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民族关系和中国历史的多元统一

一、历史和学术背景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秦汉皇朝的建立，更奠定了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虽然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乏短暂的分裂，但中国却始终保持着一种统一的趋势，并逐步形成了一个人口众多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中国的统一之所以能够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延续，各民族间之所以能够得到持续的共同发展和复杂交融，固然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历史发展的特点密切相关，但同时也和很早以前就已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意识有关。

先秦时期，华夏与蛮夷戎狄不仅在居地上，而且在血缘上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无论汉族还是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都有不间断的种族互动，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匈奴、鲜卑、羯、氐、羌、藏、突厥、回鹘、白、彝、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等族甚至走到历史前台，建立过一些地方乃至全国性的政权，以其民族文化和智慧，在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的历史篇章。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人类的过去。历史学是人们对历史有意识的记录、分析、研究和总结。史学史是以历史学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史学学科，中国史学史的学科概念是梁启超在193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的。自此，在几代学者的努力下，中国史学史学科从初创走向繁荣，取得傲人的成绩。2006年白寿彝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出版，标志着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与学科建设已经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中华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学成果，留下了珍贵的史学遗产，它们是中华各族创造自己的历史和共同创造中华历史的记录。学术界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成就显著。与兴旺发达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相比，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则显得滞后。虽然历史上也有关于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但由于种种原因，仅是一些零散的、片断的研究和撰述，更谈不上形成专门学科[1]。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民族史学史的研究亦有所开展。1984年撰写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导论》中，白寿彝先生提出：“单就中国史学史来说，汉文史书浩如烟海，整理出来一条发展的线索，已经很不容易。国内的少数民族，如蒙古、维吾尔、藏族、傣族、白族等，也都有他们的史学，现在我们知道得还很少。把中国史学史写成一部多民族的中国史学史，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写兄弟民族的史学史，中国史学史就不算完整。”[2]1985年第一次全国史学史座谈会上，白寿彝指出：“兄弟民族的史学史工程很大，内蒙古、新疆的研究工作有一定成绩，可彼此没有联系。西南也有一些，云南、贵州是多民族的地区，也要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史学史将来要发展成全民族的史学史，应该把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科目加以提倡。”[3]他号召学术界从中国史学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高度，加强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白寿彝在其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之《导论》第一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1989）和《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2001）中，高屋建瓴地概述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史的撰述传统，提出了“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理论、历史疆域理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理论”，揭示出民族关系的本质—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缔造中华文明，奠定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在主编的《中国回回民族史》中，白寿彝委托李松茂执笔撰《甲编序说》，“把过去研究回族史的成果，作一个总的论述，这实际上是浓缩了的回族史学史”[4]，为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树立了榜样。

白寿彝的号召和示范得到历史学界和民族学界的积极响应。1989年，施丁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史学史研究成果时指出：“对中国古今之史学，如不通，则称不得中国史学史。对中国各阶段之中各族之史学，如不通，则也称不得中国史学史。故我们对古代史学史要研究，对近代、当代的史学史也要研究；对汉族的史学史要研究，对蒙、藏、回等各族的史学史也要研究。”[5]2005年5月13日，罗贤佑在“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上呼吁，目前民族史研究的迫切任务是修撰一部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以总结学科的发展，并对未来的研究加以指导[6]。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始终将白寿彝的号召作为自己的治学重点，所著《历史·现实·人生—史学的沉思》（1994）一书，对“民族史学与民族凝聚力”理论进行了阐释。其所著《中国史学史纲》[7]，着重论述了“辽金史学的民族特色及其对多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认同”，并以数万字篇幅阐述了“多民族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元代史学”，开史学史著述新面。瞿林东2005年提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基地重大项目建设课题，受到教育部的大力支持。2007年9月，其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名义牵头，在河北承德举办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论文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8]，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瞿林东还率先垂范，发表了《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史学成就》（《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与多民族统一国家观念的形成》（《河北学刊》2007年第6期）、《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几个阶段》（《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略论魏晋隋唐间的少数民族史学》（《河北学刊》2008年第3、4期）、《断代史学与民族史学研究的新成果—〈辽金元史学研究〉序》（《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 期）、《探索民族间的心灵沟通—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略说撰写多民族历史传统的阶段性特征》（《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4年卷）等论文。

其间，学者对少数民族史学及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渐次展开。陈连开《中国民族史学的基本形势与发展前景的蠡测》（《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从中国民族史学的成就与潜力、中国民族史学的特点、中国民族史学要进一步适应新的形势，争取新的发展等方面，讨论了中国民族史学的基本现状和未来的良好前景。汪受宽、屈直敏《建立全民族的中国史学史》（《兰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通过梳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和少数民族史学及史学史的研究现状，揭示了中国史学史和少数民族史学的辉煌成就而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极其薄弱的历史与现状，进而探讨加强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建立全民族的中国史学史的重大意义，并就建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提出了一些初步设想。汪受宽《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产生与初步发展》（《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对先秦至五代的少数民族史学进行了探讨。东人达《试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认为，在我国生活的众多少数民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史学。少数民族史学资料由文字与口传两部分组成，口传史料数量占有明显优势。少数民族的历史观中普遍包含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有的民族产生了成体系的史学理论。民族史学长期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是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史金波《中国民族史学史刍议》（《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提出中国民族史学史是研究中国民族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各时期特点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史学成果的社会影响的学问。中国民族史学的特点是，其发展与历史上各民族的发展所处地位相契合，与民族实力的消长、政权的存废相关联；从民族史观角度看，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学养对历史会有多种多样的观点；资料十分丰富，但也十分分散；用少数民族文字记载民族历史资料。他认为，研究中国民族史学史可以更准确地认识、总结中国民族史研究，从而更有力地促进和发展中国民族史研究，为繁荣中国史学、维护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团结做出积极贡献。李珍《近五十年来的中国民族史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主要从民族史学研究的源流、成果分析和理论探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间的民族史学研究进行了总结。李珍《略论近十年来的中国民族史学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0年卷），从文献整理、综合性研究、专题研究、少数民族史学研究、民族文化认同等方面，对2001—2010年这十年中国民族史学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李松茂发表《编写回族史学史的构想》（《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4期），提出回族史学史是研究回族史学本身发展的过程，回族史的姐妹学科首先是回族史学以及中外交通史；还提出研究回族史学必须注意的五个问题。此外，史式《五十年来中华民族史的研究》（《历史教学》1996年第6期），雷虹霁《中国民族史学与中华民族形成史研究的新思考：二十世纪的学术回顾与理论反思》（《黑龙江民族丛刊》2002年第4期）等，主要对民族史学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进行了综合性的论述。王尧、沈卫荣《试论藏族的史学和藏文史籍》（《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3期），孙林《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王璞《藏族史学思想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刘凤强《清代藏学历史文献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贝沙·比拉著、陈弘法译《蒙古史学史》（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8），M.乌兰《准噶尔汗国灭亡后的佚名史籍与卫拉特人的历史记忆》（《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向中银《试论彝族的重史传统》（《贵州文史丛刊》1997年第4期）、《中国彝族古代史官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东人达《彝文古籍与彝族史学理论评述》（《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1期）、《西南彝族史学述要》（瞿林东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阿地力《维吾尔史学发展研究（八世纪—十七世纪）》（新疆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吾斯曼江·亚库甫《察合台文史学名著〈伊米德史〉〈安宁史〉及其史料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6期）、《16至19世纪维吾尔族史学史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浅论波斯文历史著作〈编年史〉及其结构特点》（《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2期）等，是民族史学的个案研究。王志刚《十六国北朝的史官制度与史学发展》（《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韩杰《元魏史撰修考说》（《思想战线》1999年第2期），张莉《〈魏书〉在民族史撰述上的成就》（《山西大学学报》2005年第7期），田余庆《〈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国史之狱的史学史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金北人《完颜勖与金代女真史学》（《蒲峪学刊》1992年第1期），吴怀祺《金世宗时期的史学和大定之治》（《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何宛英《金代修史制度与史官特点》（《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金代史学与金代政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吴凤霞《辽金元史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乔治忠《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乔治忠、崔岩《清朝官方史学中的少数民族因素》（《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等，是专论少数民族政权史学的著述。

