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突厥文字碑铭史传-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

一、古突厥民族的文字

古突厥是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中最早创立自己文字的民族之一。汉文史书中曾记载古突厥民族起初“无文字”[15]，后经过演变发展，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其书字类胡”[16]。关于古突厥文的起源，至今延续了汤姆森的理论，即38个字母中有23个来自阿拉米文，通过中亚伊兰系民族传入突厥，并使之适应突厥语的语音特点，其余来自突厥族始初用于记事的表意符号和一些氏族部落标志。对于古突厥文最初的使用时间、地点问题尚无定论。在突厥陀钵可汗在位（574—576）时期，“代人刘世清……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世清作突厥语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17]。由此可以推测，突厥人此时已使用本民族文字。

古突厥文字历史上一直是个谜。直到十九世纪几块具有重大意义的以突厥文撰写的碑铭的发现，引起欧洲学者的注意。所发现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背面和边上雕刻的汉文为学者提供了释读突厥文的途径。1893年底，汤姆森在丹麦皇家科学院会议上报告了其成功解读古突厥文的经过。此后，拉德洛夫、夏德等突厥学家和沙畹、伯希和、派克等汉学家，巴托尔德、马迦特、布洛舍等伊朗学家和阿拉伯学家，以及中国的韩儒林、岑仲勉先生，辛勤从事古突厥碑铭释读及其文字的研究，终于揭开了突厥文的神秘面纱，并据以研究突厥族历史，形成了风靡世界的突厥学。

突厥文文字的字形类似于古代北欧人哥特族使用的鲁尼文，因此突厥文又称“突厥鲁尼文”，简称“鲁尼文”，又因其主要碑铭发现于鄂尔浑河流域和叶尼塞河流域，因此又称为“鄂尔浑—叶尼塞文”。这种文字除为突厥汗国和回纥（后称回鹘）汗国（744—840）使用外，也为古代居住在叶尼赛河流域的黠戛斯人（按指今柯尔克孜人的祖先）所使用。

古突厥文是一种音素、音节混合型文字。一般认为由38至40个字母组成，但在各地发现的碑铭和写本中使用的字母数目不完全相同，其元音系统中有4个前元音和4个后元音，8个辅音，用两套字母表示，第一套和后元音相拼，第二套和前元音相拼，还有3个双辅音字母。在诸多情况下，元音常不写出。字行一般从右到左横写。词与词之间一般用两点（：）分开。有时词组（主要是修饰词组）也写成一个词。

古突厥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拥有一套复杂的系统，其在突厥民族中的使用和传播是记录历史、传播历史的先决条件，同样也是孕育史学产生、发展的温床。古突厥的语言文字对于其创造文明的重大意义自不用说，但其对于推动古突厥民族史学的积极意义同样不能忽视。

二、古突厥民族的英雄史传—碑铭文

古突厥文字多刻于石碑上，称突厥文碑铭。李树辉先生研究，“前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的核心（领导）部落属于乌古斯部族，而后突厥汗国的核心（领导）部落，则属于克普恰克部落[18]。《多罗郭德碑》为前突厥汗国的碑铭，《阙特勤碑》、《暾欲谷碑》、《毗伽可汗碑》、《翁金碑》等则为后突厥汗国的碑铭”[19]。诸碑铭文献除《多罗郭德碑》为六世纪中期的作品外，其余的均是八世纪的作品。用突厥文写成的还有《屈律啜碑》、《磨延啜碑》（又称《葛勒可汗碑》或称《英武威远毗伽可阙汗碑》）、《磨延啜第二碑》（此碑于1970年在蒙古发现， 1975年由蒙古学者锡耐胡刊布）、《九姓回鹘可汗碑》、《塞维列碑》（1969年于蒙古西南serrey发现）、《苏吉碑》以及叶尼塞河流域发现的很多小碑，这些碑铭皆属于回纥（后称回鹘）汗国。

（1）《翁金碑铭》。1891年雅德林采夫在今蒙古国翁金河畔发现，共20行，是后突厥汗国最早的有文字纪年者，写于开元四年，即公元716年。写此碑铭的人是沙钵略达干，碑文用史诗般的语言记录下其父颉翳德蜜施叶护一生中的重要事件，同时，旨在歌颂其四处征战的英雄事迹。《翁金碑铭》真实地为我们展现了突厥将领的思想状态，古突厥人崇尚的英雄史观无处不在。

