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族史学特点-《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全二册》成果

由于没有或没有成熟的民族文字记述本民族的历史，从现有的史料中难以系统总结匈奴本族史学的发展历程和史学思想，也难以搜寻出匈奴族著名的史家和史作。但是，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认真梳理和分析，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匈奴族史学的一些特点。

一、英雄崇拜与强烈的民族情感

游牧民族崇尚强力、崇拜英雄，作为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的杰出代表，这一特点也体现在匈奴族的历史观念中。在匈奴族的史学思想中，对为民族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极为崇拜。冒顿单于时期，匈奴东并东胡、西服西域，迫使汉朝和亲，称雄大漠南北。因此，冒顿单于就成为匈奴人引以为豪的英雄人物。东汉初年，“方平诸夏，未遑外事”，光武帝对匈奴采取安抚政策，“赂遗金币，以通旧好”，“而单于骄踞，自比冒顿，对使者辞语悖慢”，[106]刘曜前赵政权，在祭祀活动中，把冒顿置于崇高的地位，“冒顿配天，元海（“汉”的建立者刘渊）配上帝”[107]。老上单于在给汉文帝的信中，强调：“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108]狐鹿姑单于派使者给汉武帝送信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109]都充分表现了匈奴民族的自我认同感、民族自豪感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匈奴民族曾经在纵横数万里、上下近千年的时空范围内，繁衍生息，有声有色地创造了历史。匈奴族征服和统一过众多游牧部落和游牧民族，首次在中国北方建立了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南与中国为敌国”[110]。对于这样的历史，匈奴人是有理由自豪和骄傲的。

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民族自豪感，给匈奴族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和动力。西晋后期，匈奴人刘宣就鼓动刘渊，“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111]。把恢复匈奴祖先的业绩与昔日的辉煌作为发动起义的号召，并最终推翻了西晋政权，建立了匈奴族的“汉”政权。两晋十六国时期，内迁游牧民族纷纷接受汉文化，改汉姓、习汉语成为一种风气，在这种情况下，匈奴铁弗部却宣布放弃沿用已久的“刘”姓，勃勃下书：“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改姓姒氏，音殊中国，故从母氏为刘。子而从母之姓，非礼也。古人氏族无常，或以因生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将以义易之。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永享无疆大庆。”[112]这次改姓，宣示了与因为和汉朝和亲宗母系而来的刘姓决裂，突出了该族的匈奴父系血统和民族特征，以单于即天子，“徽赫与天连”简称“赫连”，通过改姓，会得到上天的眷顾，从而使自己的种族和所建立的“大夏”政权能够“永享无疆大庆”，充分体现了铁弗部对自己作为匈奴民族的坚定自信心和充分自豪感。

二、注重对汉族历史文化的学习和借鉴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匈奴族是与汉族联系交往最为密切的一个北方游牧民族。其间，匈奴族在注重保持自身民族特性的同时，也非常注意对汉族先进文化的学习和借鉴。特别是南匈奴附汉，部分匈奴人进入中原王朝统治区后，匈奴人汲取和接受中原文化更是具有了自觉性与主动性的特点。东汉明帝崇尚儒学，“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113]。匈奴人主动派子弟到汉朝来学习，其中，包括学习汉族的经学和史学。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刘渊在即“汉”王位的时候，首先回顾了西汉、东汉、蜀汉几位有作为的皇帝的功绩，然后，以汉朝刘姓皇帝的继承者自居，“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襄助刘渊建立政权的匈奴贵族刘宣，“朴钝少言，好学修洁。师事乐安孙炎，沈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炎每叹之曰：‘宣若遇汉武，当逾于金日也。’”[114]既热衷对汉族历史的学习，也对为汉朝做出贡献的匈奴人金日非常推崇。刘曜建立匈奴前赵政权后，设置专门的机构来学习汉族的历史与文化，“曜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并对成绩优异者加以重用，“曜临太学，引试学生之上第者拜郎中”[115]。(www.xing528.com)

匈奴人不仅崇拜本民族的英雄，而且对汉族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也极为了解和推崇，认其为榜样，进而想超越他们。刘渊曾经对别人说：“吾每观书传，常鄙随（何）、陆（贾）无武，绛（周勃）、灌（婴）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汉高祖）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汉文帝）而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116]刘曜年轻时，甚至不把东汉的开国英雄吴汉、邓禹放在眼里，把自己比作汉族中原政权的名相乐毅、萧何和曹参。“常轻侮吴（汉）、邓（禹），而自比乐毅、萧（何）、曹（参），时人莫之许也。”[117]帮助刘渊建立“汉”国的刘宣，“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复咏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终不令二公独擅美于前矣。’”[118]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匈奴族对汉族先进文化的认同与学习历史的自觉性。

三、对历史知识与历史经验运用的功利性

匈奴族的一个重要民族特性与文化传统是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匈奴人“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仪”。这种民族特性也影响到匈奴族的历史意识与对史学的利用。

根据形势需要来运用历史知识与历史经验，强调对历史经验运用的功利性，是匈奴族史学思想的重要特点。当匈奴族强盛，欲与汉族中原皇朝对抗时，他们常常以建立匈奴帝国的冒顿单于为旗号，动员和号召匈奴的部众；当匈奴力量削弱，想通过与汉族中原政权和平友好来保全力量之时，又往往列举呼韩邪单于与汉皇朝的和亲故事，作为效仿的榜样和历史依据。汉文帝时期，汉朝丞相灌婴打败了匈奴的右贤王，冒顿单于派使者给汉朝送信，言：“北州已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以“复故约”、“应始古”为理由，希望与汉朝恢复历史上的和亲故事。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汉朝使者杨信提出，如果想与汉朝和亲，就要送太子到汉朝作人质，乌维单于回答：“非故约。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在历史上，匈奴与汉朝和亲都是汉朝嫁公主、送财物于匈奴，来换取匈奴的“不扰边”，违背历史传统的做法单于是不会答应的，“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119]。东汉初期，匈奴接连遭到汉朝打击、严重自然灾害和内部的分裂，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南匈奴“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120]。不仅拥立稽侯珊的孙子比为新的单于，而且让他继续使用其祖父称号，学习借鉴当年与汉族通好的经验，帮助部族渡过危机。东汉以后，匈奴人的一支改姓为刘，原因就是，“汉高祖（刘邦）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121]。改为汉朝皇族姓氏，不仅说明他们有高贵的血统，而且与汉族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和深厚的历史渊源，这样可以更好地适应南移后的形势和环境。

东晋南北朝时期，匈奴政权的建国措施体现出匈奴人利用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直接性。西晋中后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不仅使汉族人民民不聊生，入居内地的各少数民族人民也深受其害，难以生存。这时匈奴贵族刘宣鼓动刘渊起兵反晋，“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单于积德在躬，为晋人所服，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刘渊欣然答曰：“善。当为崇冈峻阜，何能为培塿乎！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虽然，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刘备）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刘禅），以怀人望。”[122]刘渊决定宗汉立国，反映了他对匈奴历史、汉人历史以及晋末社会矛盾、政治时局、人心向背的深刻把握。“它迎合了汉民族存亡续绝的文化传统和晋末各族人民思念汉代承平岁月的社会心理，既能淡化汉、匈之间的民族矛盾，又有助于标榜匈奴汉国王者之师的政治名分，从而为其联合各族反晋力量，提供了政治上的有利条件。”[123]刘渊宗汉立国，推翻西晋的统治，是以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典型事例。显然，匈奴人重视历史，更加注重史事对当下的价值和现实可利用性，这与匈奴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是非常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