2005年底，由兰州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所汪受宽教授牵头，联合甘肃、云南、广西、西藏、内蒙古、辽宁、海南等地的少数民族史学研究专家投标申请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课题，获教育部立项资助。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的指导和支持下，项目组全体成员，通过对民族理论、中国民族史和中国史学史的学习，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明确了指导思想、相关概念、总体框架和撰写规则，分西部、南方、北方三个研究方向，分工协作，细究古今各少数民族史学个案，综合探讨各时段、各区域少数民族史学状况，分析少数民族史学的内容、特点、阶段、与中央王朝史学及其他民族史学关系等，对中国历代少数民族史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十年来，先后发表了近60篇专题论著，完成了25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撰成了300余万字论著稿。在这一系列成果的基础上，项目负责人按照史学史的学科规范和课题设计的要求，进行统稿删改补充，终于完成了这部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成果。项目成果经教育部审查结项，现以“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书名予以出版。

二、对相关概念和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特点的认识

相关概念的定位，是课题研究的先导。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故而首先是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的定义。民族的定义，经过几十年的讨论，现在大家都赞同“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的认识。同时秉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国内古今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或缺的成员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思想。我们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是指历史上和现实中主要在国境以内活动的所有非华夏/汉族的民族，故而无论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戎、狄、蛮、夷、胡、越、匈奴、鲜卑、羯、氐、吐谷浑、突厥、回鹘、党项、女真、契丹等，还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家民族识别所确定的55个少数民族，我们一律称之为“民族”，亦即中国的少数民族。

在此，有两点认识需要说明。第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的分化组合十分复杂，而且始终处于动态之中。有的在历史上曾经颇为强大的民族消亡了，有的以前声息极微的民族壮大起来，有的几个古代民族演聚为一个新的民族，有的一个古代民族分化为多个新的民族。即使两千年间作为人口多数的汉族，也始终处于不断吸收各少数民族的成分，以及不断有成员转变为少数民族的过程。所以，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少数民族，都是指特定历史时期作为整体存在的具体的民族，而且许多古代民族都不一定能找出与其完全对应的当代民族。第二，我们所说的台湾少数民族，包括14个族群，各族群间的语言、文化、心理有较大差异。

我们理解的民族史学，不仅包括对民族历史的述说和记录，也包括对民族历史的研究和认识。对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各别的，一种是综合的。所谓各别，就是对各个少数民族的史学分别按照其历史发展顺序进行独立研究，最后将各个民族的史学发展史研究成果归集到一起，统名之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这样做的好处，是对每个民族的史学发展史有比较明确的阐述，但其内容会与其邻近民族或其祖民族的史学内容有相当的交叉重叠，且从中很难看出各民族与其他民族史学的交流和影响，看不出该民族史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在少数民族史学中的地位，更难以说清作为整体的少数民族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中的位置。而综合，就是在对各个民族的史学分别进行独立研究的同时，注重其与其他民族史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与中国史学总体发展史的关系，依历史发展的顺序，将这些成果有机地拼装到一起，就成为一部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我们是按照后一方法，也就是用史学史的方法来进行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以照顾到全体（中华民族、中国史学史）与个别（各少数民族及各个少数民族史学）的有机联系及相互影响。合之，这是一部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分之，这是古今一个个少数民族的史学史。由此，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概念与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概念有着不可分割、前后递进的关系，我们的成果—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写成了一部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

由于我国古今少数民族数量较多，历史发展和文化演进千差万别，各民族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参差不齐，各民族文字的产生有早有迟，对民族文字的使用有多有少，许多民族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创立本民族的文字，各民族史学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许多民族历史上并没有现代意义的以民族文字撰写的史学著作，故而很难完全按照以往形成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框架和概念对中国少数民族史学进行归纳，更不能限定于某些学者提出的“少数民族史学家、以少数民族语言写成的史学著作、少数民族所建割据政权的修史机制和修史活动”[9]。我们以为，由于多种原因，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大量存在“他者书写”的情况，若将他者书写的史学都排除在外，将无法反映大多数少数民族史学的面貌，那些长期没有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则无史学可述，更难以体现中华各民族共创中国史学史以及各民族史学史的实际。为此，我们将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即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定位为：以中国历代少数民族为对象，探讨对历史上少数民族发展历史的观察、认识、传说、记述和研究。其历史传承者主要是各少数民族的成员，也有其他民族包括汉族的成员，还有民族政权或一统政权的史官、史家；其形态有历代承循不绝的口述史学，有文字书写的史著、诗文、碑传等；记史所用文字有少数民族的本族文字，也有其他民族的文字，尤其是古今各民族通用的汉字。通过研究了解各少数民族的史官、史家与史学成就，综合研究和宏观把握少数民族的史学思想、历史观念，以及与其他学科，尤其是中国历史、中国史学史的关系，探索少数民族史学的个性特点、优良传统，各民族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和借鉴等，从不同的层次对少数民族史学遗产进行发掘与总结，揭示各民族对中国历史及中国史学史的贡献，展示中国史学史多元一统的历史面貌与特点。

