并亲自搜访耶律易鲁、屋质、休哥三人事迹，撰成“三人行事”，进献于朝。道宗读了“三人行事”以后，遂下令设立国史局，以编修国史。

6.耶律俨，字若思，析津（今北京市境）人，本姓李，辽道宗“赐国姓”[151]。为人忠朴，好读书，咸雍进士。太康中，历将作少监、少府少监、大理少卿、大理卿。大安初，为景州刺史。大安六年（1090），改山西路都转运使，除旧弊，奏定课额，增加州县俸给，均被采纳。道宗晚年，用人不能选择，令掷骰子胜者为官，俨得胜，迁知枢密院事，封越国公。耶律俨的史学成就卓越，其中修《皇朝实录》七十卷是典范。

7.王师儒，字通夫，范阳（今北京附近）人。“生而其性孝谨，少以种学绩文业其家”，博学善词令。辽道宗时重臣，屡有升迁。自咸雍六年（1070）直史馆，至寿昌六年（1100）以枢密副使监修国史，前后三十年，一直兼史馆职参与修史。“及任宣政殿大学士判史馆事，编修所申：‘国史已绝笔，宰相耶律俨奏：国史非经大手笔刊定，不能信后，拟公再加笔削’上从之。”[152]有学者认为，耶律俨所撰《辽史》，最后是经王师儒审阅刊定的。[153]

8.王鼎，字虚中，涿州人（今北京附近）。清宁五年（1059），擢进士第，调易州观察判官，改涞水县令，累迁翰林学士，当代典章多出其手。“鼎正直不阿，人有过，必面诋之。”[154]曾上书言治国之道，道宗以其通达政体，事多咨访。大安七年（1081），增充史馆修撰，骑都尉、大原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著《焚椒录》一卷[155]。

三、史官职能的多样化

契丹辽史官除修史之外，还兼翻译、制定或修改法律、礼仪甚至从事天文、占卜活动，这与史官逐渐走向专业化的趋势不相适应，是由辽朝政治、文化特点决定的。翻译汉文书籍是史官的一项重要职能。契丹辽统治者很注意总结前朝的统治经验，为自己服务。因南北语言不通，史官马德臣将“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纪》”翻译成契丹文供圣宗御览。[156]兴宗史官萧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重熙初，契丹族医生很少人懂得“切脉审药”，皇上命耶律庶成译方脉书颁行，“自是人皆通习，虽诸部族亦知医事”[157]。史官负责制定礼仪、法律，如重熙十五年（1046），根据兴宗诏书，萧韩家奴、耶律庶成“博考经籍，自天子达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于世，不缪于古者”撰成《礼书》三卷，进之。[158]

四、不畏强权、秉笔直书的史家风范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秉笔直书的修史传统，史官们以忠实地记录为己任，将生死置之度外，令当权者有所顾忌而不敢为所欲为，是史学的重要价值所在，也是史学具有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契丹辽史官继承了“直笔”、“信史”的修史传统，强调秉笔直书。耶律孟简就曾经对修史官员说：“史笔天下之大信，一言当否，百世从之。苟无明识，好恶徇情，则祸不测。故左氏、司马迁、班固、范晔俱罹殃祸，可不慎欤。”[159]圣宗时有司奏猎秋山，熊虎伤死数十人，萧韩家奴将此事如实记载：“帝见，命去之。韩家奴既出，复书。他日，帝见之曰：‘史笔当如是。’”[160]。可见，契丹辽上下特别强调记述历史应该求实不隐、秉笔直书。契丹辽也有不畏强权捍卫史职的楷模，如修注郎忽突堇、不攧等记注官不顾遭贬黜的危险，而拒绝道宗观看起居注。说明契丹辽史官承传了历代史官修史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