（2）《阙特勤碑》，为大理石制成，于1889年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流域和硕柴达木地方发现，碑建于唐开元二年（714），刻有汉文、古突厥文两种文字。正文共60行，刻在大、小两块石碑上。小碑一面写13行，应为碑文的开头部分。其余部分分刻在大小碑正面及其边上。此碑铭含有唐玄宗所写的汉文部分，但与古突厥内容无关。碑文是也里特勤（Yolligh Tegin）根据毗伽可汗的命令撰写的，主要记述突厥汗国从古至毗伽可汗执政期间的崛起，再至其子及继承人执政期间的突厥历史概况，重点叙述了毗伽可汗的弟弟阙特勤的生平事迹及其伟大武功，及其逝世和出葬的情况。碑文中，毗伽可汗宣布“我赐予他‘伊难珠阿波伊然达干’的称衔，我令（我的臣民）赞美他”，颇似中原皇帝给去世官员赐以谥号的样子。碑文中的历史记述，出现了纪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古突厥民族已经具备了进行历史记忆的意识启蒙。

（3）《毗伽可汗碑》，与《阙特勤碑》同时发现，碑石上刻有汉文、古突厥文两种文字。共80行，亦出自毗伽可汗之侄也里可汗之手笔，主要记述突厥汗国颉跌利施可汗长子毗伽可汗的生平事迹和伟大功绩。其碑所附汉文出自唐朝史官李融之手，其所写汉文部分，与古突厥语内容无关。(www.xing528.com)

（4）《暾欲谷碑》，1897年发现于距乌兰巴托60里的巴颜楚克图地区独乐河右岸所，碑文分刻于两根插入土中的石柱上，大约建于开元八年（720），是在其主人—暾欲谷还在世时就已建立，以后才列为墓葬群之一部分。暾欲谷是东突厥汗国的重臣。碑文主要讲暾欲谷一生协助颉跌利施可汗、默啜可汗、毗伽可汗的生平事迹和所建武功，可谓暾欲谷本人的自传。碑文不仅描述而且解释了历史事件，同时还对这些事件做出了政治评价。所有这些就使暾欲谷碑文变成一部独具特色的古突厥民族历史文学作品，是突厥人自己所记述的关于东突厥汗国时期的第一手史料，学术价值极高。

（5）《阙利啜碑》，1912年发现于今乌兰巴托南的依赫和硕特地方，共29行。该碑建于八世纪初，碑文记述古突厥汗国将领沙钵略毗伽阙利啜一生的征战史，他征服了诸多周边国家和民族，这些赫赫战功使得他在突厥汗国内部享有很高的声誉。

三、碑铭文献反映的古突厥族史观

古突厥族史学是突厥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结合的产物，它吸纳了汉族史学的精粹，又保留了古突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涵，表现出对汉族史学既接受又抗拒的矛盾心理。以突厥文撰写的碑铭，是古突厥民族自己书写的历史，是古突厥人以这种特殊形式撰写的本民族的英雄史诗。

以上所列古突厥汗国时期的碑铭，其铭文都是某一位在汗国历史上做出突出贡献的汗王或著名将领的一生事迹的传记，这种做法或许学习自中原地区为去世者立碑，碑文详述其出生及事迹的传统。但突厥人对之又有创新，尤其是碑铭主人都是汗国最重要的人物，所述主要是其东西征战的战斗事迹，尚武的习俗和英雄史观十分突出。碑文作者在记录这些史实的同时，经常有意地脱离主题插入若干抒情性质的或其他方面的话语，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主人公的无限崇尚与歌颂。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可以将突厥的碑铭看作古突厥民族的散文体史诗。不仅如此，碑文中处处体现着古突厥民族“重兵死，耻病终”[20]的英雄史观。而碑文对英雄所经历的战争，只记录胜利而无失败，或粉饰，或夸大战果，这或许是英雄史观支配下的有意识的选择性遗忘。

