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大理国本土民族史学

大理国有专门的修史机构，这一时期的史籍更多的是由境内本土史家完成。

一、《白古通记》

在南诏时期，白族的史学还不曾发展起来。及至大理国时期，白族则在进一步吸收汉文化的基础上，创制了白文，并用白文撰写了其民族史学的代表作《白古通记》。《白古通记》又称《僰古通记》、《白古通》，久佚，从现在留存的相关资料分析，这是一部记录南诏大理史事的编年体地方民族史籍。

在云南史学、语言学和文化史的发展进程中，《白古通记》是一部很有特点的史籍：

其一，《白古通记》是一部用南诏大理国白文写成的史籍。薛承教《滇略序》说：“俗有《白古通记》诸籍，皆以臆创之文字，传其蛮之方音，学士大夫鲜能通之，询之里闾之民，千百不一二谙也。”姜龙《滇载记序》也说：“得敝帙于故博士张运汉氏，曰《白古通》，其书不著作姓氏，亦不审于何时，其意经几译而后属之书。”可知《白古通记》最初是用白文写作的，后来经学者们几经转译为汉语。白文的特点是“用汉字写白语，读白音，解白意”[82]。这一现象反映了白族形成时期，其文字和文化既大量借用和吸收汉族文化，又顽强地保持着自己民族语言的独立性，中原汉族文化的渗入与当地民族文化冲突的特性，在南诏、大理国史学著作中也有鲜明表现。

其二，这是一部全面记载大理国历史、追述云南宗教和神怪的私修史书。由于是书追述了南诏以前的白族历史，因此被称为《白古通》，即白族古代通史。明代学者杨慎流寓滇云，访得此书，删定校勘后名此书为《滇载记》。杨慎《滇载记·序》说：“余婴罪投裔，求蒙（南诏）、段（大理国）之故于图经而不得也。问其籍于旧家，有《白古通玄峰年运志》，其书用僰文，义间众教，稍为删正，令其可读。其所载者，盖尽于此矣。”杨慎删正的《滇载记》，主要记载哀牢九隆世族的传说，以及隋唐两宋时期南诏大理地方民族政权的史实，南诏大理统治者张、蒙、郑、赵、杨、段、高七氏的名号、起灭颠末、传袭情况。可见《白古通记》一书，是记载南诏大理时期云南历代统治家族事迹和传世历史的史籍。明清时期，云南各种官修或私撰地方志多征引此书，而且凡论说南诏掌故及研究南诏、大理史者，每喜征引此书，以为旁证，可见它在云南地方史的研究中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大理国时期已有专门的纂史机构，著有“国史”等官方史籍，但均亡佚。而《白古通记》则是一位佚名者私人采集了白族民间传说和当时发生的事件写成的南诏大理史。

其三，《白古通记》一书的记载语多涉及神怪。杨慎称其“意兼众教”，谢肇淛《滇略·俗略》也说：“什九皆载佛教神僧灵迹，诡谲可厌，亦足见当时之崇尚已。”有一部名《白古因由》的书也来自《白古通记》，只是更为简洁，所载多为神异事。可见《白古通记》又是记载云南古代的神怪传说和宗教传说的杂传。南诏、大理时期，佛教密宗盛行，当时洱海一带的居民家家有佛堂，人人信佛祖，天天敬佛事，大理地区被称为“妙香佛国”。佛教密宗与当地崇拜巫鬼和本主的原始宗教紧密结合，形成了阿吒力教，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甚至官府设科选官，所取之士也都出于“师僧”，文化几乎为僧徒把持。今传大理时期的石刻，撰文者往往自称“儒释”或“释儒”，这就是当时大理地区知识分子的代称。那么由深受阿吒力教影响的当地知识分子写成的《白古通记》，其内容“什九皆载佛教神僧灵迹”，且多神怪之语，就是很自然的了。这无疑是当时云南崇尚佛教，宗教强烈地影响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现象在史学上的反映。[83]

总之，《白古通记》中对白族甚至他民族的起源、各种神话传说以及对洱海地区民族关系的描写，为云南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对以后明清时期云南地方志修撰的影响极大，可谓功标史林[84]，在中国民族文化史、云南多民族文化史尤其是白族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二、《南诏图志》与《大理图志》

除以白文记载或据其翻译之史籍外，南诏大理各民族用汉文记载之史料也构成了民族史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南诏图志》与《大理图志》两书分别是南诏时期记载地理的专书和大理国时期编撰的地理志专书。俱已散佚，未见著录。

