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辽史馆制度：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

契丹族统治者很重视本民族历史的建构，承唐仿宋，在朝廷建立了完善的史馆制度，以为契丹统治者和政权服务。

一、史馆与国史院

史馆自唐朝设立并独掌原属著作局的修史之任，从而成为专门的修史机构，对后世影响深远。辽开国后作为统领史馆的史职—“监修国史”就已设立，如太祖时耶律鲁不古为监修国史。[129]太宗时的修史机构称史馆，如辽太宗时麻答“以宰相员不足，乃牒冯道判史馆”[130]。判史馆乃为史馆负责人，掌“自除修撰外，应馆中著述及诸色公事”[131]。另有史馆学士，为“对史官—从直史馆到史馆修撰—的泛称”[132]。当时史馆掌修国史，负责记述当时军国大事和追述本民族早期的历史。圣宗以后史官制度已基本完善，史馆为国史院所代替，成为修史的主要机构和常设机构[133]。

翰林院下属的国史院，仿宋设立修国史、同修国史等职，监修国史为国史院最高长官。有辽一代几乎每朝都设有监修国史，可考者有十七人，即太祖朝的耶律鲁不古，太宗朝的刘昫，景宗朝的室昉，圣宗朝的耶律隆运、刘慎行、马保忠、张俭，道宗朝的耶律良、窦景庸、梁颖、耶律阿思、耶律孝杰、耶律俨、王师儒、梁援，天祚朝的耶律俨、左企弓。兼任监修国史的一般为宰相或枢密使，有的甚至被破格提拔为契丹最尊之职“于越”，近半数为契丹族人，多为进士出身或才学出众者。契丹辽监修国史同一时代仅为一人，无几人同时担任此职者。契丹辽监修国史不但总领史务，而且亲自参与修史，如圣宗统和年间邢抱朴因功“加户部尚书。迁翰林学士承旨，与室昉同修《实录》”[134]。后期，监修国史主要负责组织、领导、编修，一般不直接参与修史。监修国史还有荐举人才的权力，如耶律俨以宰相监修国史的身份极力推荐王师儒修订国史[135]。史馆修撰是直接撰史的官员，辽朝史馆修撰可考者共四十四人，其中三十五人是道宗时任命的，可以看出史馆修撰成为当时修史之主力。

国史院平时主要修实录，若修史再设局编修，如太康中，耶律孟简诣阙上表曰：“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乃命其编耶律曷鲁、屋质、休哥三人行事以进。道宗下诏置局编修。[136]此局应在国史院之内，设立专门编修的机构。

仿照宋朝契丹辽也设置了修国史、同修国史等史职。修国史最早见于兴宗朝，据《辽史·百官志》载：“耶律玦，重熙初修国史。”[137]修国史可考者另有杜防、萧韩家奴、杨佶、张琳等四人。修国史主要是执政官兼任，或为进士出身，或为才华横溢之士。修国史的职责为编修起居注、实录等当朝国史。此外还有参与翻译前朝史书的职能，如重熙十五年（1046），兴宗“诏译诸书，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138]。契丹辽历任同修国史可考者为张俭、刘六符、张嗣复、成尧锡四人，其中两人为进士出身。同修国史有时也充当使臣，出使宋朝。

契丹辽史馆修撰可考者有四十四人。兴宗、道宗时修史活动较为频繁，此职此时设置最多。史馆修撰一职最初常以四品太常少卿等官充任，大安元年（1085）以后，多以稍低之中大夫或中散大夫兼任，这是因道宗后期加强君主专制，控制修史所致。以后，出现了以记注官等史职担任史馆修撰的专门修史官员，修史工作呈现专业化的趋势，顺应了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史馆修撰的职责为修史，是史馆修史的主力，有时还充当外交使节，出使宋等周边政权。

此外，还有权史馆修撰。此职辽朝历史上仅有一人任之。天庆三年（1113），韩昉任“承奉郎守右拾遗权史馆修撰”[139]，具体执掌可能类似于宋代“权同修起居注”[140]。

二、起居舍人院(www.xing528.com)

辽朝在门下省设有起居舍人院，其建制是融合唐宋记注官制的产物，下有起居舍人、知起居注、起居郎等职[141]。圣宗曾多次下诏编修《日历》，而日历是根据起居注的资料，逐日撰成有关国家事务的编年体史书，说明圣宗时就有起居注的编修。从圣宗朝到天祚末一直存在起居注的编修。

契丹辽起居注“由起居郎、起居舍人即左右二史共同执掌”[142] 。辽起居舍人一职最早见于史料者为圣宗时的赵为箕，历任者尚有程翥、吴叔达、周宗白、吴湛、姚景禧、王棠、贾辉等人，其中五人由知制诰兼任，贾辉一人以“诸行宫都部署司主事”兼起居舍人，程翥、赵为箕只担任起居舍人。起居郎员数二名。辽起居郎最早见于史册是圣宗时的杜防，可考者尚有李奎、王景运、韩孚、王观、成尧锡、张少徽（微）、马尧俊、王师儒、赵孝严、虞仲文等，多以知制诰兼任，品级较高。

辽起居舍人院尚有行起居郎职，可考者赵孝严一人。所谓“行”，是兼职的一种，指代行某职，“行起居郎”其职责应与起居郎、舍人一样参与编修起居注。有知起居注官，掌修起居注，可考者耶律敌烈一人。有修起居注官，可考者耶律良一人，职责应为记录皇帝起居。有修注郎之名，应是对记注官的泛称，并非具体史职。

记注官负责起居注的编修，是日历、实录、修国史编修的基础。一般王朝记注官通常于大内办公，侍皇帝左右。而契丹辽记注官则随皇帝四时在外，因为辽朝皇帝始终保持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牧渔猎生活，每年都要举行四时捺钵活动，捺钵期间军国大事都是在捺钵地处理。记注官作为记述帝王言行的史官，必然要跟随皇帝左右，才能有效完成记注任务，如重熙中“会猎秋山，（耶律）良进《秋游赋》，上嘉之。清宁中，帝幸鸭子河，良又作《捕鱼赋》”[143]。表现了契丹辽记注官独有的特点。

三、著作局及其史官

契丹辽仿唐宋之制于秘书监置著作局，至迟在景宗时设立，设有著作郎、著作佐郎、校书郎等职[144]。

契丹辽历朝著作郎、佐郎考得杨皙、马保忠、张绩、刘六符、张锡口、耶律俨、李炎、贾师训、董庠、宁鉴等十人，一般由进士出身者担任。辽校书郎考得李玿、李忠宣、李懿、王夫、杨佶、王泽、杨皙、赵濬、刘文、窦景庸、王师儒、张检、郑恪、李谦贞、张衍、杨朴等十六人，多由进士担任，且担任此职后多数升迁较快，很多升迁为修史官。

吴怀祺认为，著作官之执掌如著作郎、著作佐郎、正字、校书郎等与修史有关。[145]我们以为，契丹辽著作官可能仿唐及宋初之制，负责碑志、祭文之类的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