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族历史观：从碑铭看第四节

回鹘碑铭是回鹘的重要历史文献，是回鹘历史意识的重要产物。通过对碑铭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一时期回鹘史学编年叙事、民族史学意识和国家史观等特点：用十二生肖纪年进行编年叙述的历史记叙方法；突出回鹘可汗形象地位的英雄史观；增强民族认同感的史学意识和证明统治合法性的国家史观。

一、编年叙事

在历史意识的认知层面中，时间观念最为重要。将发生的事情按照时间顺序加以记录，历史意识中的因果、发展、循环等等观念无不由此而生。因此，当一个民族时间观念产生的时候，就可以说其已然具备了产生历史意识的条件。用十二生肖纪年的方法在突厥碑文中就已经出现，但使用率很低，主要还是以碑文主人公或者立碑人的年纪作为纪年的方法。回鹘汗国不仅继承了突厥汗国的疆域和制度，也继承了十二生肖纪年法这一较为先进和准确的纪年方法。在回鹘汗国的碑铭中，频繁使用生肖纪年方法，以之来进行编年叙事即运用一套严格的方法，将历史事件准确地编排纪录。比如通过《磨延啜碑》碑文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在从744年至756年之间，回纥在磨延啜的带领下总共和敌对势力进行了六次大的战争，还可以知道战争的基本经过和结果等内容，这些都得益于准确的纪年方法，使得叙述前后连贯。这种史学纪年的出现，使回鹘史学真正脱离了传说和口头的原始史学阶段，进入了史学的早期发展时期。将先民的伟大事迹用文字准确地记录以便让后人能记住那些遥远年代的事件—这种最初始也是最基本的史学观念，随着纪年方法的不断改进，在回鹘这样的游牧民族思想中不断地清晰起来。

二、英雄史观与民族史学意识

英雄史观是游牧民族史学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广泛而深刻地存在于突厥、回鹘、蒙古等诸多民族史学之中。这种史观反映在回鹘碑文中，回鹘君主是被记叙的主要对象，大肆宣扬主人公的英雄事迹，一切事件胜利的原因都被诠释为首领的文韬武略。反映在史学思想上就是突出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强调对英雄的绝对崇拜。在回鹘史学中，英雄史观作为继承于神话、传说等原始史学之后而出现的史学观念，是史学从神走向人的重要过渡形式。这实际上是一种英雄史观的表现。

十三世纪的波斯历史学家阿老丁·阿塔蔑力克·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辟有《亦都护和畏兀儿地的起源—据他们自己的说法》一节，其中提到哈剌和林原回鹘汗国宫廷门前一块回鹘汗国时期的碑文，记载了关于回鹘人起源的传说：回鹘人伟大的先祖是由丘陵所生的五兄弟，其中一人成了首领，他在其余四个兄弟帮助下带领族人走上了强大之路。这带有相当强烈的神话色彩，可以看出，一个介于神灵和尘世之间的中介人已经产生了，就是这五兄弟，尤其是成为首领的那一人。这些中介人便成为神在世间的代言人，相对地，以部落首领为代表的这些英雄人物便被赋予了神圣的力量，而历史记载中也在极力宣扬这种力量，作为他们拥有崇高身份和统治权力的证明，这也就形成了国家、部落首领的“神格特质”。(www.xing528.com)

无论这些对回鹘首领的事迹记叙存在多大的夸张成分，却是关于“人”的记载，把人而非神当成历史的主体，这本身就是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记载的重要标志，这一点是回鹘民族史学意识和观念形成的基础。其次，当回鹘人把这些英雄的事迹刻在石头上的时候，这就代表这些事情是属于他们这个群体的，是这个团体共同的记忆，这种记忆带有极强的凝聚力，有力地促成了由多个部落混居而成的回鹘民族消弭彼此间的差别，尽快形成统一整体的观念。这种观念一旦形成，便会跨越时间的界限，成为回鹘民族历史意识中一个相当稳定的观念，规范着整体之中成员的思想行动，并鼓励成员从这个整体的信念和目标中找到存在的意义。记功碑的出现应该就是早期回鹘民族观念的体现。

三、国家史观的形成

对于一个新兴国家而言，仅有民族观念是不够的，形成有秩序、统一的国家整体需要强大的国家观念，而政治传统的形成，尤其是其中对统治合法性的确立和证明便是国家史观形成的重要标志。回鹘各部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争之后，在建国初期，王统便基本确立，也得到了各部的承认。尽管这种地位是由实力强权获得的，但是一旦获得承认便具有了合法性、形成了传统。而当统治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的时候，国家将会陷入混乱，因此对合法性不断地证明和巩固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对回鹘碑文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碑文是如何对这种合法性进行证明，从而使一个统一、强大的回鹘汗国形象跃然纸上的。

回鹘碑文中可汗名与两《唐书》记载有颇多差别，尤其是其中对唐朝给回鹘可汗的封号（如唐朝给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的保义可汗封号）一律没有记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回鹘史学独立的历史观念，从其自身的角度和立场对历史事件进行记载，而并不以中原王朝的标准为准绳。这种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历史观念是回鹘史学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