《南诏图志》是关于南诏地理疆域政区的地方史籍。《新唐书·南诏传》载，贞元十年（794）异牟寻大破吐蕃于神川，“乃遣弟凑罗栋、清平官尹仇宽等二十七人入献地图、方物，请复号南诏。帝赉赐有加”[85]。异牟寻所献地图应当是注记南诏疆界政区及山川物产情况的，献给中央王朝作为南诏归唐的版图依据，因此与图一起呈献的当有地图的文字依据。根据唐朝制度，朝廷遍令各州作图，以三年一造为定制，各地造好的图必须送职方司以备稽考。贞元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经多年努力，招徕南诏，异牟寻已与吐蕃决裂，诚心归附唐朝，故遣其弟入朝，愿为唐朝职方，献地图为唐朝版域的一部分，是为《南诏图志》的地图部分。南诏献地图为唐朝职方后，唐朝遣袁滋出使南诏，至南诏王城阳苴咩 （云南大理），册授异牟寻印绶。袁滋在南诏曾得到南诏文臣编写的地志，这或许就是南诏所献地图的文字记录部分。袁滋据此与自己出使南诏的亲身经历撰成《云南记》一书。樊绰《云南志》采摘袁书资料，其中卷五《六睑》、卷六《云南城镇》所记为云南政区，当是樊绰转录袁滋《云南记》而成。其余记载南诏山川、路程、物产、风俗、宗教、民族、历史及邻国的情况也多来自袁书，究其根源即是《南诏图志》。

《大理图志》是大理国后期编撰的地理志专书，元代初期尚存。《元史·信苴日传》：“乙卯 （元宪宗五年，1255年），段兴智（大理段氏末主）与其季父信苴福入觐，诏赐金符，使归国。丙辰（六年），献地图，请悉平诸部，并条奏治民立赋之法。”段兴智入元朝献地图，且条奏治民立赋之法，则所献者，为用以统治人民的地理图志之书。此书当是段氏得势时所编，[86]即大理国时期就已有此书。又《元史·赛典赤传》记载赛典赤治理云南时，曾“访求知云南地理者，尽其山川、城郭、驿舍、军屯、夷险、远近为图以进，帝大悦，拜平章政事，行省云南”。其所访得者也应是《大理图志》之类记载云南舆地沿革的专书。元初编撰《大一统志》，征集各省地方图志，云南省几次编造送缴。故元代地理志如《元混一方舆胜览》、《元史·地理志》的云南省部分均有依据《大理图志》的地方。

尽管《南诏图志》和《大理图志》两书均已失传，但它们的面世和流传，都曾在云南历史上对于加强云南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巩固祖国统一，维护祖国版图完整等方面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云南史学对祖国同根统一观和国家整体意识的体现。同时，这两部专门记载云南政区沿革和舆地沿革的专史，也反映了云南史学体例的多样化，记载内容更加丰富全面，是云南史学发展的体现。[87]

三、以《南诏德化碑》与《三十七部会盟碑》为代表的民族碑刻史料(www.xing528.com)

相对于书籍史料而言，南诏大理时期的碑刻史料更为丰富，这些碑刻内容涵盖各民族历史、宗教、语言文字、艺术、经济、科技等诸方面的内容，是十分宝贵的史料文献，值得深入挖掘、研究。

《南诏德化碑》现存于大理市七里桥乡太和村西碑亭内，是研究南诏与唐皇朝关系及南诏政治格局的最重要史料。碑高4米，宽2.4米，厚0.6米，青石质。碑阳刻正文3800余字，今仅存200字，碑阴刻南诏重要职官题名41行， 3000余字，现仅存556字。

碑立于赞普钟十五年即唐大历元年（766），是南诏王阁罗凤被迫叛唐投吐蕃以后，为说明“阻绝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不得已叛唐而立的。碑文的作者，有“郑回”说与“王蛮盛”说。碑文作者自称是“蛮盛家世汉臣，八王称乎晋叶；钟铭代袭，百世定于朝”。[88]唐樊绰《云南志》卷五载：“（太和）城中右大碑，阁罗凤清平官王蛮利之文。”此碑即《南诏德化碑》。向达、方国瑜考证，碑文作者是原西泸县令郑回。王叔武论证碑文作者并非是郑回，而应是王蛮盛。

立此碑之意图，一为称颂阁罗凤之功业；二为表明心迹，向唐陈不得已叛唐之缘由。碑文内容丰富，对南诏初期历史叙述极为详细，着重叙述了南诏在唐王朝的扶持下统一六诏、合并两爨、叛唐附吐蕃和统一云南的具体经过，足以增补和订正两《唐书》和《蛮书》记载的缺失，[89]为研究南诏的形成、社会制度、云南各民族的关系、南诏与唐王朝和吐蕃的关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献资料，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或补文献之不足。此外，碑文内容还反映出南诏初年的一些社会情况，为研究南诏时期的社会经济等内容提供了珍贵之材料。碑阴题名41行，是研究南诏初期统治阶层的结构、职官制度的重要资料。所见职衔，如“清平官”“大将军”“户曹长”“客朝长”均与《蛮书》卷九说述南诏官职相合。而题中尚有“大总管”“法曹长”“土曹长”不见于《蛮书》，但见于《新唐书·职官志》。[90]可见唐朝对南诏政权影响之深远。同时，该碑证明，云南自古以来便是祖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云南境内的各民族自古以来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此事实不容篡改。

