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族史诗和历史文献：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

一、古代回鹘族史诗《乌古斯可汗的传说》

古代回鹘文史诗《乌古斯可汗的传说》[35]（以下皆称《传说》），曾广泛流传于古代中亚地区，巴黎藏本大约于公元763年前形成和书写，其故事还见于十四世纪波斯史家拉施特的《史集》、十七世纪中亚史家阿不勒哈孜的《突厥世系》以及二十世纪初中亚史家毛拉穆沙莎依然米的《伊米德史》等书。这是一部记述乌古斯部族起源和创世说以及回鹘汗国早期历史的民间散文作品，创作者出自著名的乌古斯部族。乌古斯是有着24个部落的历史悠久的部族，是构成乌孙国、前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的主体，散居于东起漠北、西至里海以西的广袤地区。主人公乌古斯可汗的原型为西汉时期的乌孙首领猎骄靡，亦融有前突厥汗国土门可汗和回鹘汗国牟羽可汗的事迹。

收藏于巴黎国民图书馆的舍费（Ch. Schefer）收藏本《传说》采用草体回鹘文写成，首尾部分残缺，页面大小为19cm×13cm，共21页，42面，每面9行。在残存的第1面第1～2行：Anuŋ aŋaʁusu uʃbu turur（他的样子就是这样）一句后，画有一只狼。这向我们昭示：无论是古突厥民族，还是回鹘族，他们对于狼的图腾崇拜是一脉相承的，这俨然已经成为他们对民族的一种共同认知。《传说》发现不久，便因其内容的古老和语言的质朴而为学者们所关注。十九世纪以来，许多学者的论著都从语言学、文学、民俗学和史学等不同的角度对《传说》进行探讨研究。

《传说》前一部分有关乌古斯可汗婴幼时期及青年时期的记述，当与猎骄靡的经历有关：汉文史籍称猎骄靡婴幼时曾为狼所哺乳，突厥（包括回鹘）以狼为图腾，《传说》中亦有相关或类似的记述；《传说》称乌古斯可汗曾娶有二妻，汉文史籍中亦有猎骄靡娶有解忧公主和匈奴妻的记载，《周书》等更载有“别感异气，能徵召风雨”的伊质泥师都“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36]的传说；《乌古斯汗的传说》、《史集》及《突厥世系》等书均称“葛逻禄”为乌古斯可汗所命名。此说固难以确信，但出自突厥语却无疑义。至于《传说》后一部分（亦是其主要部分）中有关乌古斯可汗的征战活动及向诸子移交政权的记述，则又是将前突厥汗国初期的历史和回鹘牟羽可汗的事迹混在了一起。

《传说》称，乌古斯可汗曾根据一名叫“乌鲁克·吐尔克”（按指“大突厥”）的老人的梦，遣长妻三子往东寻找金弓，次妻三子往西寻找银箭。之后，乌古斯可汗将寻回的金弓、银箭分赐诸子，叮咛持银箭的次妻三子要像箭服从弓一样，服从长妻三子，并将国土移交给了诸子。就连乌古斯可汗召开大会时，亦是“孛祖黑”部人坐在右方，“兀出黑”部人坐在左方。由于诗稿残缺，后面的内容不详，但据前文来看，当是长妻三子居东，次妻三子居西。仔细想来不难发现，我们对于突厥汗国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的史实由此可以看出端倪，长妻三子和次妻三子的关系恰恰喻示着东突厥与西突厥的关系，两者既包含浓情血脉之亲，又有尊卑主次之分。《传说》所载乌古斯可汗向四方发出的敕令也颇值得注意。敕令中自称是“回鹘的可汗”（Ujʁurnïŋ Qaʁanï）。回鹘（九姓乌护）首领之称“可汗”始于唐天宝三年（744），可以推断，《传说》的书写当在此后不久。无论《传说》所采用的记述方式，还是著作中所承载的历史的内容，都大量保留着古回鹘民族的遗风，从中我们看到了古突厥和回鹘民族的信仰、历史和文化。对于《传说》的理解故而不能停留在其作为回鹘族史诗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将其中的部分内容看作是回鹘古代民族史学的延续，对于我们研究回鹘民族史学的早期形态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福乐智慧》及其史观

《福乐智慧》[37]作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公元1012年至1017年之间出生于巴拉沙衮的一个名门世家，年轻时受过很好的教育，成为一位见多识广、品行端正、笃信伊斯兰教的学者。他于公元1069—1070年完成了这部作品，并且在喀喇汗王宫中朗诵给当时的统治者桃花石博格拉汗哈桑·本·苏莱曼听，得到赏识，被封为哈斯—哈吉甫（“可靠的侍臣”）。其后的情况不详。

