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利清认为：“匈奴人有没有自己的文字还是一个悬念，即便有，也没有成熟发达到足以记录其历史的程度。”[94]那么，关于匈奴史的系统记述就只能依靠汉文文献了。从西汉的司马迁开始，历代的中原史学家就对雄踞北方的匈奴族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记述，为我们研究匈奴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保存了非常珍贵的史料。
司马迁的不朽巨著《史记》，全面反映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其中《匈奴列传》是专门为中原以外的周边民族所立的第一传，这在历史著作中是一个创举。
《史记·匈奴列传》对先秦以来的匈奴史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以传记的形式，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匈奴族的发展历史和民族特色。司马迁在该传中记载，匈奴人和汉族有共同的祖先，“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到战国时期，匈奴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年，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司马迁对匈奴的生活环境、民族特点与文化特色进行了介绍和总结，重点记载了匈奴与汉朝之间的交往和战争。对于在匈奴历史发展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进行了生动的刻画，如对头曼单于、冒顿单于权位之争以及后来冒顿单于兼并东胡、击走月氏的描写，给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司马迁为匈奴设传还有现实政治的考虑，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明确交代：“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95]除《匈奴列传》外，《史记》的其他篇章，如《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大宛列传》等许多篇章，对于匈奴与汉朝征战交往的历史也有一定的反映，是研究匈奴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二、《汉书·匈奴传》
《汉书》继承了《史记》为少数民族立传的传统，继续设立了《匈奴传》。作者班固（32—92）曾作为中护军随大将军窦宪北击匈奴，出谋划策，胜利后在燕然山上刻石颂功，撰写了著名的《封燕然山铭》和《窦将军北征颂》。他的弟弟班超长期出使西域，代表东汉政权处理西域各国、汉朝及匈奴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班固对匈奴问题的认识是切实而深刻的。
《汉书·匈奴传》是记录西汉一朝至王莽时期230年匈奴历史和汉匈关系的最权威的文献资料。汉武帝太始元年（前96）以前，基本上转录了《史记·匈奴列传》的内容，但增补了一些匈奴的史事，特别是汉匈间一些往来书信的原文和诏文，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原始资料，对研究匈奴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同时，《汉书·匈奴传》也订正了《史记》的一些讹误。班固对《史记·匈奴列传》的内容也有着意改移之误，即“改字以斥责异族，移句以曲饰和亲之举，删句以蔽匈奴修好之意”[96]，集中反映了班固的封建正统史观。《汉书·匈奴传》最重要的部分是汉武帝太始元年（前96）以后到王莽时期关于匈奴史以及汉朝与匈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商业交流与冲突的记述，其中，又重点撰写了呼韩邪单于与汉朝修好和亲的情况，同时，对王莽时期对匈政策的变化及由此引起的汉匈关系交恶的历史进行了记述和分析。《汉书·匈奴传》集中反映了班固“夷夏有别”的民族观念和汉族正统王朝提倡的对少数民族“恩威并重”的羁縻政策。
三、《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东晋、刘宋之际的杰出史学家范晔（398—446）撰写了《后汉书》。《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述了东汉196年中匈奴的历史，内容包括南匈奴的权力传承、风俗习惯、生产状况、婚姻、祭祀、法律、饮食，以及与北匈奴和东汉皇朝的关系等。(www.xing528.com)
范晔作《南匈奴传》，意在体现他的“以夏变夷”的思想，因此该传把对南匈奴的记述作为重点，特别突出南匈奴与东汉皇朝的和亲、友好往来以及南匈奴接受汉化的内容。例如，范晔记载南匈奴内附之后在祭祀与风俗习惯上的变化，“南单于既内附，兼祠汉帝，因会诸部，议国事，走马及骆驼为乐”[97]。这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南匈奴与内地之间密切联系、融合交汇的历史画面。同时，范晔对北匈奴的历史只作了简要记述，这既与范晔的历史观念有关，也可能是北匈奴的史料难以搜集使然。