以上认识，来自于我们对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如下特点的理解。

第一，中华大地上古往今来生活着数十百种民族，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史学传统。

各少数民族历史或长或短，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珍惜自己民族的历史，尊崇先祖，敬佩民族的英雄人物，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有意识地以各种方式传承和记述民族历史，对历史和史学有着或浅或深的思考和认识，在不断学习汉族和周围其他民族史学的过程中，丰富、发展和构建了各民族独具特色又与中华其他民族有共通性的史学，共同创构了中华民族的史学史。

例如，藏族是西部羌戎的一支，其历史记载，最早是发现于敦煌的藏文卷子《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分为《大事记年》、《赞普传记》、《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三个卷子。《大事记年》始于狗年（650）终于水兔年（763），是松赞干布至赤松德赞时期的大事编年；《赞普传记》以止贡赞普上名号开篇，以赤松德赞执政为下限，共有八个部分，各有一个核心事件，可以视为纪事本末体例的史书。这些历史记载文字虽简，史料却很丰富，始终着眼于世俗政治生活，无丝毫佛教痕迹。后来，宗教在藏族史学中的影响日益增大，撰写出一大批在神学史观统率下的成熟史著。二十世纪前半期，随着新思想和新史料的发现，藏族史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不仅撰述出《白史》、《西藏史大纲》等人文色彩鲜明的史书，而且涌现了大量研究考证性的著述，表明其史学更为近代化。1949年以后，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藏族史学走向繁荣，更撰写出了《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这样著名的作品。

第二，丰富的口述历史，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侗歌中唱道：“古人讲，老人谈，一代一代往下传。树有根，水有源，好听的话儿有歌篇。没有文字好记载，侗家无文靠口传。”[10]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有丰富的口述历史，许多民族有专职记录和传颂历史的人员（如彝族“奢哲”，哈萨克族“谢吉列西”，黎族“道公、奧雅”等），他们以神话、史诗、故事、谱系等形式传承本民族早期乃至后来的历史和思想，这些口述历史反映了本民族对宇宙生成、环境自然、种族起源、图腾崇拜、民族英雄、历史事件、民族关系、民俗风情等方面的记忆和认识。各少数民族口耳相传的历史，有的一直口头传承至今，有的为本民族的学者用本民族的文字或汉文记录下来，有的为历代中原史书所记录，这些都是少数民族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例如，人口极少的独龙族、赫哲族也有本族讲述人类起源、民族英雄、住地迁徙的历史传说。鲜卑拓跋族早期游牧北方，“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11]。这些口传历史中有被称为“拓跋史诗”的《真人代歌》，“上叙祖先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12]。哈萨克先民对于人类起源的看法，不局限于神创造了人类的形体，更给予了人类灵魂。土家族、拉祜族、基诺族、黎族、台湾少数民族等和汉族一样，都有洪水记忆和兄妹通婚、人类繁衍的传说。如土家族神话《洪水登天》，讲从前有七兄弟（一说五兄弟）抓住了雷公，准备把他烹煮来吃。雷公用计逃回到了天宫，为了惩罚七兄弟，怒降七天倾盆大雨，世上的人都被淹死了，只有罗公、罗娘躲在葫芦中得以逃生。洪水消退后，兄妹经过几番周折，根据天意成了亲，生下了一个肉坨坨，肉坨坨被剪成了几块。这些肉块掺和着泥巴撒出去就成了土家。鲜卑吐谷浑和蒙古族都有折箭教子的故事。前者见于《魏书·吐谷浑传》，言吐谷浑国主阿豺有子二十人，长子名纬代。阿豺暴病，临死召来诸子弟，说要将君位给同母弟慕璝。为了使他们将来能团结起来，“阿豺又谓曰：‘汝等各奉吾一只箭，折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只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只箭折之。’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单者易折，众则难摧，戮力一心，然后社稷可固。’言终而死”[13]。而《蒙古秘史》所载，除了主人公换成阿阑·豁阿和他五个儿子以外，情节基本相同。两个故事的中心意思是教导后代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克敌制胜，使家国兴旺。此外，回鹘族《乌古斯可汗的传说》、藏族《格萨尔王传》、壮族《刘三姐》、柯尔克孜族《玛纳斯》、蒙古族《江格尔》、赫哲族《伊玛堪》，虽产生于不同时代，却至今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学宝库中的精品之作。

第三，少数民族文字的史学著述内容丰富、体裁多样、体量极大，是尚待挖掘的宝藏。

文字是历史的最佳载体，历史一旦用文字记载下来，就可能永远流传。各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有早有迟，许多民族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创立了本民族的文字。民族文字的创立，对民族政治文化和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由于有了文字，各民族可以用文献传承的手段培养教育所需要的人才，由于有可以记录、传播政令的文字体系，相应地记事述史的机构、人员也出现了，从而推动了史学从口传进步到书记，史书的撰写和史学思想不断发展。

传说产生于四五千年前的彝文，又称为“爨文”、“韪书”、“蛾鲜文”等，是已知最早出现的少数民族文字，现在老彝文有一万余字，常用的五百多个。因其为音节文字，各地使用的彝文不尽相同。百越民族在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许多几何印纹陶遗存文字符号，春秋战国句吴和于越有官方使用的“鸟篆”，虽然这些文字极为简单，却真实地记录了百越民族当时的社会活动，体现出他们自觉地记载历史意识的萌芽。秦汉至民国，陆续使用过二十余种各民族文字，以分布的地区说，在今新疆和蒙古的，有属印欧语系的佉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属阿尔泰语系的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等；在今北方和东北的，有属阿尔泰语系的女真文、古蒙文、八思巴文和满文等，以及不明源流的契丹文；在今宁夏、甘肃、青海、西藏的，有属汉藏语系的藏文、西夏文等；在今西南地区的，有纳西东巴文、老彝文、老傣文和白文等。各民族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参差不齐，各少数民族文字在史学上的使用有多有少，以民族文字记述历史的方式有宗族谱牒，有碑传、记事、簿记和公私档案等，有韵文或散文的历史著述，有片断或系统的各种体裁的史书，其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大部分尚待挖掘整理。

