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族政权的官方史学：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

鲜卑族史学著述主要是鲜卑族政权的官方史学著述。

一、官方史学著述

1.起居注的撰修

鲜卑各政权非常注意记录自己的历史，这既是其原有文化的延续发展，也是不断学习汉族文化的结果。各政权都设有专职或兼职的官员负责起居注的修著。十六国时期鲜卑各政权的起居，见于著录的：“前燕有《起居注》。”“南燕有赵郡王景晖，尝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于冯氏，官至中书令，仍撰《南燕录》六卷。”[192]《隋书》有《南燕起居注》一卷，未题撰人，可能就是王景晖所著。北魏相继修成之起居注如《高祖起居注》、《世宗起居注》、《肃宗起居注》等，最后合成《后魏起居注》三百三十六卷，基本完整记录了拓跋君主的历史。虽然见于著录的鲜卑各政权的起居注不多，但作为修国史的基本史料来源，鲜卑各政权众多的国史，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其起居注修著的繁盛。

2.国史的修撰

（1）十六国时期鲜卑诸政权的国史修撰

十六国时期的鲜卑族政权前燕、后燕、南燕、南凉、西秦都曾修撰过本国国史。

前燕史有杜辅全的《燕纪》，《史通》云：“前燕有起居注，杜辅全（诠？）录以为《燕纪》。”此书由杜氏根据前燕《起居注》删削而成，可能是编年体史书。记录前燕历史的还有崔逞的《燕书》。《魏书》、《北史》有崔逞传，称：少好学，有文才。前燕慕容暐时，举上计，补著作郎，撰《燕书》，记前燕慕容暐以前史事。

后燕史有董统的本纪及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合三十卷。《史通》云：“后燕建兴元年，董统受诏草创后书，著本纪并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合三十卷，慕容垂称其叙事富赡，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过美，有惭董、史之直。”[193]后燕史还有封懿《燕书》。《魏书》本传称，封懿俊伟有才气，能属文，后燕时官给事黄门侍郎、都坐大官、宁朔将军等。入北魏，道武帝屡次召见询问慕容旧事。尝“撰《燕书》，颇行于世”[194]。

修撰前燕和后燕国史的还有申秀和范亨。《史通》云：“其后申秀、范亨，各取前后二燕（杜辅《燕纪》及董统后燕书）合成一史。”[195]《隋书》载：“《燕书》二十卷，记慕容儁事，伪燕尚书范亨撰。”书已散佚，但存有大量佚文，《太平御览》和《资治通鉴考异》屡引之。今人朱祖延《北魏佚书考》中辑佚四十五条，可以窥见一斑。书中有前燕的《高祖武宣帝纪》、《太祖文明帝纪》、《烈祖景昭帝纪》和《少帝纪》，后燕的《世祖武成帝纪》、《献庄帝纪》、《烈宗惠愍帝纪》、《中宗昭武帝纪》和《昭文帝纪》，还有周存等十六人的传记。[196]可见，该书是纪传体史书，而非《旧唐书》所称的编年体，记载的内容亦非只是慕容儁事，而是一部前后燕史。该书大约成书于北燕或北魏，至北宋时犹存。申秀的书应该与范亨书同时，但《隋书》和两《唐书》不见著录，亦无佚文可考。

南燕史有王景晖的《南燕录》六卷、张诠（铨）《南燕录（书）》五卷、游览《南燕书》七卷。王景晖尝事南燕慕容德和慕容超，后入仕北燕。《隋书》著录：“《南燕录》六卷，记慕容德事，伪燕中书郎王景晖撰。”该书仅存佚文一条，收入《广雅书局丛书》。张诠（铨）曾任南燕尚书郎。《隋书》云：“《南燕录》五卷，记慕容德事，伪燕尚书郎张诠撰。”[197]该书仅存佚文两条，收入《广雅书局丛书》，均记载慕容德事。《隋书》：“《南燕书》七卷，游览先生撰。”游览可能是隐逸之士，书的内容和作者均未见其他记载。

南凉史有《隋书》著录的“《托跋凉录》十卷”。《史通》称：“南凉主乌孤，初定霸基，欲造国纪，以其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使撰录时事。”[198]该书当是郭韶之作。

西秦也有自己的国史。《史通·古今正史》云：“西凉与西秦，其史或当代所书，或他邦所录。”近人朱希祖《十六国旧史考》认为是由西秦归附北魏的段承根所撰，说：“盖由（段）承根在魏传述，崔鸿据之以为《西秦录》耳。”此说有待进一步考证。