《福乐智慧》成书后，广为流传，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福乐智慧》只流传下来三个手抄本[38]，现在《福乐智慧》已译成俄、德、匈、土几种文字，并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979年中国学者耿世民、魏萃一把该书的绝大部分译成汉文，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一般定义为文学和哲学作品，但是其中所提到的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的言行，以及作品透露出的文化道德观对于本民族文化的构建起到了史学上的功用。另外，作者赞扬明君、劝谏君主的诗句也起到了以史为鉴的作用。从这么几点出发，我们把《福乐智慧》看作是一部史学作品也未尝不可。

首先，这部作品里有鲜明的君主观。优素甫十分重视君主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历代君主对于治国安邦和对后世的影响。他在序言中讲到“明君还须有贤哲辅佐，好似月光和明灯交映辉煌”（第41行）；君臣关系，如“臣民对君主承担有义务，君主对臣民也应有报偿”（第42行）等等。书中对君主的个人品德以及在政治军事问题上的远见卓识以及对待大臣所需要的措施等等有很详细的论述；“国君的身世要纯正高贵”（第1949行），并且是世袭的，“父亲是君主，儿子天生是国君”（第1950行）；“如果国君不为民立法，不保护人民免遭不幸，人民将遭殃，国家将受损，社稷的基石将毁坏殆尽”（第2136—2137行）。优素甫用诗歌的方式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在著史方面的独特之处。另外，这些观点同汉族儒家文化的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显然受到了当时汉族文化的影响，说明了当时两族之间文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作品当中，显示了当时文化交流的现实。

其次，《福乐智慧》在一些篇章中，展示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如学者、医生、巫师、商人、工匠、贫者的生活状况，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历史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回鹘本民族以前的历史文字仅仅是对战争和可汗的歌功颂德，并没有提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任何蛛丝马迹，这部书无疑显示了回鹘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该族史学的进步和发展。

再次，体现了著史的功用。《福乐智慧》一书从道德方面将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国家之间的义务方面进行了侧面的阐释和回答。它吸收了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以及儒家文化的伦理道德思想，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道德体系，从根本上奠定了本民族文化的基础和源流。从这方面来讲，该书的史学功用已经十分明显。(www.xing528.com)

最后，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产生。史书的作用就是能够把握“经世之大略”，使人能够认识到历史上的“得失之枢机”，以此作为现实的借鉴，这便是经世致用的作用。《福乐智慧》大部分诗文都是对君主进行劝谏，劝谏君主如何对待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如何维护社会的和谐发展等，就是要为君主治理国家提供借鉴，说明此时经世致用史学思想已经在回鹘开始产生了。

虽然该书用的是诗歌体裁，但这也体现了回鹘民族史学记载继承了以往著述的特点，多使用通俗易懂的诗文来展示自己的思想，只是比起先前的碑文，这个时期的作品更加优美，具有很强的艺术特色。该书也体现了在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各种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影响。从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忠于国家的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精华不谋而合，显示了时代的特色。