以彝文撰写的有综合性史著《西南彝志》、《彝族源流》，专门史著《洪水泛滥史》、《宇宙人文论》，部族史《德布氏史略》、《阿者后裔迁徙考》，战争史《吴三桂入黔记》、《阿者巫撒兵马记》，制度史《水西传全集》等。公元六世纪，突厥族创立文字，并以之撰写了一批本民族英雄人物的碑记。随后，以回鹘文撰写了颇多碑铭，还撰写出《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真理的入门》等；以白文撰写出《白古通》系地方民族史书以及《南诏图志》等；以傣文撰写出《勐果占壁简史》、《芒莱法典》、《咋雷蛇曼蛇勐》等重要史书。以维吾尔文撰写的《拉失德史》、《编年史》、《和卓传》、《伊米德史》和以蒙古文写出的《蒙古秘史》、《元典章》、《经世大典》、《蒙古源流》等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史学名著。

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历史文库中，藏文书籍文献居于首位，有以藏文撰写的《红史》、《佛教史花蜜精露》、《佛教史大宝藏论》、《雅隆尊者教法史》、《如意宝树史》、《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白史》、《汉藏史集》、《青史》、《贤者喜宴》等数量巨大的历史名著。目前藏族地区各大图书馆、档案馆以及寺院保存的书籍、档案文献，其品种和数量之多，令世人瞩目。如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现保存有四百多万件藏文文献，拉卜楞印书院藏有二十二万余部文献典籍，德格印经院共保存有三十余万块印版，文字量达2.5亿之巨。这些典籍内容丰富，是研究藏族历史文化和史学的第一手资料。

第四，中国各民族史学同时起步，交互影响和发展，少数民族地方或全国政权等政治实体的建立，是该民族史学发展的巨大动力。

先秦时期，华夏与蛮夷戎狄不仅在居地上，而且在血缘上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无论汉族还是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都有不断的种族互动，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匈奴、鲜卑、羯、氐、羌、藏、突厥、回鹘、白、彝、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等族甚至走到历史前台，建立过一些地方乃至全国性的政权，以其民族文化和智慧，在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极大地推动了该民族史学的发展，共同创造了光辉的中国史学史篇章。

各民族一般在建立政权之初即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其君王往往具有很强的历史意识，注重汉文经史著作翻译和学习。匈奴族汉开国之君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他曾评论古史说：“吾每观书传，常鄙随（何）、陆（贾）无武，绛（侯周勃）、灌（婴）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而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14]从历史的研习中，树立了抓住历史机遇建功立业的志向。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设置了皇朝专职修史机构—著作局，成为隋唐史馆的前身，是鲜卑族对古代史官制度的重大创新。古突厥族使用的十二生肖纪年法，过去学者对其来源有柔然说、突厥说、西方说等。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竹简《日书》甲种之《盗者》章，其中就有“子，鼠也……丑，牛也……寅，虎也……卯，兔也……辰……巳，虫也……午，鹿也……未，马也……申，环也……”的说辞，证明十二生肖在春秋前后已经存在，古突厥人从中原学来用以作为本族历史纪年法，是中原文化影响少数民族文化之一例。而十二生肖纪年法这种历史年代记忆方法，吐蕃人和古突厥人都使用着，又传给了回纥人和蒙古人，中华各族史学成果的相互影响于此可见。

契丹之后的诸民族，在建立政权之初即创立了本民族的文字，其君王具有很强的历史意识，注重汉文经史著作的翻译和学习，如党项族政权夏国就用西夏文翻译了《九经正义》、《孟子》、《孝经》、《尔雅》、《四言杂字》、《贞观政要》（易名为《德事要文》）、《十二国史》、《太宗择要文》、《德行集》、《类林》等经史书籍。他们借鉴汉族的思想成果和中央皇朝的统治经验，为其巩固统治、推动民族文化发展服务，继承历代中央皇朝的史学传统，为民族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蒙古族的元王朝建立以后，主动了解和认识中原的传统文化制度，并有选择地进行消化吸收。在史学方面，承袭了中原传统的史馆制度和新帝为先帝纂修实录、新朝为胜朝修史的传统。在史馆制度的建设上，在承袭的基础上又有适合蒙古王朝特点的变通。如将前代的翰林院、国史院合并为翰林兼国史院，提高级别，扩大规模，赋予其修史著史以外的更多职能。还另立蒙古翰林院，专门典理蒙古文书制诰，亦协助翰林兼国史院的修史工作。尤其是辽、金、宋“三史”的成功撰修，显示重视历史的撰述，以史为鉴，早已成为蒙古族朝野的共识，这是蒙古民族对史学作用认识的巨大进步。

西夏、辽、金、元、清等民族政权重用本民族的史官，参用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史官，建立学自历代中央皇朝并适合其民族特点的修史机构和修史活动，所撰写的史书多为兼用民族文字和汉字，在以本民族人物为主要记载对象的同时，兼记境内其他民族人物及事迹。其史书的编纂因袭了历朝的体例，并加以改进，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史书体例。例如满洲努尔哈赤时期用满文记录档子，并汇编成册，成为其史学产生的标志。这些民族政权史学所呈现出来的特点以及其在中华文明母体内发展起来的民族史学，是在中国传统史学发展轨道上的创新，强烈地体现了中国史学史之多元一统、不断创新的特色。

第五，少数民族史学家在长期的史学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有独具特色的史学理论传统。

先秦楚人自称“蛮夷”[15]，其屈原《天问》，借楚国神庙内的历史和神话图画，对涉及天、地、人、自然、社会，以及从传说时代到夏、商、周的历史加以发问，反映了楚人对自然和历史认识的进步，对人们认识社会历史的深刻内涵起着催醒作用。从《史记·匈奴列传》看，匈奴人对祖先的祭祀及其功烈的记颂，年年代代口耳相传，对历代单于及其事迹有较明确的记忆。祖宗崇拜反映了匈奴人重视自身历史传承、追思民族发展历程的历史观。古代彝族史学理论极具特色。魏晋南北朝时期彝族史家举奢哲认识到每个人记录的历史从写法到记录重点都存在差异，提出历史撰述五样，“人物身世明，代数要叙清，时间要弄准” ，“记录要真实，鉴别要审慎”。[16]这些极具理性的认识，是中国史学史上史书撰写法则的较早总结。隋唐时的彝族史学家布塔厄筹重视纲目分明的记史方式，强调信史为美，要求文理通达，主张明确史评标准，理清学术源流，是可以与刘知幾并驾齐驱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大家。北魏崔浩奉命撰鲜卑《国书》三十卷，因其“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成大案，崔浩遭诛，手下数百人被处死，诸汉族大姓因与其为姻亲亦被“尽夷其族”[17]。由此可见鲜卑族史书对先祖“记善不记恶”的历史观。公元六七世纪的突厥文碑铭，反映了突厥民族“重兵死，耻病终”[18]的英雄史观。以回鹘文碑文与唐史记载相比较，可以看出为了构建其君权的合法性，碑文对历史有所隐瞒和欺骗。碑文不载唐朝对其可汗的封号，显示回鹘历史观念的民族独立性。《西藏的观世音》、《拔协》、《布顿佛教史》、《西藏王统记》等藏族政教史或王统史中，佛教史观在历史理论的表述中占有主导地位。成熟期的藏族史学，传记体强调信史的重要，“既无虚构，亦不隐瞒，乃据实而言”[19]，教法史从不同角度阐述佛教的历史，内容更丰富，形成了综合体、政教体、文献学体、人物类传、宗义书等多样体例，都努力追求历史真实，使佛教之“义”与历史之“实”有机地统一起来。大蒙古国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征服王朝，所统治的地区及属民不尽相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决定了蒙古族史学是多元兼容的史学共同体。十六世纪藏传佛教传入蒙古以后，蒙古族史著把蒙古汗统与印度、西藏王统联系到一起，形成了“印藏蒙同源论”的历史认知。维吾尔族史家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在《拉失德史》中指出，史家写史不是为了替君王虚美隐恶，而是通过实事求是地叙述往事，使读史者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使世人趋善而避恶”[20]。明代回族史学家李贽，史识卓越，明确提出“经史一物”说，提高了史学的地位；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对历史和历史人物有自己独特的评价；对传统史书体例大胆改革，创立“世纪”体，以揭示中国历史兴亡治乱的规律以及时代演变的历程，其史学理论独树一帜，推动了古代史学的发展。