鲜卑化汉族政权北燕的国史，是北魏人韩显宗撰的《燕志》。韩显宗是北魏时期人，孝文帝时曾任著作佐郎，《魏书》卷六〇《韩显宗传》云其“有才学”。尝著“冯氏《燕志》、《孝友传》各十卷”。《燕志》大约成书于太和十八年（494），记北燕冯氏事。孝文帝见之，赞曰：“见卿所撰《燕志》及在齐诗咏，大胜比来之文。”[199]看来，该书颇具文采，故多被《十六国春秋·北燕录》和《晋书·冯跋载记》采用。《隋书》、《新唐书》题《燕志》为高闾撰，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认为：“显宗撰是书，高闾监其事，本志（《隋志》）以监令者为主，故归之高闾。《史通》纪实，故称显宗。”[200]姚氏之说较为公允。是书已佚，佚文见于《初学记》和《太平御览》，今人朱祖延收入《北魏佚书考》，佚文内容均记录北燕事。

在短短的战事不断的十六国时期，诸鲜卑政权中出现如此丰富的国史著作，是其他战乱时代和少数民族政权中不可多见的。这些国史著述形式多样，或为一国国史，或为两国史合编；修撰之人或为当时人，或为后人修前朝史。虽然上述国史多由汉人修撰，但都是在鲜卑政权中完成的，并得到了鲜卑统治者的认可。从此看出鲜卑族政权当政者对国史修撰的重视。因其著述大部分都已散佚，我们难以考证其内容和体例，但它们为北魏崔鸿修撰《十六国春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崔鸿在修撰《十六国春秋》时是以诸国旧志为本，“稽以长历，考诸旧志，删正差谬”，“约损烦文，补其不足”，最后写成一部囊括十六国史事的巨著。(www.xing528.com)

（2）拓跋鲜卑政权的国史修撰

北魏国史的修撰开始很早，且与政权相始终[201]。见于记载的最早北魏国史当是安定人邓渊所修的《代记》，《魏书》卷一〇四《自序》云：“始魏初邓渊撰《代记》十余卷。”我们考察，邓氏可能是羌族，至少也是高度羌戎化的汉族。其所修史书本称《国记》，即鲜卑族本朝国史，其所载史事，起于成帝毛开始的拓跋先世，止于道武帝天赐四年（407）。《国记》的史料来源，拓跋先世的记事，以采访的口述历史为主，道武史实部分则由当时之诏令、奏议以及邓渊经历的重大史事组成。《魏书》本传称：“太祖诏（邓）渊撰《国记》，渊造十余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202]邓渊领著作郎受道武诏令著国史，自当以体例详备的国史面世。据上，《国记》的体例，当是编年序事，记录了拓跋先世及道武帝的生平活动，已成稿十余卷，邓渊因和跋案受冤被赐死，未能最后完成。《国记》与几乎只撰写当朝史的诸国霸史不同，邓渊刻意模仿中原史学撰述华夏起源的手法，来述说拓跋鲜卑的早期历史，比较清晰地记载了拓跋先世的事迹和二十八帝传承，并阐述“拓跋氏，轩辕之苗裔”，以树立正统，宣扬拓跋政权的合法性。这一写法，既是拓跋人对本族早期先祖的一种追忆，也是其对中华民族一统史观的认同。[203]这种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后以华夏正统自居的民族观，在北朝诸史中得到继承和发扬。钱锺书称：“魏鲜卑自称‘华’而目柔然为‘夷虏’，先登之齐鲜卑又目晚起之周鲜卑为‘夷狄’”[204]，就是这种民族观在北朝民族政权中的体现。

明元帝时，国史“废而不述”。太武帝拓跋焘下诏崔浩：“逮于神，始命史职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而史阙其职，篇籍不著，每惧斯事之坠焉。公德冠朝列，言为世范，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浩于是监秘书事，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续成前纪。至于损益褒贬，折中润色，浩所总焉。”参与此次国史修撰的人以崔浩为首，包括高允、崔览、高谠、邓颖、晁继、范亨、黄辅、阴仲达、段承根、宗钦、游雅、闵湛、郗标等共十四人，叙成《国书》三十卷。[205]《国书》完成后，引发震惊历史的崔浩国史案。此案究竟是因《国书》暴露拓跋先世丑恶，还是朝中鲜卑权贵与汉族士绅矛盾所致，人们各执一词，难以定夺。国史案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北魏废除史官，国史修撰工作停止十年，一直到文成帝和平元年（460）才复置。

