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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西南夷史学的发展成果

时间:2023-09-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随着秦汉时期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和开发,中原皇朝对西南夷部族的认识和了解更为深入,其历史记载也较为具体和周详。武帝时期在西南夷局部地区置郡县,加强了西南夷与中原皇朝的联系。秦汉时期,正史及中原皇朝有关西南夷历史的记载大体如上所述。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记述西南夷地方历史的专书,兹略说于下。因此,可以说,秦汉时期是西南夷史学的发展时期。

秦汉时期西南夷史学的发展成果

随着秦汉时期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和开发,中原皇朝对西南夷部族的认识和了解更为深入,其历史记载也较为具体和周详。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民族史传,其中的《西南夷列传》第一次较为具体和完整地记录了西南夷历史。司马迁“任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了解了当时西南夷的第一手资料,为后来撰《西南夷列传》做了很好的准备。《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127]把西南夷各部族的特点作了精炼的概括,从中可略知西南夷的部族名称、分布、社会生活情况。

《史记·司马相如传》还详细记载了武帝时期经略西南开设郡县的过程。建元六年(前135),汉武帝派唐蒙携带缯帛等礼品至夜郎,以威德谕之,使得夜郎归顺汉朝,并在该地设置犍为郡,随后发巴蜀民众修筑僰道至牂牁江的路。随着夜郎王归附,西南夷的其他民族如邛、笮等族也请求内附。“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开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128]于是司马相如奉汉武帝之命,先后招抚了西南夷一些部族,“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129]。武帝时期在西南夷局部地区置郡县,加强了西南夷与中原皇朝的联系。除此之外,《史记》所载西南夷之事还散见于《南越传》、《大宛传》、《货殖列传》、《平准书》等篇章中。

司马迁首开少数民族专传后,历代正史皆沿袭之。东汉班固撰《汉书》,其中的《西南夷列传》转录了《史记·西南夷列传》全文,并补充了昭帝始元元年(前86)至王莽时期西南夷各部族的历史概况,大都是西南各部族反抗汉朝的统治及汉朝派兵镇压之经过。班固认为“西南外夷,种别域殊”[130],加上他并未到过西南地区,因此,对西南夷历史的记载并不详尽,只是简单地根据档案收录了汉武帝以后西南夷各部族反叛的过程。同时,受其民族史观的限制,他把民族史传排在列传之末,班固以后的史家,大都效法《汉书》,把民族史传列于列传之末,可以说,这是民族史观的倒退。除《西南夷列传》外,《汉书》所载西南夷的历史,尚散见于各《帝纪》、《地理志》西南诸郡、《两粤传》、《张骞传》、《司马相如传》、《王莽传》、《货殖列传》等等。

《盐铁论》,西汉桓宽著,分六十篇,标有题目,内容前后相连,语言精练,记述了当时对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一场大辩论,其中也不乏对西南夷的论述。如《地广篇》:“……新郡之功,外城之费,不可胜计。非徒是也。司马、唐蒙凿西南夷之涂,巴、蜀弊于邛、筰。”《备胡篇》:“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强,并为寇虐。……东越越东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内侵,滑服令;氐、僰、冉駹、嶲、唐、昆明之属,扰陇西、巴、蜀……’”[131]等等,有些涉及西南夷与中原的形势和关系,有的论及西南夷的经济和方物,保存了不少有关西南夷的资料。

东汉王充著的《论衡》也有关于西南夷的记载,比如“巴、蜀、越嶲……周时被发椎髻,今戴皮弁,周时重译,今吟诗书”,“方今哀牢、鄯善、诺,降附归德”[132]等。虽然有的记载带有神怪离奇的色彩,但是,对保存西南夷的史料起了重要作用。《东观汉记》是东汉时期官修志书,记载东汉光武帝至灵帝之间的历史,其中所载西南事,如《王阜传》载其出任益州太守时事迹,《筰都传》载《白狼歌》之夷人本语为该书独有,为记录西南夷历史的重要史料。荀悦《汉纪》为编年体史书,对西汉时期的西南地区的历史也有所涉猎,但所载史事无出《汉书》之右。(www.xing528.com)

秦汉时期,正史及中原皇朝有关西南夷历史的记载大体如上所述。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记述西南夷地方历史的专书,兹略说于下。

《难蜀父老书》,西汉司马相如撰,收录于《史记·司马相如传》。此篇是“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133]所作,反映汉武帝经略西南时朝中两派之争,是有关西南史事之专篇流传至今之最早者。

《哀牢传》,已佚,是至今所知的云南最早的一部方志,为东汉时期成都人杨终所撰。王充《论衡·佚文篇》记载:“杨子山(终)为郡上记(计)吏,见三府为《哀牢传》不能成,归郡作上,孝明奇之,征在兰台。夫以三府掾吏丛积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览其文。子山之《传》,岂必审是?传闻依(倚),为之有状。会三府之士,终不能为,子山为之,斯须不难。”[134]由此可见,杨终作《哀牢传》是在明帝时。这个时期,是云南哀牢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明帝永平十二年(69)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于是东汉皇朝在哀牢地设永昌郡,从西汉开始的经营西南夷的事业基本完成。杨终写《哀牢传》是为东汉皇朝经营哀牢而作的。其材料来源于“传闻依倚”,就是根据当时哀牢人的传说写成的,记叙的是哀牢地区的传说、世系、风土、物产等方面的情况。《哀牢传》一书在隋唐时期已佚,只有唐李贤注《后汉书》中引有一条,共68字,叙述了哀牢人古老的传说沙壹、九隆神话以及九隆传世的情况。可以说,该书的问世,是记载西南夷历史专书的发端。[135]

综上所述,秦汉皇朝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把西南地区纳入大一统的国家版图范围之内。西南夷和中原的交往联系日益紧密,西南夷的史学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中原皇朝对西南地区的重视,使西南夷的历史得到更多的了解和记录。司马迁首开民族专传后,以后的史家大都沿袭之。同时也出现了记录西南夷地方历史的专书,虽然皆由汉文书写,但是,其作者大都亲历西南地区,对当地的部族有所调查和了解。因此,可以说,秦汉时期是西南夷史学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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