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南下建立政权。少数民族进入中原进行统治，必然接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其中对史学尤为重视。这是因为，当时社会混乱动荡，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政权更迭频繁。各个政权建立后，急需学习吸收历代政权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借鉴。同时，各个政权在风云变幻，你方唱罢我登场，随时面临倾覆之虞的局势下，炫耀功德，使本国的帝业与王迹焕乎史册的心理尤为急迫，希望通过组织撰写本国的史著而名垂竹帛，业著青史，正如刘知幾在《史通》中所言：“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在匈奴族建立的汉、前赵、北凉和大夏四个政权中，对史学的重视表现得非常突出。
匈奴族人刘渊出生在晋地，接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较深，因此他所建立的政权借助汉初和亲的历史，打起了承继汉朝统绪的旗号，将自己的国号确定为“汉”。后来“汉”分裂为“前赵”和“后赵”，前赵基本上是汉国政权的继续。刘渊建汉后，模仿汉魏旧制，建立史官制度与组织史书撰写，是古代少数民族政权首见记载的史官建置与官方修史活动。《史通》记载：“伪汉嘉平初，公师彧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其国君臣纪传。”[98]“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高祖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甚得良史之体。”受到刘知幾赞扬的公师彧，在编修匈奴汉赵国史时，当遵循了“秉笔直书”的原则，记述了汉赵统治者某些不光彩的事情，“凌修谮其讪谤先帝，聪怒而诛之”。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晋书·刘聪载记》的记载，刘聪在诛杀公师彧时，并未宣布他的罪名，因而受到了当时大臣的批评，“且陛下直欲诛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刘聪的这种做法显示，一方面他不能接受公师彧在史书中直书先帝之过的行为，另一方面也不愿意公开宣称对他的处罚是因为其“秉笔直书”而导致的，这从反面说明，中原史学家的修书原则对刘聪是产生了一定影响的。除了公师彧以“左国史”身份负责撰修国史外，“刘曜时，平舆子和苞撰《汉赵记》十篇。事止当年，不终曜灭”[99]。
“北凉”创建者沮渠蒙逊的先世为匈奴左沮渠（官名），因以为姓。沮渠蒙逊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他“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100]。史书记载，北凉统治者多次与南朝宋进行文化交流，双方互赠书籍，表明北凉对学术文化的重视。北凉灭掉西凉后，将西凉的儒林祭酒、从事中郎敦煌人刘昞任命为秘书郎，“专管注记”[101]。北凉政权也组织编修本国的国史，根据《魏书·宗钦传》的记载，宗钦“博综群言，声著河右。仕沮渠蒙逊，为中书郎、世子洗马”。“钦在河西，撰《蒙逊记》十卷，无足可称。”[102]《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凉书》十卷，根据浦起龙的考释，就是宗钦所撰写的这部《蒙逊记》。[103]
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大夏政权后，“天水赵思群（名逸，以字行）、北地张渊，于真兴、承光之世，并受命著其国书”[104]。北魏时期，太武帝拓跋焘攻入统万城，“见逸所著，曰：‘此竖无道，安得为此言乎！作者谁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进曰：‘彼之谬述，亦犹子云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105]在拓跋焘看来，赵逸、张渊撰写的夏国国史，对残暴的赫连勃勃充满了溢美之词，应该受到处罚。实际上，隐恶扬善是撰写本朝史的通病，不独大夏国史，其他国史亦多如是。同十六国时期其他各族建立的政权一样，匈奴族人建立的几个政权都曾设置史官，编修国史，可惜的是，这些史书或因国亡被焚，或在流传中散佚，没能保存下来。
各种记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情况的史书著述，对匈奴的活动情况也给予了关注和记载。唐代官修的《晋书》设立了《北狄匈奴传》，对匈奴的历史、文化、风俗、官职和匈奴在晋代的发展情况进行了介绍。设立《刘元海载记》、《刘聪载记》、《刘曜载记》、《沮渠蒙逊载记》、《赫连勃勃载记》，分别对刘渊刘聪父子建立的匈奴“汉”政权、刘曜建立的匈奴“前赵”政权、匈奴卢水胡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政权、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政权的历史进行了记载。北齐史学家魏收的《魏书》对北魏时期匈奴活动的情况也进行了记述，主要有《卢水胡沮渠蒙逊传》、《铁弗刘虎传》、《匈奴宇文莫槐传》等。此外，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唐李百药的《北齐书》、唐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的相关篇章对这一时期匈奴的历史及匈奴族的人物也进行了记述。
从战国到南北朝后期的七八百年间，匈奴一直活跃在中国北部地区的历史舞台上，所以除了上述专门记载匈奴历史的文献外，还有一些散见各处的史料，也为我们研究匈奴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林幹先生积数年之功，广搜博引，把汉文文献中有关匈奴历史的资料加以汇集，编成了两卷本的《匈奴史料汇编》，由中华书局于1988年出版，为学者研究匈奴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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