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族人的史学著述：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

在私人著述方面，据《隋书·经籍志》以来各种目录、《魏书》、《北史》等正史传记及其他相关文献记载统计，见于著录的鲜卑族私人著述史学著作大约有十八部。[215]这些著述都已散佚，我们通过书目和类书或其他相关文献的零星记载，简单地勾勒诸书的主要内容和史学思想。

鲜卑人的史学著述内容大致分几类：

一是人物传记类，共四部。《要略》三十卷，北魏元勰撰。《魏书·彭城王元勰传》载：“勰敦尚文史，物务之暇，披览不辍。撰自古帝王贤达至于魏世子孙，三十卷，名曰《要略》。”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将其归于史部杂传类。《古今名妃贤后》四卷，北魏元孚撰。《魏书·太武五王》载：“昌弟孚，字秀和。少有令誉。……灵太后临朝，宦者干政，孚乃总括古今名妃贤后，凡为四卷，奏之。”书的内容是关于古今妃后的，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将其归于史部杂传类。《显忠录》二十卷，北魏元怿撰。《魏书·清河王元怿传》载：“怿以忠而获谤，乃鸠集昔忠烈之士，为《显忠录》二十卷，以见意焉。”是书主要记载忠烈之士，《旧唐书·经籍志》将其归为史部杂传类。《科录》二百七十卷，北魏元晖撰。《魏书·元晖传》：“晖颇爱文学，招集儒士崔鸿等撰录百家要事，上起伏羲，迄于晋、宋，凡十四代。以类相从，名为《科录》，凡二百七十卷，晖疾笃，表上之。”《科录》的分类，一直存在争议。《隋书·经籍志》将其归于子部杂家类，《旧唐书·经籍志》将其归于史部杂传类[216]，刘知幾认为是通史类。《史通·六家》言：“元魏济阴王晖，又著《科录》二百七十卷，其断限亦起自上古，而终于宋年。其编次多依于仿《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为一科，故以《科录》为号。”[217]章学诚认为其为史纂类，言：考《科录》乃常山王尊曾孙晖所为，《魏书》本传谓“百家要事，以类相从”，则是类比之书，并无著作深意，当与《高氏小史》之类，并录史纂，不可入通史。[218]程千帆认为应归于杂传类，“此盖本史、汉类传之体，扩而充之。然汉末以降，杂传尤盛于世，耆旧、英烈、隐逸、孝友、高僧、良吏、文人、名士之属，以逮鬼神怪异，莫不以类相从，撰为传记。章宗源、姚振宗两家隋志考证皆详之。科录之作，固远绍循吏、儒林、游侠、货殖诸篇，似与当时杂传亦不无因缘也”[219]。从其内容上看，主要是分门别类记载孝友、儒林、英烈、名士等事迹，应属于杂传类；从时间断限上看，上起伏羲，终于晋、宋，具有通史类特征。

二是谱牒类，共两部：《辨宗室录》四十卷，北齐元晖业撰。《魏书·元晖业传》载：“晖业之在晋阳也，无所交通，居常闲暇，乃撰魏藩王家世，号为《辨宗室录》，四十卷，行于世。”《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均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世谱》五百卷，北周明帝撰。《周书·明帝纪》载：“帝宽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又捃采众书自羲、农以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云。所著文章十卷。”此书非周明帝个人所著，而是出于众人之手。《周书·萧撝传》载：“武成中，世宗令诸文儒于麟趾殿校定经史，仍撰世谱，撝亦预焉。寻以母老，兼有疾疹，五日番上，便隔晨昏，请在外著书。有诏许焉。”萧撝应参与《世谱》撰写。此书不见《隋书·经籍志》著录，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史部谱系类有著录。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史部谱系载：“《世谱》后周兰陵萧撝等，本传武成中，世宗令诸位儒于麟趾殿校经史，仍撰世谱，撝亦预焉。”[220]将其归于萧撝名下。