此后，高允总揽史务，续修国史。因高允年事已高，无法亲力亲为，“乃令（刘模）执笔，而（允）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岁。所成篇卷，模有力焉。”[206]此次修撰，“大较续崔浩故事，准《春秋》之体，而时有刊正”。[207]可见，此次修撰仍是在崔浩《国史》基础上进行的，并未做太多的改动，只是刊正了崔浩《国史》中所谓“不典”的内容。

献文帝皇兴年间（467—471），应尚书李敷所请，命程骏续修国史，然未有成就。

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再修国史。此次国史撰修参与者队伍庞大，以秘书令高祐、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综理其事，李琰之、韩显宗、宋弁、邢产、阳尼、傅毗、程灵虬参与修撰。在编撰体例上改变以往的编年体，采用了纪传体。《魏书·高祐传》云：“自始均以后，至于成帝，其间世数久远，是以史弗能传。臣等疏陋，忝当史职，披览《国纪》，窃有志焉。愚谓自王业始基，庶事草创，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迁、固大体，令事类相从，纪传区别，表志殊贯，如此修缀，事可备尽。”[208]《魏书·李彪传》亦云：“自成帝以来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国书，编年序录，为《春秋》之体，遗落时事，三无一存，彪与秘书令高祐始奏从迁、固之体，创为纪传表志之目焉。”[209]此次著述可谓元魏史撰修之分水岭。就体例而言，以为编年体“可谓存史意，而非全史体”。而纪传体则“曲有条章”，故易编年为纪传，是后魏史之修皆沿用此体。就内容而言，奏请“佛道宜在史录”[210]，成魏收《魏书·释老志》之滥觞。李彪、高祐诸人于魏史发凡起例之功实不可没。

李彪等人以为国史三年即可编成，实际一直到北魏亡亦未修成。李彪之后由崔光主持国史之修改。太和二十三年（499），宣武帝即位，李彪上书“求成《魏书》”，遂以白衣入秘书省修史。景明二年（501）秋，李彪卒。永平四年（511），孙惠蔚代崔光综理史务。延昌四年（515），崔光复史职。正光五年（524），崔鸿（光侄）主修国史，次年病卒。三人虽迭相修史，然崔光“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阙略尤多”；孙惠蔚“首尾五载，无所厝意”；崔鸿“在史甫尔，未有所就”，均无建树。[211]

崔鸿之后，又由綦儁、山伟主持修史，魏收、阳休之、李同轨参与其事。儁、伟均为代人，故主张国史撰修应由代人控制，“不宜委之余人”，然二人仅“守旧而已，初无述著”，以致从孝昌二年（526）至东魏孝静帝武定（543—550）之二十余年，“时事荡然，万不记一，后人执笔，无所凭据，史之遗阙，伟之由也”。东海王建明元年（530），尔朱兆陷洛阳，官守奔散，赖国史典书高法显“密埋史书”，才使旧史未遗落。[212]

自北魏建国，至于东魏末，国史之修，历朝基本相沿不辍。《魏书·山伟传》云：“国史自邓渊、崔琛、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还，诸人相继撰录。”[213]为最后魏收修撰国史奠定了基础。

北齐文宣帝高洋诏令魏收重修魏史。《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云：

（天保）二年（551），招撰魏史。四年（553），除魏尹，故优以禄力，专在史阁，不知郡事。初帝令群臣各言尔志，收曰：“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故帝使收专其任。又诏平原王高隆之总监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收于是部通直常侍房延佑、司空司马辛元植、国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书郎高孝幹专总斟酌，以成《魏书》。

《魏书》完成后虽屡遭诟病，并经过几次修改，但“总不能废收之书，千载而下，他家尽亡，收书岿然特存”[214]。可见《魏书》仍是一部具有很高史学价值且完整记录拓跋鲜卑历史的历史文献。

自魏道武帝天兴元年（398）下诏邓渊撰国史起，到北齐后主武平四年（573）下诏李德林、魏澹修国史止，约一百七十年时间里，北魏、西魏、北齐、北周各代帝王下诏修撰国史二十余次，足见鲜卑政权对国史修撰的重视。

综上所述，鲜卑各政权对史学都非常重视，形成完整的起居注和众多的官修史书。自北魏后，历东、西魏，北齐、北周至隋，著作、记注各为一途，将修史制度化，建立完整的起居注修撰和国史编修体系。绵延不断的起居注编集，形成了记录、保存、积累、编集整理史料的传统，为国史修撰提供翔实的原始资料。而国史每隔一段时间撰修一次，做一小结， 经过不断酝酿、小结，导致一个大总结，即《魏书》。北魏的修史机构设置和修史方式，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开启了官修史书的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