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皇朝海纳百川的气魄和历史胸怀,给少数民族史学提供了巨大空间。由于唐皇室本身具有胡汉血统,加上唐太宗的开明民族政策,使得新的民族史观得以贯穿于唐初的历史编纂。唐太宗晚年总结“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97]唐太宗的民族观对以后的历史,特别是君主的民族政策有十分重要的借鉴。
唐朝官修史书地位重要,设有史馆,由宰相监修。从唐代开始,历代皇帝都有实录。其他如日历、起居注、时政记等等,都为保留唐代史料起到基础性作用,也是岭南少数民族史料的基础。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大多佚失,但却是众多史书的基础。除了官修史书外,政书的崛起,别集的增多,地图地志的兴起,杂史、笔记、类书的出现,碑志的增多,佛道经典的扩大,以及史学理论的成长,都是唐代史学整体繁荣的表现,也是唐代岭南少数民族史学的学术背景。
唐五代诸史书对岭南少数民族的历史记述颇多。
唐初所修八部“正史”中有关岭南少数民族史的篇章,为《晋书》四夷、南蛮传;《梁书》诸夷、海南诸国传;《周书》异域传;《隋书》东夷、南蛮传;《南史》海南诸国、西南夷、诸蛮传;《北史》僭伪附庸,蛮、獠、林邑传。这批史学著作是对汉以来的中国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总结,也是新皇朝治理经验的探索,充分反映了唐代初期的民族思想和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历史。后晋所修《旧唐书》中岭南少数民族史主要集中在卷四一《岭南道》,卷一九七《南蛮》。
《通典》、《唐会要》、《五代会要》、《唐律疏议》、《唐大诏令集》、《唐诗纪事》等等都有相当数量的岭南少数民族历史记载。唐五代的《北户录》、《江南录》、《南楚新闻》等也有许多唐宋岭南少数民族史学的资料。(www.xing528.com)
《十道四蕃志》,十五卷,唐代梁载言撰,内有岭南少数民族史料。《元和郡县图志》为唐代地理总志,其中的岭南道部分是其时岭南的重要地理资料。
《元次山集》,唐元结撰,其于广德永泰年间官道州刺史,卷四《贼退示官吏》,卷一〇《谢上表》、《奏免科率状》、《奏免科率等状》等文,均涉及西原蛮攻道州事。《曲江集》,唐张九龄撰,岭南少数民族资料集中在敕书类。《桂苑笔耕集》,唐崔致远撰,其中表、状、书、启等涉及岭南事,如《檄黄巢书》等。《柳河东集》,唐柳宗元撰,卷十“安南都护张公”“贵州刺史邓君”“邕州刺史李公”诸墓志铭,卷三九“为裴中丞伐黄贼转牒”等均涉及岭南民族关系。
《酉阳杂俎》,唐段成式撰,前集卷四“境异”等篇涉及岭南民族习俗。《北户录》,唐段公路撰,此书对了解咸通年间的岭南风物和少数民族生存环境有重要参考。而且由于记事多为作者亲身经历,更显得珍贵。《桂林风土记》,唐莫休符撰,是现存较早的桂林地情专著,也是桂林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地方志,记有不少在桂林任职的唐代官员,其中有隋唐之际桂林地方政权转移地的唯一记载。《南方异物志》,唐房千里撰。《南行录》,唐李德裕撰,《通志·艺文略》作《南迁录》。《南征记》,唐韩琬撰。《海南诸蕃行记》,唐达奚通撰,或著录为《西南海蕃行记》、《诸蕃行记》。《朝野佥载》,唐张鷟撰,卷二至卷五,有数条言及岭南物产、风俗。《番禺杂记》,唐郑熊撰,由陶宗仪辑录,共九条。《复交趾录》,唐佚名撰。《岭表录异》,唐刘恂撰,记述岭南异事,其中记载最多的是岭南人的食物。《南海异事》、《岭南异物志》,唐孟琯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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