第六，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各民族史学思想的主题。

民族观是少数民族史学的自然表露。中国历史上的各少数民族史学既体现其民族自豪感和独立性，又强调其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文化认同。南方民族历史传说中有盘古、伏羲、女娲故事，三苗、炎帝、蚩尤、颛顼、禹的始祖追述，由北方迁到南方的祖居地传说。匈奴人追述自己的先祖淳维是“夏后氏之苗裔”[21]。慕容鲜卑认为自己是“有熊氏”的后代。拓跋鲜卑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裔。[22]鲜卑宇文氏称“出自炎帝神农氏”[23]。柯尔克孜族传说汉人、突厥人、蒙古人、柯尔克孜人是努赫的孙辈兄弟，还说柯尔克孜是突厥人的后裔，并融入蒙古勒、塔塔尔（鞑靼）的成分，反映了柯尔克孜先民对中国各民族兄弟关系的认识。党项人的传说中称：“羌汉弥人同母亲，地域相隔语始异。羌地高高遥西隅，边陲羌区有羌字。”[24]意思是，吐蕃、汉族和党项都同出一源，只是由于地域的阻隔才使得语言产生差异。羌人所居住的地区与西方遥遥相隔，在边远的羌族地区有自己的文字。西汉邹阳《狱中上梁王书》中有“意合则胡越为昆弟”[25]的民族观。以上都是古代中华各民族同源共祖的始祖认同观的反映，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表现。

十六国中诸民族首领所建政权多以汉、夏、秦、凉、燕、蜀、赵、魏等中原王朝或地方郡国名称命名，表明其所建系对中原王朝统绪的继承，表现出强烈的正统意识。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政权的史书《晋书》、《宋书》、《南齐书》将北朝民族斥为“索虏”，而北朝民族政权的史书《魏书》、《北史》又将东晋斥为“僭晋”，将南朝政权讽称为“岛夷”。这种通过撰写史书来彼此对骂的现象，表明当时存在着尖锐的民族矛盾。但南北各朝互争正统，又反映出即使北方民族政权的史书也是以华夏正统自居的，说明民族融合的国家一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使民族矛盾存在，国家一统的思想和信念却是根深蒂固的各民族史家的历史观。藏族早期的《西藏的观世音》一书，详载文成公主作为嫁妆带去藏地的物品清单，突出由汉地传到吐蕃的这些知识对藏文化的显著影响。唐时壮族首领韦敬办所撰《六合大宅颂》追宗溯祖：“维我宗祧，昔居京兆，流派南邑。”[26]反映壮、汉民族水乳交融的亲缘关系。明代纳西族土司木公《自述》言：“汉唐宋元世/历宦岂须夸/腰系黄金重/诚心报国家。”[27]这种家族自豪来源于作为中华子民的认识。海南白沙县黎族土氏始祖所定子孙辈字派“开—文—建—正—国—家—章—兴”，是其强烈家国观的体现。白族作者李元阳撰《万历云南通志》，反映其民族思想为“天下一统”的整体观、“无间华夷”的民族观和“爱民抚夷”的羁縻观。[28]其核心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大一统”中央皇朝的认同。针对欧阳修《新五代史》将辽朝列于四夷，契丹辽修国史将“赵氏初起事迹”详附于后[29]，说明与宋朝相比，契丹人建立的才是真正的正统王朝。党项人的《新集碎金置掌文》，称“西夏人骁勇，契丹人迟缓，西藏人信佛，汉族人崇儒，回鹘饮酸乳，山狄食荞饼”[30]，用简洁的文字描述了中华各民族的不同特征，显示了其中华一家的民族观。

元朝在修撰《宋》、《辽》、《金》三史时，长期因体例问题争而不决，在元顺帝提出“分史置局，纂修成书”的指示后，都总裁脱脱确定了“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办法，议者遂息。[31]这一决定不仅突破了以汉族政权为正统的旧史学观念，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统属的历史状况，更宣示了蒙元朝是统兼三朝的中华正统皇朝。满族首领皇太极用所阅汉文正史中的史实，阐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历史规律，明确少数民族一样可以主宰天下的道理，为满族即将取代明朝而获得天下寻找历史根据。维吾尔族史家毛拉·穆萨的《伊米德史》，以不少篇幅描述新疆各族对清廷平定阿古柏侵华势力的期盼，总结道：“可汗（指清朝皇帝）的胜利之军，从吐鲁番出发到喀什噶尔，沿途所经，没有遇到任何阻碍。没有一个城镇向可汗陛下的大军射过一粒子弹，相反，很多城镇的好人们还为可汗的大军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反映了新疆民族史学中的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共御外侮”的排他力。

第七，中国少数民族史学是包括汉族史家在内的中国各民族及其史家共同创造的。

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民族在古代都没有本民族文字或者民族文字不够成熟、利用不多，没有或少有本民族文字的史学著述。以南方少数民族为例，黎族、傈僳族、哈尼族、拉祜族、基诺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阿昌族、景颇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台湾原住民等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除了口述历史以外，其历史资料都必须从汉文典籍中找寻。苗族、土家族等虽然有文字，但使用不广，一般苗族、土家族史家的作品都是用汉文完成的。只有彝族、白族、纳西族、傣族用本民族的文字记载了本民族的历史，而且有许多历史著作存世。

