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典籍中的古突厥记述及史观

一、汉文史籍中的古突厥专传

古突厥的专传大体见于唐、五代及北宋的史书。主要有：《周书》卷五〇,《隋书》卷八四，《北史》卷九九，《通典》卷一九七至一九九，《旧唐书》卷一九四上，《太平寰宇记》卷一九四至一九六，《新唐书》卷二一五，《唐会要》卷九四。此外，与古突厥民族相关的史籍杂纂还包括《突厥所出风俗事》一卷、《突厥本末记》、《李仁实卫公平突厥故事》二卷、《北荒风俗记》二卷、《李繁北荒君长录》三卷[7]。薛宗正先生总结汉文典籍中古突厥史料的特点：“（一）情报确切；（二）报导全面；（三）时代连贯；（四）时间准确；（五）记事详备；（六）数量众多。”[8]

关于古突厥历史的系统叙述见于各史书的列传部分。《周书·异域下·突厥传》记载了从西魏大统元年（545）到北周大象二年（580）的古突厥历史，内容不仅包含古突厥首领与中央政权的政治博弈，而且包含古突厥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征战杀伐，有些相关内容还涉及古突厥本民族的风俗、信仰、官职、刑罚、葬祭、文化等。相较《魏书》而言，对于古突厥的细节记述足见古突厥民族已受到当时中央政权的重视。

《隋书·北狄·突厥传》主要记载了佗钵可汗（572—581年在位）、沙钵略可汗（581—587年在位）、莫何可汗（587—588年在位）、启民可汗（599—611年在位）、始毕可汗（611—619年在位）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并用大量篇幅阐述突厥汗国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包括突厥可汗的上表与中央政权皇帝的诏书。除突厥外，西突厥在《隋书》中业已作为专传加以记载，讲述了处罗可汗时期的主要历史事件，在历史叙述中采用诏表、对话等表达方式充分展现出当时西突厥汗国与中央政权的友好关系。

《北史》突厥传的卷末评论，针对“四夷之为中国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9]的情况，探讨了如何处理突厥与中央政权之间关系的策略。由此可见，突厥问题已经成为当时中央政权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旧唐书》承袭吴兢、韦述的《唐书》旧稿，为当时比较强大的突厥立专传，内容丰富，超过以前各史。所记历史始于启民可汗，其后是始毕可汗、处罗可汗（619—620年在位）、颉利可汗（620—630年在位）、突利可汗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所记突厥与属部薛延陀之间、与别部车鼻之间的政治纷争，向我们展现了古突厥由强盛转向内忧外患的现实状况。

《新唐书·突厥传》居于其他少数民族专传之前，显见其重要地位。由于参考了当时所保存的唐代各朝实录，其对古突厥等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比《旧唐书》多且详细。《新唐书·突厥传》以评论开篇，“夷狄为中国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类能言之”。刘贶以为“严尤辩而未详，班固详而未尽，榷其至当，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汉无策”[10]，为全文定下基调，然后又辅以杜佑、杜牧之言论针砭时弊，从现实角度说明了“蛮夷乱华”的真正原因。《突厥传》详细介绍了古突厥的兴起、强盛、中兴以及衰落的过程，以突厥可汗继任的先后分别记录了始毕可汗、处罗可汗、颉利可汗、突利可汗、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车鼻可汗、默啜可汗、毗伽可汗等在位时的重大历史事件，史实详尽，结合时人之对话、皇帝诏书等各种表达方式，无论是突厥与中央政权错综复杂的关系，还是突厥与其属部之间无休止的内部争斗，都生动地呈现了突厥汗国的历史。

