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汗国碑铭：历史传承与价值

回鹘碑铭多为回鹘可汗的记功碑，内容多为回鹘汗国时期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完整记录，是用史传形式撰写的回鹘汗国时期的重要史著。目前发现的回鹘碑铭主要有《磨延啜碑》、《铁尔痕碑》、《铁兹碑》、《九姓回鹘可汗碑》（汉文部分）。

一、《磨延啜碑》

《磨延啜碑》又称《葛勒可汗碑》或《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1900年由芬兰学者兰斯德发现于蒙古北部色楞格河及希乃乌苏湖附近。该碑约建于759年，是为纪念回纥第二代可汗磨延啜（亦葛勒可汗，747—759年在位）而立。碑中并未见主人公的名字，根据“我于鸡年让粟特人、汉人在色楞格河流域建设了富贵城”，“鸡年”即丁酉年，公元757年，可知应该属于葛勒可汗。[41]碑文为突厥文，四面刻写，共50行，破损地方较多，但是保留了比较多的字数。北面和东面各有12行碑文，南面有15行碑文，西面有11行碑文。北面是碑文的起始部分。

《磨延啜碑》中的重要内容是记载回纥第二代可汗磨延啜随其父亲骨力裴罗征讨后突厥乌苏米施可汗，以及他本人讨伐外九部中客部葛逻禄和拔悉密的事迹。[42]基本内容是：（第1—10行）击败乌苏米施可汗及消灭后突厥汗国，约741—744年；（第11—41行）消灭葛逻禄和拔悉密以及建立汗庭、修筑围墙，约744—756年；（第42—50行）助唐平定“安史之乱”，约756—758年。

二、《铁尔痕碑》

《铁尔痕碑》又称《塔利亚特碑》或《磨延啜第二碑》，1957年被蒙古国考古学家道尔吉苏荣发现于蒙古国杭爱山脉西北铁尔痕查干淖尔湖附近。碑石为上窄下宽长方形的粒状花岗岩，总高度（不算未找到的上部）2.85米，宽度在0.37米×0.27米与0.25米×0.2米之间。碑文为突厥文，四面刻写，共30行碑文，风蚀严重，西面有9行碑文，北面有6行碑文，东面有9行碑文，南面有6行碑文，西面为起始部分。龟座后部还刻有一行文字，其下面在龟身上刻有氏族标记。

该碑是磨延啜可汗的记功碑。碑文作者是磨延啜可汗之子毗伽·骨咄禄·达干将军，也就是后来的牟羽可汗（759—780年在位），亦称毗伽可汗。碑文第6—15行及第28—30行就是以他的口气（第一人称）叙述的。《铁尔痕碑》叙述了磨延啜可汗统治初期的事迹，所记最晚事件发生在753年，据此推断立碑时间也应该不会与此相差太远。

碑文的主要内容：1.磨延啜的功绩，主要是修建围墙和宫殿，约750—752年。2.牟羽可汗对其父亲战功的赞扬，主要描述其推翻后突厥的统治，约741—744年。3.以磨延啜的名义对汗国周围的地理历史情况的描述，可惜这一部分损缺最为严重。

三、《铁兹碑》

《铁兹碑》又称《牟羽可汗碑》，为苏联突厥学家克里亚施托尔内于1976年发现于今蒙古国寇乌斯格勒省铁兹河上游左岸一个名叫诺贡托勒盖（Nogoo Tolgoi）的小山上。碑石仅有下半截，为长方形红色花岗岩石，高0.86米，宽和厚均0.32米×0.22米。字体、语言和正字法都与《磨延啜碑》和《铁尔痕碑》相同，碑石上刻写的氏族标记也近似于上两碑。(www.xing528.com)

该碑是牟羽可汗的纪功碑，记述他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事迹，以及回纥建立初期两三百年、中期八十年到牟羽可汗的情况。碑文以第一人称的口气叙述，作者似乎为牟羽可汗的亲族。碑文的主要内容：1.磨延啜可汗逝世及牟羽可汗即位，759年左右；2.回纥国家建立早期及到骨力裴罗时期的情况，约三世纪中叶到八世纪中叶；3.牟羽可汗登位和最初的事迹。759年以后的情况，由于碑文缺损，所记录的时间下限不可考。

四、《九姓回鹘可汗碑》

《九姓回鹘可汗碑》全称《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又称《哈拉巴喇哈逊碑》或《保义可汗记功碑》，由俄国考古学家雅德林采夫于1889年在回鹘故城哈拉巴喇哈逊发现。碑石为花岗岩石，其基石为狮子状，碑立在狮子背上。估计原碑高约3.38米，宽约1.77米，厚约0.97米。碑的上端为二龙缠绕的五角盾形，上面有一圆顶。该碑文用古代突厥文、汉文、粟特文三种文字写成，其中突厥文部分破损严重（除碑额几行字外，其余残缺只能认出若干符号和单词），其余两者保存较好，其中又以汉文部分最为完整。碑阴粟特文仅存半块略多，却保留了“立于马年”这一重要纪年，马年甲午年，即元和九年（814）所立。

该碑的汉文部分概述了回鹘汗国自骨力裴罗可汗建国以来到第八代可汗的事迹，还详细记载了牟羽可汗时期摩尼教传入的情况（第6—8行），时间从744年到九世纪初，对于研究回鹘汗国的历史是十分重要的材料。这些碑文为我们构建了回纥民族在其可汗的带领下，与突厥、后突厥、反叛部落、外来敌对势力进行战争，建立自己的国家、保卫领土的历史画面，同时还记录了回纥与唐朝交往并帮助平定安史之乱的情况，揭示了存在于八世纪中叶到九世纪中叶的这一游牧帝国的建立、壮大及其政治、宗教生活的一个个片断。

五、回鹘碑铭的史学价值

我们将回鹘碑文内容与《旧唐书》、《新唐书》中所载回鹘史事进行比对研究，发现回鹘碑铭史传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1.补充两《唐书》所载回鹘史事的缺遗。回鹘汗国建国初期的记载，从骨力裴罗747年去世直至其子磨延啜即位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史事，两《唐书》所言甚少。直到756年，回鹘帮助唐政府平定“安史之乱”时才又出现于记载之中。但是通过碑文我们得知，在磨延啜取得汗位后，漠北的广大区域内仍有许多势力在和回鹘汗国争夺统治权，尤其是从744—756年这12年时间中，漠北的战争一直在继续，并没有因为唐政府对于回鹘汗国的承认而结束。碑文生动地记录了这些战争。其中有与九姓鞑靼的战争，九姓鞑靼之名不见汉文史料，但出现在《毗伽可汗碑》中。王静如则通过“考诸碑文，其地望颇与隋唐以来所记之失韦或室韦相当”[43]，认为九姓鞑靼即九姓室韦。

2. 订正两唐书所载回纥史事的讹误。例如，后突厥乌苏米施可汗究竟是死于谁手，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都称被拔悉密叶护攻杀，但《唐会要》却称是被骨力裴罗所诛。《铁尔痕碑》、《磨延啜碑》都言，是回鹘部骨力裴罗的儿子磨延啜俘获并杀死乌苏米施可汗，两《唐书》记载显然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