三是地理类，共三部。《东都图记》二十卷，宇文恺撰。《北史·宇文恺传》载：“撰《东都图记》二十卷、《明堂图议》二卷、《释疑》一卷，见行于世。”《舆地图》，元怿撰。《北史·李先附传》载：“先少子皎……皎孙义徽。太和中，以儒学博通，有才华，补清河王怿府记室。笺书表疏，文不加点，清典赡速，当世称之。又为怿撰《舆地图》及《显忠录》。”《国都城记》九卷，北周明帝撰。《隋书·经籍志》史部载，地理类：《国都城记》九卷，不著撰人。《旧唐书·经籍志》史部载，地理类：北周明帝《国都城记》九卷。(www.xing528.com)

纵观鲜卑族的私人史学著述，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特征非常吻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不仅著述数量多，而且形式多样，人物传记类、谱牒类和地理类表现得尤为突出，成为史学著作的主要部分。据有关资料统计，汉代人物传记专书有6门58部[221]；三国时代有54部[222]；晋代有350家[223]。另据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统计，汉隋之际人物传记总数在470部以上，三千多卷。这个数字在当时是相当大的。地理类亦是如此，据《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记载，南朝齐陆澄曾编《地理书》149卷，注云：“合《山海经》已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战国秦汉地理著作很少，所以“一百六十家”中绝大多数都出自魏晋南北朝。梁任昉又编《地记》252卷，“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二书合计达244家。《隋书》只列出“见存别部自行者”52家，其余192家未提及。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从唐宋诸书中辑出《隋志》未载书名的地理书157部。由此可见，当时的地理书之多。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谱牒学的黄金时期，如《三国志注》引谱牒之书达19种；《七录》著录谱状42种，1064卷；《隋书·经籍志·谱系类》则著录53部，1280卷。所以，刘知幾说，“谱牒之作，盛于中古”，并形成一门专门研究谱系的“谱学”。钱穆先生论及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时说：“（《隋志》）杂传一类，尤为当时人所特感兴趣，故其撰述共有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二百八十六卷，主要为人物传记。……凡此皆见此时代重视人物，实为此一时代之特殊精神所在。……其次则为地理记。其部数与卷帙，仅次于人物传记……盖人物与地理有关，二者之受重视，则为当时门第郡望观念之影响。”[224]生活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下，鲜卑族知识分子自然会受到时代的影响，生产出与时代吻合的作品。

但鲜卑族史学著述也有其自身特点，在人物传记方面，北方政权并非门阀政治，官员选拔与人物品评关系并不大，所以，鲜卑族的人物传记更侧重忠孝贤达等儒学传统意义上的名人，一定意义上是强调史学为皇权服务，而非作为官员选拔的凭据。在地理类著述上，与南方地志有很大差别，南方的地志，东汉魏晋时期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异物”，而晋宋以后，关注的对象则主要是山水风光。对六朝地志这种不真实、不可靠和不实用，唐朝学者多持批评的意见。如颜师古《汉书·地理志》注：“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互会，颇失其真。后之学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谬论，莫能寻其根本。今并不录，盖无尤焉。”刘知幾、杜佑、李吉甫等都有所评说。北朝的地志则强调其实用性，典型的代表如阚骃的《十三州志》和郦道元的《水经注》，鲜卑族所著述的地志亦是如此，基本上是从实际出发，更多地关系到国计民生，而不是田园式的散文。这一特点被隋唐史家所继承，成为唐以后地志文化的主流。在谱牒学上，鲜卑族的著述主要关注的是宗室的族谱，在选材范围和数量上远远不及南方，一定程度上说明北朝的门阀家族势力远远弱于南方。在修史体裁上，鲜卑族著述强调历史的连贯性，即通史。在其著述上，无论是人物传记还是族谱，都强调其历史的连续性，很多作品都是贯通古今。这与南方汉族著述有相似之处，也是魏晋南北朝史学的整体特征。在修史作者上看，鲜卑宗室所占比例较大，所著题材范围广，从北魏元勰、元怿、元晖、元晖业到周明帝、宇文恺，反映了鲜卑政权的宗室注重历史，汉文化修养很高。

总体而言，鲜卑族史学著述特点为：涉及面窄，讲究实用性，更多地以宗室为核心，并强调史学的现实作用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