此外，《册府元龟》等类书也对古突厥历史有较详尽的记载。

二、汉文典籍中的古突厥属部传和突厥人物传

汉文典籍中，不只涉及古突厥本传的记述颇多，有关古突厥属部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古突厥正值兴盛之时，除本部外，还有它所属的九姓铁勒及其他几个部落，多与古突厥的兴亡有关。它们是：《隋书》卷八四《铁勒传》；《北史》卷九九《铁勒传》；《太平寰宇记》卷一九八《铁勒传》、《仆骨传》、《同罗传》、《拔野古传》、《斛薛传》、《契苾羽传》、《阿跌传》、《多滥葛传》、《歌逻禄国传》，卷一九九《回纥传》、《黠戞斯传》、《都波传》、《拔悉弥传》，卷二〇〇《骨利干传》；《通典》卷一九九《铁勒传》、《薛延陀传》、《仆骨传》、《同罗传》、《拔野古传》、《契苾羽传》、《阿跋传》、《都波传》、《多滥葛传》，卷二〇〇《回纥传》、《结骨传》、《骨利干传》、《拔悉弥传》；《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卷一九九《铁勒传》、《骨利干传》、《薛延陀传》；《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薛延陀传》、《黠戛斯传》、《仆骨传》、《同罗传》、《拔野古传》、《契苾传》、《多滥葛传》、《葛逻禄传》、《阿跌传》、《浑传传》、《斛薛、奚结、思结传》、《都播传》、《骨利干传》、《拔悉蜜传》。

古突厥属部列传中，《铁勒传》、《薛延陀》、《回纥传》以专传记述，其他属部民族的内容却略显简略，有些甚至一句带过，表明各属部的历史地位与势力强弱。值得一提的是，古突厥属部诸族的汉文名字在史书中时有更改，但其真实的民族本名却从未更改，在汉文典籍里研究古突厥各个属部的史料仍是相对完备的。(www.xing528.com)

古突厥部人列传和碑志对诸族的历史起到了补正遗漏的作用。它们是：《周书》卷九；《北史》卷一四《（周）武帝阿史那皇后传》；《旧唐书》卷一〇九《阿史那苏尼失传》、《阿史那舍尔传》、《契苾何力传》；《新唐书》卷一一〇《阿史那忠传》、《阿史那社尔传》、《执失思力传》、《契苾何力传》；《薛国公史夫人李氏造像》、突厥人澈墓志铭、《阿史那忠碑》、《阿史那摸末碑》、《契苾明碑》、《阿史那思摩墓志》、《毗伽公主墓志》、《契苾嵩墓志》、《史继先墓志》。

古突厥部人的列传皆用汉文撰写，古突厥部人的碑志，可分为汉文与突厥文两种，此处仅言其汉文碑铭。古突厥部人墓志与史书中的古突厥部人列传一样，具有人物传记性和历史评价性。以阿史那忠为例，两《唐书》中对于阿史那忠的记载极为简略，而《阿史那忠碑》却记载比较完备，不但印证了史书记载的相关史实，还更正了史书中关于人物、历史事件时间、地点等具体细节的错误。尤其是阿史那忠六次出师的详细记述，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为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这位突厥族历史人物，提供了依据。再如《阿史那摸末碑》，不仅有助于我们理清古突厥王室家族谱系，全面认识当时东亚地区各族雄强羸弱的兴衰与历史作用，而且披露了阿史那摸末在唐太宗家内结婚成亲的往事，足以证明李世民对突厥降唐首领安置的用心和重视，弥补了史书记载的短缺。此墓志更为重要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东突厥汗国内部矛盾、分裂的证据，以及其覆灭降唐后唐朝安置他们的国策与措施，这为我们研究隋唐时期的民族政策无疑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

通过古突厥属部的记载，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重新审视古突厥与中央政权以及古突厥与其属部民族的关系，更客观地认识古突厥对于当时历史格局、军事分布等的深远影响。而通过古突厥部人的列传、碑志，我们不仅了解到所记载主人公的生平活动，还认识到隋唐时期突厥贵族、官员对中原文化的认知，以及存留在突厥贵族阶层内部的主流意识，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到古突厥民族的历史观和政治观。这些记载体现出中华民族是各族长期交流联结而成的史实，提供了研究古突厥民族史学的新途径。

