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和大理国是唐宋时期西南地区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凡治唐宋史和西南史者无不为南诏和大理国史所吸引,也为其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所折服。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宋史》等官方记载,到文人学者的《西洱河风土记》、《云南记》、《云南志》等的描述,再到诸彝族史家的学术成就,以及《白古通》等地方史籍及《南诏德化碑》、《三十七部会盟碑》、《南诏图传》、《大理国梵像卷》等文物史料,正是这些历史典籍及研究,使南诏大理这段历史,始终留于苍洱之间不致湮没。
南诏大理政权虽长期游离于唐宋中央政权之外,但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仍十分明显,在民族史学发展上的表现就是,民族史学的结构越来越完整,呈现出中原汉族史学的特点与内涵,这是中原文化渗透的结果,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及民族交流的结果。
南诏时期彝族有自己的文字和历史记载,大理国时期,白族开始用本民族文字记载历史,这在云南民族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此后到元明清时期,少数民族用本民族文字记载历史的史籍开始不断增多,使云南民族史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虽与汉文史籍相比仍显薄弱,但已十分珍贵。
由于民族之间发展程度有别,有些民族在历史上发展较快,文化成就较大,且有保存、发扬、继承文化的传统,使这些民族的历史得以通过文化传承的形式被记录与流传下来,并被后人了解。而另外一些文明开发相对较慢,对本民族文化缺乏保护与传承能力的民族,他们的历史则更多的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很少为人知道。这是民族史学研究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民族史学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各民族史学,它只能是我们所了解到的民族史学。(www.xing528.com)
不过,虽不能对历史上的各个民族都进行史籍的采集与研究,但却也可通过对同时期的综合史籍的分析了解其他民族的发展情况。南诏大理政权是由多民族共同建立的,通过对南诏大理时期的汉文史籍及其他文字记载史籍的研究可以发现,这段时期的史籍对境内的各民族基本都有所记载,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关注到的史籍虽多以主体民族且多以汉文文献为主,但却不能说这些史籍只是某个民族的,它们是属于这一时期所有民族的,具有民族的普遍性与共享性。南诏大理国是多民族融合形成的政权,故其史籍也就具有多民族性。如前所述,南诏大理时期的民族史学所包括的内容远比本书所论述的丰富,但由于保存不善或民族本身对史料之不重视等原因,导致现今可以看到或可考证之史籍较少,但到了元明清时期,民族史学意识觉醒,民族史学得到了相对较快的发展,则又是之后的事情。
南诏、大理时期的各民族史籍研究不应该仅仅限于这些,它应该而且必须包括更多丰富的内容,比如口传史料对史书记载弥补的作用等。开展民族史学研究是一项庞杂而又艰巨的工作,不仅需要对文献史料进行梳理,还需要对非文字史料进行搜集,应该说要把这项工作做好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这需要更多学人不断为之努力、奋斗。
少数民族本土典籍和口传资料,往往会包含本民族的各种神话传说,带有不同的宗教影响色彩。这类史料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天地之间自然与人类社会现象的所有层面,其中包含历史的主要线索与传统知识。这些出自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口碑资料,大多是编纂正史与方志的汉文史学家所没有顾及的领域,就决定了少数民族本土典籍和口传史料的珍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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