《三十七部会盟碑》，又称《石城会盟碑》。碑高1.25米，广0.58米。碑文共11行，行13字，左行，正书。碑尾有题名8行，行5~15字，右行，行书。碑文一些文字属白文。[91]元《混一方舆胜览》、《云南志略》，明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天启《滇志》皆有关此碑之记载。康熙《云南通志》卷十《古迹志》载：“《石城碑》在曲靖府城北二里许，昔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所立，本朝康熙十八年（1679），营兵于土中掘出，碑字犹存。”[92]现存于曲靖第一中学。立碑年代，碑文中有记“明政三年，岁次辛未”。大理国明政三年即宋开宝四年（971）。

碑文大意是段子标等奉大理主之命，率领戎行巡阅边塞，因巡众镇长奇宗不服，用兵剪除，与求州三邑首领安辑其民，复置巡众镇。回军至石城，更讨不服者，乃集合三十七部首领及十二将兴约盟誓，颁赐职赏，共图长久，勒石纪之。碑文字数虽少，但记载之事件之时间、地点、过程、参与者等无不交代清楚，文中奇字连篇，并兼夹部分少数民族语言，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对大理国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十七部分布于滇东、滇南一带，属乌蛮，与大理国关系密切。段思平讨伐杨干贞时曾“借兵于黑爨、松爨三十七部”。段和誉时“三十七蛮部叛，高相国泰明讨平之”，后来“三十七蛮部复叛，陷鄯阐，高明清死之”，段智祥又“征三十七部”。而段兴智时，为与入侵之蒙古人战，又“募兵于三十七蛮部”。这些都有史籍记载，然惟碑文所记此次与三十七部“共约盟誓”之事，则不详于任何记载，因而具有相当之史料价值。方国瑜先生评价“此碑不仅书法唐人遗意，且为大理史事之最关重要者，而史籍记载并无一字，尤为难得也”[93]。

四、以《南诏图传》与《大理国梵像卷》为代表的画卷史料

南诏中兴二年（898）赞御臣王奉宗、信博士内常寺酋望忍爽张顺奉诏，依据南诏早期的《巍山起因》、《铁柱记》、《西洱河记》等史籍绘制了《南诏图传》（又称《南诏中兴二年画卷》、《南诏中兴画卷》、《南诏中兴国史画卷》）。《南诏图传》分为图画、文字两卷。图画卷长5.73米，宽0.3米，彩绘人物94人。文字卷，是对图画卷的详细说明，共2462字。画卷以佛教故事为题材，揉进了南诏历史，每图有题记文字，说明此图内容。整幅画卷包括三个内容：一、巍山起因，描述南诏始祖崛起于巍山，受观音教化，草创王业时期。二、祭铁柱图，描述细奴罗取代张乐进求的故事。三、西洱河记。其主要内容为梵僧点化奇王细奴逻为南诏王、梵僧教化愚民、兴宗王逻盛等祭铁柱、中兴王舜化贞等奉祭观音等。在卷尾附有中兴二年南诏王舜化贞的敕文，敕文后有王奉宗、张顺记述其奉诏绘制《南诏图传》的文字。《南诏图传》原卷原珍藏于国内，清末被掠夺到国外，现藏在日本国京都有邻馆内。[94]

《南诏图传》虽绘制于南诏后期，但据《南诏图传》绘制的历史背景和描绘的人物内容，记录和反映了南诏从细奴逻的发迹和阁罗凤的强盛，到异牟寻的改革这一盛世的史实，是南诏时期社会生活以及云南民族史、经济发展史之真实记录，为难得之史料，对研究南诏社会经济发展史和云南民族史，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

《南诏图传》图画卷人物栩栩如生，画面清晰明了。文字卷楷书工整，字体匀称秀丽，可以看出唐代云南边疆民族的汉文化造诣已经很高，其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应占有重要的位置。此外，其文字卷还为我们研究南诏历史纪年、南诏职官设置（如郡都、太史等）、行政建置等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95]

《大理国梵像卷》，又名《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张胜温画卷》等。由大理描工张胜温绘制于盛德五年（1180）。画卷全长1635.5厘米，宽30.4厘米，属纸本大型卷轴画。画面绘有单体及组合体像134幅，描绘大小人物774人，并绘有山水、树木、庭院、池台、舟楫和狮、象、鹿、龙、风、马、犬等飞禽走兽。其主要内容为大理国利贞王段智兴礼佛图、如来降伏魔军地种出现、手执金刚统领眷属龙王、天王帝释众、阿氏多十六尊者、达么八十大师、摩诃罗嵯、梵僧观世音菩萨、释迦牟尼佛会图、大理高僧及护法神、大黑天神、护国宝幢、十六大国王众等图像。画面结构严谨，色泽浓丽，“金碧辉煌，耀人耳目”。人物造型比例适当，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点苍山景物拙绘得美丽神奇，是大理国时期留存至今的一部南天瑰宝。原卷流传有绪，几经周折，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极盛。大理国王段思平登位，因“感佛恩德”，岁岁建寺铸佛。段氏国王自思平至兴智，共二十二主中有七主禅位为僧。张胜温画卷正是大理国王室崇尚佛教的历史记载。所以，《大理国梵像卷》不仅是研究佛教文化的一部艺术珍品，也是研究唐、宋以来云南民族史和地方史发展的一部宝贵历史长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