三、汉文典籍古突厥记载中的民族史观

突厥汗国最为兴盛时期，正值隋唐皇朝实现了三百余年大一统的历史时期。五代时期，虽陆续有皇朝更替，但统一的旗号仍在支撑。这一历史时期，各少数民族在统一皇朝里争相发展自己的文化，尤其是古突厥民族相当活跃，其史学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景象。

如何处理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是所有朝代统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唐、五代所撰诸史中关于诸少数民族尤其是古突厥民族的记述，代表了各朝对该民族历史的认识，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如何处理其与少数民族尤其是突厥族的关系及其所持有的民族观。受传统的封建正统观念意识影响，中原地区汉族政权统治者及汉族史家，大都视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为非正统，称之为“蛮夷”等。注重“德运”、“正统”之争，是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修史过程中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

北朝时，古突厥强峙北方，由于军事上的弱势让周、齐两国只能争相与突厥结好，以安边防，但同时绥靖政策的实施却每每换来突厥犯境，大掠州县的不争事实。此时的周、齐两国应对强大的突厥捉襟见肘，只能采取和亲和赠礼政策维系这种臣属的政治关系。隋朝统治者对突厥的态度极为强硬，借鉴前朝的经验，当突厥内部“都蓝因与突利可汗有隙，数相征伐”[11]，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武力与和亲离间相结合，分裂了强大的突厥，使其势力分散而减小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唐初统治者在对突厥民族的态度上更超越前朝，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12]，“岂独百姓不欲，而必顺其情；但夷狄不欲，亦能从其意耳”[13]。对一些边疆地区实行与内地一样的州郡制，而在战胜突厥、吐谷浑后，皆保留了各自“可汗”和所属地区，以其部落首领为州刺史的羁縻府州制，从而实现了多民族统一、夷华共同发展的繁荣状况。唐朝统治者把“抚九夷以仁”当作“君之体也”[14]，对四夷与华夏一视同仁，且竭力为四夷谋利的思想，是进步的民族史观和民族思想的体现，即使是当今社会，这种积极进步的博大仁爱的民族政策也有其突出的借鉴意义。

汉文史书中对于古突厥民族的记载是相当完备的。无论是对突厥专传，突厥属部、突厥部人的列传、碑志的记载，还是关于古突厥风俗、习惯、职官、性格、葬仪、婚娶等方面的记述，均构成了研究古突厥民族史学的重要史料。大量的汉文史料为我们深入研究古突厥民族史学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多条研究途径。汉文典籍中的突厥传为主，辅之以突厥属部、突厥部人的列传、碑志，有助于纠正错误、正确地认识古突厥民族的历史。中国古代史书的编纂，都是本着“以史为鉴”的修史宗旨。这种启迪教化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对统治者的谆谆告诫，同时也体现在促使后世之人借鉴前朝历史，从前朝统治兴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为现实政治服务。正是对于史学这种功能的肯定，才促使了一代一代的史学家呕心沥血，历代的统治者修著前朝之史，真正使史学别具一格，延续至今。

不难发现，古代修史者无论是少数民族的，还是汉族的，他们在著述史书的同时都带有鲜明的态度：表彰忠节，贬斥背叛。其目的无非是运用史学更好、更有效地维护统治秩序，为现实政治服务。从西周时期的夷、夏之分，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民族观，先秦时期的“德运”、“正统”之争，对后世影响甚为深远，在两汉时期最为兴盛，直到隋唐时期才有所改变。作为历史上成就盛世的隋唐，不仅从思想上改变了对待古突厥等夷狄的态度，而且在做法上更显得游刃有余，超越了先前任何一个时代。隋唐盛世是中华民族与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同样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碰撞融合、共同进步的结果。隋唐时期所产生的民族思想、观念是极为先进的，体现在史书中的民族史观也是非常宽松和进步的，而在这一时期实现各民族史学的繁荣也成了历史的必然。古突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实现了民族崛起、雄霸一方，并结合先进的中原文化创造了本民族的伟大文明。与此同时，古突厥民族史学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