三、《突厥语大词典》的史学价值

于1074年编定的以阿拉伯文注释突厥语的《突厥语大词典》（下称《词典》），作者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出身于喀喇汗王朝的一个军事贵族家庭。《词典》是研究回鹘语言的空前巨著，叙述了各突厥语民族的地理分布，突厥语与回鹘文的特点，喀什地区的回鹘语，南疆土著居民语言的融合关系等内容。并且词汇部分以阿拉伯文注释，以当时流行于南疆及中亚地区的民歌、谚语为例，为研究突厥语系各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也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而这些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古代喀喇汗王朝历史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如：“我们第一次从马氏书中知道，突厥古代民歌中的英雄阿勒普通阿（Alp Tonga）与阿夫拉西雅普是一个人。”[39]可以视为有关喀喇汗王朝的一部历史著作，在回鹘史学方面也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词典》中有一圆形地图，采用“绿以表海、红以表山、黄以表沙、灰以表河”，上东、下西、左北、右南的方位排列顺序，将突厥诸部和突厥语言及河流大山的分布情况进行了描述。“这幅圆形地图，被中外学者公认为中世纪历史地理学的重大成就。”[40]《词典》中的官职称谓表明，喀喇汗王朝时期，就已经存在一套成熟而又严格的社会等级，国王—可敦（夫人）—特勤（王室子孙）构成了社会金字塔的最上层。《词典》中引用各种体裁、各类题材的突厥语文学作品的片断240余节、谚语200余条，还有一些箴言、韵文、诗歌、民谣、叙事诗和散文片断等等。这里面包含着许多历史事件的记载，大量散佚的突厥和回鹘汗国历史文献的片断得以保存。如在解释өgә （贤明的，贤哲，贤能，贤良）时的注释“这个词来源如此：祖勒凯尔乃因向秦进军时，突厥可汗派了一支由青年人组成的队伍去迎击。可汗的宰相说：‘您只派了青年人去迎战祖勒凯尔乃因，他们之中还需要有位经验丰富、年事较高、能征惯战的人才行。’可汗用表示经验丰富的长者之意的‘өgә’说：‘要派吗？’宰相答道：‘是的。’于是，可汗便派去了一位年事高、久经考验的人。当晚，他们袭击了祖勒凯尔乃因的先头部队，取得了胜利。有一个突厥士兵把一个祖勒凯尔乃因的士兵用刀从头劈到肚脐，劈成了两半。这个被劈死的士兵，腰间系着一个装有金币的钱袋。钱袋被砍破，金币染满了鲜血，撒落在地上。第二天早晨，突厥士兵看见沾满鲜血的金币，互相询问：‘这是什么？’有些人说：‘这是altun kan 金血。’所以，当地的一座大山便以此而得名。靠近回鹘汗国的这座大山周围有游牧的突厥人居住。祖勒凯尔乃因在那次夜袭后便与突厥可汗媾和了（《词典》卷一，第97—98页）”。这一注释叙述了祖勒凯尔乃因与突厥战争的整个过程，包括战前的准备、战争中的策略和战后的结果。另外，从这则材料中我们可以知道这座大山—阿尔泰山（altun kan），“靠近回鹘汗国的这座大山周围有游牧的突厥人”的记载，则能帮助我们了解到当时以回鹘汗国为主的突厥诸部的分布情况，是研究与此有关的重要文字资料。《词典》还广泛地记录了如食品饮料及其加工方法，乐器、房屋、城池的形制，动植物，医药，天文、历法，军事制度，婚丧习俗，农作物及其农作器具，服饰，社会道德规范等等诸多方面，是了解喀喇汗王朝时期回鹘族全史的重要材料。

《词典》中收录了大量的古突厥诗歌，它们多数在以文字记录之前，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追根溯源，作为古突厥民族的口头创作作品，对于我们弥补碑铭文献所不能达到的方面有着重要的历史与文学意义。如“让我遂愿吧，让勇敢成为我的称号，派我到战场去吧，拨给我一匹战马”（卷三， 237页）。这首请战歌表现出突厥民众英勇无畏的尚武精神，而这正是“豪侠”的含义之一，也正是突厥民族英雄史观的重要表现。不仅如此，在《突厥语大词典》中还记录有大量的以战争为题材的诗歌谚语，鼓励人们同敌人勇敢搏斗，其中一幅幅刻画勇士们在战场上挥舞刀剑、相互厮杀的场面壮观而生动。取得胜利时，“人们嬉笑谈此役”，“英雄们喜分财物”；战争失败时，或“众多头颅满地滚”，“或献人又献马”，沦为战俘、奴隶。

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所包含的内容当然不仅仅只有上述这些，它的内容是包罗万象的，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一点毋庸置疑。而我们希望从一个例子能看出其对于我们研究古突厥民族的重要意义。很显然，它在史学方面的价值是值得细致挖掘的。

四、《真理的入门》的史学特色

《真理的入门》（有的抄本题名为《真理的献礼》），是阿赫马德·本·马赫穆德·玉克在十二世纪末或十三世纪初写成，献给当时喀喇汗王朝的艾米尓穆罕默德的。《真理的入门》有三种较全的抄本流传至今，即撒马尔罕回鹘抄本，伊斯坦布尔回鹘文和阿拉伯字母合璧抄本，伊斯坦布尔阿拉伯字母维吾尔语抄本。魏萃一先生的汉译本根据土耳其学者热西德·拉赫买踢·阿拉特的校订本译出，由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

《真理的入门》是一部劝诫性长诗。全书共14章，480行，外加后人的跋诗28行。《真理的入门》像《福乐智慧》一样，开头部分是对真主、先知、圣徒、艾米尓的赞颂和说明写此书的目的，然后转入论述知识、缄口、世界的变幻、慷慨和吝啬、谦虚和骄傲、贪婪、宽恕忍耐、世风日下，最后是作者自述。由于作者生活于喀喇汗王朝衰落时期，所以《真理的入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凋敝，控诉了社会的不平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回鹘史学的基础已经基本上奠定了，此后的作品也就是按照这样的轨迹继续发展。但是它们反映的社会客观历史现实却是完全不同的，此时作者眼中的社会已经是世风日下，作品更加注重历史的劝诫作用，经世致用的历史观在新的社会形势下更加凸现出来了。处于这样的现实中，作者或多或少的忧患意识也反映在了作品中，使得作品的史学思想更加深刻，值得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