由于诸多原因，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大量存在“他者书写”的情况。除了近代以来外国学者的调查报告和历史研究之外，主要是历代汉族史家的历史撰述。且不说古代许多民族的史家习惯以汉文写作民族的历史，就是主要由汉族史家以汉文撰写的历代“正史”及其他史书中也有极为丰富的少数民族历史记述。虽然其中不乏民族歧视、偏颇或误记，却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许多少数民族历史记忆或记载的缺失、粗粝和不系统。我们要建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多数还要依靠汉文史书的记载，这是中华各民族在史学上谁也离不开谁的有力证据。

先秦两汉各民族的历史记载绝大部分都是由华夏/汉族的史家完成的，即使强大如匈奴者，既无自己的民族文字，亦无本民族的史家和史书，其历史主要靠《史记》和两《汉书》的《匈奴列传》得以保存。先秦两汉未见百越人以本民族文字撰写的百越历史著作。这一时期无论是正史还是其他性质的史书，对百越民族的分布、支系、历史传说，以及居住的自然环境、资源物产、社会生产、历史风俗文化等许多方面有较为丰满的记载，出现了记载百越民族的专篇，还有《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专门的汉文史著，其文字虽介于小说与历史之间，但也是一种质的飞跃，是百越民族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北朝政权虽然多由少数民族所建，但各民族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少数民族出身的史家也不多，其较有分量的史书多为汉族史家所著。

唐宋时期的渤海族曾建渤海国，该族史事主要靠唐文宗使臣张建章所撰《渤海国记》保存下来。唐代产生的壮族方块字，一般只用于民间抄写，使用范围狭窄，古代基本没有本族史学著作，壮族历史资料主要来自历代汉文典籍的相关记载。突厥、回鹘等民族有不少民族文字的碑记和文献，且采用十二生肖纪年，但倘若不参考同时期的中原史籍的记载，很可能碑铭主人的具体生卒年代都无法搞清。更何况此人在碑文中被掩盖或忽略的事迹，也只有参考隋唐史书才能补齐。建立辽朝的契丹族，虽然撰有丰富的史籍，却因其“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32]，以致后来极少流传，幸有宋人所撰《契丹国志》等书及元人所撰《辽史》，才使其国其族历史得以为后人所知。自《史记》开始，历代汉文史籍多有对柯尔克孜及其先民的记载，由于汉族史学的相对成熟，故而这些记载在构建柯尔克孜族历史以及研究中央政权和史家的民族思想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全面系统的少数民族历史文献整理研究，涵盖55个民族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撰述出版，如雨后春笋般的民族历史研究专著和论文，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重大成就。从事调查、研究和撰述的固然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学者，但更多的是汉族学者，各民族学者通力合作，成就了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繁荣。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中国少数民族史学是包括汉族史家在内的中华各民族及其史家共同创造的。

三、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四个阶段

我们将上古至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先秦至南北朝（前3000—580）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初起的时期。

根据彝族古籍《西南彝志》所载世系推算，该族第一位史家布摩大约生活于中原传说的五帝时代。彝族先民创制了民族文字—爨字，并用其撰写“夷经”，很可能是最早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历史著述。先秦被称为荆蛮的楚人，文化和史学非常发达，楚国左史倚相，“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而被称为“良史”。[33]战国后期的屈原，撰史诗《天问》，借楚国神庙内的历史和神话图画加以发问，对涉及天、地、人、自然、社会，以及从传说时代到夏、商、周的历史提出一百七十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以自己对历史的辨析开古代史学新风。两汉时期的匈奴对本民族的世系、人物、职官、疆域和事件有丰富的记忆，被汉朝史家所记载。东汉明帝时，白狼王唐菆“慕化归义”，率其种人到东都朝贡，献诗三章，为《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收载，其中除表示对大汉天子的仰慕及叙述朝奉之程的艰辛外，以较多篇幅叙述了白狼国的地理环境、气候、人口、生活、生产等，是西南少数民族较早的自述历史。司马迁、班固、范晔等中原史家构建了中国少数民族历史记载的最初框架。十六国时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统治者多热心学习汉族历史，利用汉族学者撰述其国的历史，培养出撰述本族历史的羯族、氐族和鲜卑族史家，他们使中国史坛上第一次出现了数十部专记民族政权的史书，丰富了中华史学的宝库。鲜卑族建立的北魏设著作局，首开皇朝专门机构史馆之端，是对古代史官制度的一大贡献。魏收所撰《魏书》是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的“正史”，同时期的彝族史家举奢哲提出历史撰述原则的“写法有五样”，在古代历史编纂理论中有突出地位。

第二阶段，唐宋辽夏金（581—1279）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全面展开的时期。

隋唐五代时期，少数民族史家在朝廷史官中占有重要地位，唐初多部“正史”的写作少数民族史家功不可没。《旧唐书·经籍志》一反“内夏外夷”的民族历史观，将魏收撰《魏书》、令狐德棻撰《周书》这两部少数民族政权的纪传体史书列入“正史”之中。突厥、回鹘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字，以民族文字撰写出本民族的一些重要碑记或史书，开创了少数民族英雄史学的新篇章。其所使用的十二生肖纪年法和按历史发生顺序记史的方法，丰富了古代民族史学的内容。彝族史家布塔厄筹敢于秉笔直书，针砭时弊，进一步发展了朴素民主的史学思想。著《论诗的写作》等史著，重视纲目分明的记史方式，强调信史为美，要求文理通达，主张明确史评标准，理清学术源流。布阿洪提出写史应详细、真实、清楚、流畅的要求，是古代史学思想的重要表述。提出撰史的法则，“一要抓主根，二要抓题旨，三要写君长，四要写平民，五要写牛羊，六要写金银，七要写地域，八要写风土，九写君臣间”[34]，见解全面而且高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吐蕃王朝赞普的世系和大相史事，有编年体，有纪事本末体，以世俗政治史观及明示善恶作为其史学主题，显示藏族史学已站到同时期民族史学的前列。《西藏的观世音》涉及佛教、王统、圣迹等类，多为后世藏族史书的选材之源。《拔协》是赤松德赞朝的起居注和桑耶寺修建史。白族史家撰述的《白古通记》，是以白文记录南诏大理史事的编年体史籍。唐相杜佑所撰《通典·边防门》，分族（国）叙述古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总结历代民族政策，是唐代民族史学的要著。