突厥碑碑主生平的文字描述当中，有一些诸如“用箭射杀一人，并刺穿两人的大腿”等暴力场面被描写得具体而形象，一种暴力美学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碑文中有许多征战次数的统计，诸如“我们总共出征二十五次，打了十三仗”，“我们在一年中交战五次”等。还有对于俘获和杀死敌人数目的统计，诸如“他自己俘获了两人”，“他用长矛刺杀六人。在肉搏战中，他用剑砍杀第七人”等，以及依次介绍战争情况。无论是暴力美学，还是强调数量，都是突厥民族宣扬其英雄史观的具体表现形式，旨在强调突厥民族对于武功的推崇。

立碑记功的习惯，不仅记载了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而且显示出统治者希望这些功绩能够流传后世、万年景仰。这种意识具备了史学意识的启蒙形态，虽然这种史学意识并不是显性的，而是通过对先辈歌功颂德的目的表现出来，但其足以代表一种自觉历史记载意识的产生。为数不少的古突厥碑文，为学者研究古突厥的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文献。学者据以对碑文中涉及的多次大规模征伐的重大史实及其发生的历史背景、时间、主要内容、具体过程进行考证，对突厥的宗教、风俗、婚葬、教育政治体制、军事体制、职官进行探讨，并对碑文中所涉及的相关地理问题，如山川、地名等都进行了研究，甚至是有关坐骑名号、官号等细节问题的考究，都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果。古突厥碑铭是研究古突厥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

苏联著名突厥学家克里亚什托尔内称，古突厥文碑铭“在古突厥历史学方面的意义，作多高估价也不为过”[21]。而在古突厥碑铭中，屡次出现的确切纪年更是为评定原始文献提供了最准确的依据。在后突厥汗国的碑铭中，已经使用了十二生肖纪年法，如阙特勤碑载：“东北面：阙特勤于羊年的十七日去世。我们在九月二十七日举行他的葬礼。其陵墓、雕刻、绘画和碑铭竣工于猴年七月二十七日。阙特勤享年四十七岁。”毗伽可汗碑言：“（我父可汗）在狗年的三月二十六日去世了。在猪年的五月二十七日，我为他举行葬礼。”其他碑文中的历史记述，也是按年代先后记述，出现了纪年，因此可以将一篇篇突厥碑铭看作编年史性质的古突厥的人物传记。“这类碑铭把碑文中对主人公或其先祖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历史事件的记述，与碑文作者对社会观点和历史观点的叙述结合在一起，即与具有一种毋庸置疑的纲领性作用和某种程度的鼓动性作用的叙述结合在一起。”[22]关于突厥历法中十二生肖纪年的来源，过去学者主要有三种看法：伯希和“起源柔然说”、法国学者路易·巴赞“起源中国说”和沙畹“起源突厥说”。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竹简《日书》甲种之《盗者》章，其内容为占卜盗者相貌特征，其中有：“子，鼠也，盗者兑口希须……丑，牛也，盗者大鼻长颈……寅，虎也，盗者状希须，面有黑焉。卯，兔也，盗者大面头。辰，〔原文脱漏〕盗者男子，青赤色……巳，虫也，盗者长而黑蛇目。午，鹿也，盗者长颈小哘，其身不全。……未，马也，盗者长须耳。申，环也，盗者圆面……”证明十二生肖在春秋前后已存在，突厥历法的十二生肖纪年法是从中原学来的。蔡鸿生先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一书中，对相关观点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突厥年代学中的十二生肖，决不是草原物候历演进的自然结果，它很可能是由绢马贸易的中介九姓胡从河西导入‘北藩’的，时间大概在六世纪下半期。”[23]

突厥汗国似乎并没有设立自己的记录汗王活动的（如中原皇朝的日历、起居注之类的）注史机构，也没有专门记述文武官员事迹以及在其死后据以撰写其事迹的国史馆机构。诸突厥文碑都是撰写者凭其记忆写的，难免有失全面。阙利啜碑铭的结尾说道：“我起草和铭刻了（这些碑文）。……由于学识有限，我（只能）尽我所知，尽我记忆所及撰写了这份碑铭。”就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这显然是古突厥人史学不够成熟的表现，不能不给后人留下遗憾。

综上所述，古突厥人拥有比较丰富的历史意识和史学成果是值得肯定的。确切地说，目前学术界已经发现的突厥文碑铭还只是古突厥民族创作的历史著作的一部分，今后或许还能有更为重大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