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越史学在先秦时期的重要性

百越民族史学的源头可以上溯至几何印纹陶遗存的文字或符号，这些是百越先民在漫长而艰辛的历史活动中为史学的产生提供的客观的认知基础和具体途径。此外，先秦时期，百越民族历史多散见于一些汉文的历史著作中。

一、几何印纹陶遗存“符号和文字”和“鸟篆”铭文记载

文献典籍中没有百越民族创造自己文字的记载。学术界依据实物遗存的资料来探索越族的文字情况，认为在江西樟树市吴城等地发现的几何印纹陶遗存的“符号和文字”是同商周的甲骨文和金文有一定关联但又不是同种的象形文字。春秋战国时期，句吴和于越使用的“鸟篆”属官方文字，虽然这些文字使用范围小、水平不高、很不成熟，但也反映了百越先民的社会生活景况。

据不完全统计，在约商周时代的几何印纹陶遗址或墓葬中出土有刻画文字或符号的地点已有几十处，文字或符号的总数达两千多个，多刻画在陶器和原始瓷器上。虽然学术界对这种几何印纹陶遗存文字或符号的性质和族属还存在着很多分歧，但其中有不少是可以初步认识出来的文字，如戈、镞或矢、刀、曲、田、土、人、五、七或甲、禾或妇、丰、始、一、二或二十、三或三十、四或四十、井、俞、有、木、祖、目、中、日、网、月、之、卜、乃、亚、大、六、示、王、臣等。[140]这些文字向我们传达了百越先民在商周时期的生产生活方面的讯息。此外，一些符号，如“”，可能是与越人干栏建筑“架木为屋”的文献记载相吻合的符号；“”是船的半帆象形，竖的部分似船的帆樯，与越人“善于行舟”相关联。这些符号也形象地勾勒出百越先民的一些历史生活习性。所以，几何印纹陶遗存文字和符号为今天研究百越民族的社会状况、农事畜牧、神祖猎、语言特点等提供了较为珍贵的资料，从中可以窥探其历史的发展轨迹。

“鸟篆”又称为“鸟书”、“鸟虫书”，文字的结构同周金文的篆书基本一致，书写体式具有鸟形装饰，是一种具有地方特点的篆书。“鸟篆”主要铭刻于青铜武器剑、戈、矛上，鲜见于容器或礼器中，年代多集中在春秋晚期至战国的吴越两国，如安徽淮南蔡家岗墓出土的“攻敔太子姑发孚反剑”、“越王者旨于赐戈”等。

总之，几何印纹陶遗存文字和符号以及“鸟篆”铭文，虽然所记述的内容意思简单而无太实质性的内容，但它们毕竟真实地记录了百越民族当时的社会活动，体现出他们自觉的记载历史意识的萌芽。同时，记载形式上已初步具备历史记事的相关要素，如连贯的数字、时间、地点、人物等。历史记载形式雏形初具。

二、先秦文献资料的记载

《尚书》和《周礼》记载上古时期百越民族活动的区域，有“南交”、“扬州”、“吴粤”，还有百越民族的生活居住环境以及相关的文化特征，比如濒水而居、喜种水稻等。

《尚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官方文献史料集，其中的《虞书》和《夏书》是战国时期编写的古史资料。《虞书·尧典》记载尧重命羲叔到南方交趾之地行化育之事，“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南交，即南方交趾之地。而《夏书·禹贡》中有“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141]的记载，即扬州所处的地理环境、贡赋等情况。

《周礼》据传是西周时期周公所著，内容丰富，无所不包。其中夏官司马所属的职方氏掌地图，辨其邦国、都鄙及九州人民与物产财用，“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此外，《司隶》、《象胥》、《冬官考工记》中也涉及与百越民族有关的信息，诸如与中原的交流，“（象胥）协其礼与其辞言传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礼，节币、帛、辞令，而宾相之”；百越民族的生产工具、矿产等，“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燕之角，荆之干，妢胡之笴，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142]。

《逸周书》是早期历史文献汇编，其中的《王会》篇记载商汤时正东有“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正南有“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143]其中的沤深、瓯、越沤一般认为是越民族群体的一部分。相对来说，百越民族群体在商代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在正史的记载中很少出现，从《逸周书》可窥见百越民族的大致分布以及与商朝的民族关系。(www.xing528.com)

春秋战国时期，越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周王室衰微、诸侯国林立的历史背景下，居住于今浙江北部和江苏南部一带的越族建立了吴国和越国，并且逐渐强盛，出现了吴越争霸之局。《春秋左氏传》、《国语》等记载了吴越崛起及交战的相关情况。

此外，先秦诸子著作中也有相关记载。从《荀子》中的文字，可以看出百越及其各支系的名称及含义更加具体和明确。“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144]《庄子》中则有“宋人资章甫而谪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145]等记载。其他如《管子·小匡·轻重》、《墨子·公孟·鲁问》，《韩非子》说林、难势，《尸子·广》等著作中散录了百越民族历史记述。综而观之，先秦诸子论及的主要是百越民族群体的一些文化特征和相关的族称，如“越人跣行；缟为冠之也，而越人被发”，“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矣”[146]。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国别体史书，也是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主要记述了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其中《赵二》和《燕二》两篇有论及百越民族民俗风情，“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俗辟而民易，是吴、越无俊民也”；“胡与越人，言语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147]。

《吕氏春秋》的《功名篇》、《简选篇》、《审己篇》、《异宝篇》、《有始览篇》、《本味篇》、《义赏篇》、《用民篇》、《为欲篇》、《恃君览篇》、《求人篇》和《知化篇》等记载了吴、越两国的历史旧闻以及越人的宗教、特产等方面的内容。

三、先秦时期百越史学特征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先秦百越民族史学从萌芽产生直至形成雏形，每一阶段的发展深化都从不同方面显示出其独有的特征。

第一，史学内容方面的特征。

先秦时期百越民族的历史，基本都保存于华夏典籍中。其本民族的口传资料、史诗或本民族文字的历史著述几乎没有保存下来的。此外，先秦时期并未出现百越民族群体的专著，相关文献资料只是散见于其他著作中且以诸子著作居多。所载的内容主要是百越民族的支系与族称、居住的区域、所呈现出的文化特征及吴越国与周边诸侯国关系的史事等，记述内容较简略单一。

第二，史学撰述体例方面的特征。

先秦百越史学的撰述体例依附于华夏的史学体例。随着中原历法、史官的出现以及政事的需要等不断演进变化的过程，史学体例从编年体著述发展到国别记言、纪传体通史初具规模等，百越民族历史零散记载于这些丰富多样的史学体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