辽、西夏、金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有重大影响的北方政权。契丹国建立之初，契丹人就创制了契丹字，统治者重视本民族历史的建构，承唐仿宋，建立了完善的史馆制度，撰修起居注、日历、实录和国史。契丹史著中构建其与中原汉族同源共祖的早期历史，为本民族政权的合法性在族源上找到依据，并在新修史书中“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35]以报复欧阳修编《（新）五代史》，附契丹辽于“四夷”的做法。元昊创立西夏文以后，以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史学迅速发展，翰林学士院成为专职修史机构，出现了世代为史官的斡氏家族，撰出了《李氏实录》、《西夏国谱》、《新集慈孝记》、《贞观玉镜统》、《新法》、《亥年新法》、《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多种体裁的史书，显示了党项民族史学的不懈追求和创新。建金国后，女真统治者以史为鉴治理国家，设置了完善的史官制度，撰写了系统的起居注、实录，并依中华史学传统为胜朝修撰《辽史》，撰《大金吊伐录》辑录与辽宋的相关文书，撰政书类史著《大金集礼》。赵翼称赞“金源一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非偶然也”[36]。辽、夏、金作为与宋朝相颉颃的民族政权，其史学基于其民族特点并吸收中原皇朝史学成果，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的新格局。

第三阶段，元明清（1206—1911）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的兴盛时期。

元、明、清是中国古代后期前后相继的一统皇朝。蒙古人和满洲人建立元、清两个皇朝前后长达370年的统治，改造了他们自己的民族，也改造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历史观和民族观，使中国古代史学终于走上了历史的最高峰。蒙古人入主中原后，集中了各民族的优秀史家，尤其是色目人和汉族史家，承袭传统的史馆制度和新帝为先帝纂修实录、新朝为胜朝修史的传统，又有适合蒙古族特点的变通，如另立蒙古翰林院，增加为未登皇位的新皇帝生父撰实录，摒弃以汉族政权定正朔的统绪观，为辽、宋、金各自修史。蒙古族在欧亚大陆的地位和影响，又使得蒙古历史撰述的不仅是蒙古族自身的事，而且也为世界多民族史家关注，造就了蒙古史撰著的高峰。所有这些，都反映出蒙古族是一个开放的、善于包容并接受新事物、新文化的民族，他们创造了融汇诸族国文明，又具有鲜明特色的蒙古族史学，为中国民族史学的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朱元璋打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但在史学上却接受了蒙元的史观，承认元朝的地位，为之修撰“正史”。明朝以主要精力防范北方的蒙古势力，放松了对其他民族的控制，使得南北方许多民族的史学得到发展。满洲人入关以后，不断吸收汉、蒙等民族的优秀文化，调整统治政策，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联系和交流。清康熙、乾隆等皇帝，有很高的文化修养，重视史学对巩固统治的作用，全面系统地整理中国古代的史学成果，推动清代史学走上中国古代史学的最高峰。满族统治者实行文字狱，禁毁一切对满族不利的史书、文字，甚至删改古史书中的蛮夷戎狄等字词。史馆负责官员多以满官为首，特别重视满族史的修撰和辽金元少数民族政权史的撰修，所撰史书送呈皇帝“圣裁”，保证了对官方史学的完全垄断。这些，既是对入关前满族史学传统和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满族史学在官方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表现。这一阶段，在蒙、满二民族的带动下，全国各少数民族史学得以飞速发展，藏族史学由复兴走向成熟，回族史家的中外交通史、史学思想、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研究独占鳌头，维吾尔、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族史学成就独特，南方各民族史学纷呈奇葩，黎族和台湾原住民史学初露锋芒。十九世纪初开始，中国边疆和民族危机加深，学界掀起边疆和民族之学研究高潮，以寻求救亡图存的药方。他们用文献搜寻、细密考订和实地勘查的方法研究边疆史、民族史和金元史，取得了很大成绩，推动了民族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阶段，二十世纪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全面开拓、充分发展的时期。

二十世纪前期，在西方进化史观、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尤其是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严峻关头，中国学者突破传统的夷夏观念，倡导民族平等、民族共和、同御外侮，中国民族史学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由传统向近代转化，撰写出多部中国民族史专著，并从事少数民族史的多途探索。大批学者致力于少数民族田野调查，爬梳整理古籍文献中的民族史料，对中国民族的分类、民族史的分期、民族的起源、名称以及与他族的关系、历史沿革及现状等进行研究，初步构建了中国民族史学体系。翦伯赞、向达、白寿彝、石启贵、根敦群培、方国瑜、金吉堂、尼合迈德·蒙加尼等少数民族史学家成为民族史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学界对国外学者“南诏泰族王国说”的批判和抗日战争中边疆民族历史研究的兴起，反映了少数民族史学研究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关系国家安全和民族存亡的政治问题。(www.xing528.com)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社会主义民族观为指导的民族史学，在科学院系统、民族院校及相关院校、政府部门逐步建立了民族研究机构，对民族理论进行了全面的讨论，一些问题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民族史学研究的开展。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组织大批学者和民族干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民族识别、民族调查和民族史撰述，摸清了中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情况，积累了民族工作和民族调查研究的经验，锻炼和培养了一批民族研究人才和民族工作干部，撰写一批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和调查报告。1979年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以后，民族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随后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共数百册，使中国境内的每一个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都拥有了自己的史书，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同时，大规模地进行少数民族古籍和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工作，民族史研究专著和学术论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对民族史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和讨论，大量少数民族出身的青年学者走到了史学研究的前沿，民族史学研究空前繁荣。

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37]这种傲视世界各民族的史学成就是中华各民族在五千年间共同创造的。

四、项目研究内容的前沿性和创新性、研究方法和学术价值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至今已近百年，白寿彝先生提出“应该把进行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科目加以提倡”，也有三十年，但至今尚没有一部少数民族史学史问世。近几十年间，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及理论研究取得很大成绩，对某些民族的史学和某些民族史家、史著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但从总体上对古往今来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进行全面探讨综合研究，撰成一部涵盖古今数十百个少数民族史学发展史的著述，初步实现白寿彝先生的遗愿，本项目成果是第一家，这无疑是一个前沿性的学术成果。

课题成果的创新性：

1.结构的创新。我们的成果没有采用一篇篇民族史学研究论文堆积的结构，而是运用史学史的写法，按时代顺序论述自先秦至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史，既阐明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产生、发展与进步的总体脉络，又明晰了各少数民族史学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贡献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还从横的方面评述每一时期少数民族史学的阶段特点及从纵的方面显示古今各少数民族的史学成就。少数民族历史是其史学发展的基础，而多数读者对少数民族历史不太熟悉，故而我们在论述每一个民族史学时，首先以一些篇幅介绍该民族的历史、现状和文字。

2.学术视点的创新。在撰写本成果时，我们既遵循中国史学史的一般做法，又考虑到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不同特点，在学术视点上有不少创新。①各少数民族丰富的口传史学（历史故事传说、民歌、说唱、史诗等），是其史学的重要内容，我们很重视对各民族口传史学的阐述。②过去我们仅根据已有文字材料的形成时间来界定讨论相关史学问题，但有的少数民族（如彝族等）其史学成果是代代相传而且不断修订补充的，其现存文字史料的最终形成时间相对较迟，我们尽量按照学者的推算时间来分析其早期的史学。③由于多种原因，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大量存在“他者书写”的情况，我们将历代用民族文字和汉文记载的少数民族历史或文献，都视为少数民族的史学，这也是中华各民族过去和现在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佐证。④突厥、回鹘等民族有用本民族文字撰写的记人物事迹的碑文，有家族谱牒，我们将其界定为少数民族传记类的历史作品加以分析。⑤在论述藏族、回族等民族史学的时候，注意到宗教对其史学的影响，及其宗教史研究。⑥重视阐述近代外国学者和1949年后台湾学者在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及少数民族政权史学研究的观点与成绩。

3.概念的定位和思想的创新。①我们课题组成员既有汉族学者也有相当比例的少数民族学者，在研究本课题时，我们一致认为，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禁绝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站在当代民族观和民族政策的高度，从维护中华民族大家庭团结进步的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分析少数民族史学成就，在标题、立论、用词等各个环节都尽量避免偏颇。②依据2005年中央关于民族理论政策十二条中对民族的定义：“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对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蛮、夷、越、戎、番、胡、匈奴、鲜卑、羯、氐、吐谷浑、突厥、回鹘、党项族等，以及国家民族识别所确定的55个少数民族，我们一律用“民族”的称呼。③处理历史上民族史学问题时，我们将历史上主要在中国领土上活动的民族，包括突厥、蒙古等都视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④汉文历史文献中凡歧视、污蔑性的民族名称，我们尽可能予以更改，实在不得已时则加括号予以标示。⑤以往学界将拓跋、契丹、女真、满统治者在建立政权后对汉文化的学习视为被民族“同化”，我们不取其说，实事求是地予以分析。⑥在研究少数民族史学时，我们既阐述各民族史学的差别与特性，也注意各民族史学的相互影响和借鉴，更强调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中华各民族史学思想的主题。⑦中国少数民族史学是多元一统的中国史学史的重要内容，在充分挖掘和阐述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史学发展贡献的同时，注意到建立了政权的民族对中国史学发展的特别贡献，同时注意历史上汉文和汉族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贡献，揭示中国史学的发展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奋斗的结果，证实了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史学上谁也离不开谁的真理。⑧从被称为荆蛮的楚史学的梳理和对彝族史家史学思想的研究，以及对拓跋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和满族史学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少数民族的史学及其史学思想曾经走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前列，在许多方面对中国史学史有巨大推动。

4.内容的创新。①多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古今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很不充分，我们的这部书稿，对五千年中国少数民族史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是第一部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②本成果对很多少数民族史学第一次进行探讨，其内容是原创的。如对匈奴族史学、吐谷浑族史学、百越各族史学、壮族史学、白族史学、苗族史学、土家族史学、渤海族史学、党项族史学、哈萨克族史学、柯尔克孜族史学、黎族史学、台湾少数民族史学、达斡尔族史学、鄂温克族史学、纳西族史学、裕固族史学、撒拉族史学、东乡族史学、保安族史学、拉祜族普米族独龙族阿昌族哈尼族布朗族佤族等族史学，都是课题组成员对该民族史书史学成果多年艰苦爬梳的结晶。③即使已有一定研究基础的十六国民族史学、北朝史学、彝族史学、藏族史学、蒙古族史学、突厥族史学、回鹘族史学、契丹族史学、女真族史学、蒙古族史学、满族史学、回族史学、维吾尔族史学等，在参考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同时，我们也从少数民族史学史的全新学术视角，进行了一些研究，补充了新内容，并归纳总结，从一定角度看这些内容也是原创性的工作。

本课题采用的研究方法。1. 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多学科的背景，本项目在运用中国史学史研究基本方法的同时，采用了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方法相结合的跨学科方法，主要通过对少数民族的历史观念、历史编纂、历史传说、民族史家与史著、民族史学批评进行分析总结，揭示少数民族史学的丰富内容与特点，探讨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中的地位与作用。2.研究资料的充分采集和利用。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的资料包括：少数民族口传史、民歌、史诗、说唱，少数民族文字的史书、史论、碑铭、谱牒，地方和少数民族典志、档案、文书、契约、文物，汉文及其他文字（如西文、日文等）关于少数民族的历史、记述、调查、问询和研究，少数民族史学家对本民族的史学或中华各地各时代史学的记载和研究成果等。这些资料虽然丰富，却极为分散，有些资料从未有人关注或整理搜集过，我们在从事相关个案研究时，尽可能多地搜集包括口述史料、多种文本的史籍和档案，并与社会调查相结合，充分借鉴和利用国内外已有的各种民族社会调查和民族史研究的成果。3.充分发挥课题组大部分成员生活于多民族地区，对民族历史和民族问题有较多且清醒的认识，长期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及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优势，立足于少数民族史学遗产的整理发掘、研究和总结，选择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既充分利用汉文典籍中对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载，更深入发掘少数民族文字的历史典籍，并研究少数民族史家对中华民族历史的研究成果，以及少数民族史学与传统中华史学的相互影响与促进，分地区、分时段和以问题为中心进行研究，通过十年的努力，终于高质量地完成了项目研究任务。

项目成果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1.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发掘资料、总结学科发展，有助于指导和推动民族史的深入研究。中国各少数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史学成果，留下了珍贵的史学遗产，它们是各少数民族创造自己的历史和共同创造中华历史的记录。但是以往对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不够深入，以至于蕴含在各种书籍文献中的少数民族历史记载尚未得到很好的利用。本课题以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记载和史学发展为研究对象，以探索少数民族史学的起源、形成及其发展为研究目标。一方面对各少数民族史学进行具体的研究，通过这种个案研究了解各少数民族的史学成就；另一方面在一系列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对少数民族史学进行综合研究和宏观的把握，探索少数民族史学的特点、优良传统，各民族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和借鉴等，从不同的层次对少数民族史学遗产进行发掘与总结，不仅可以为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更多的经过科学分析的历史资料，还能开阔民族史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指导和推动中国民族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2.少数民族史学研究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中国境内各个民族经过长期的血脉相融、文化浸染和经济交流，形成了亲情交替、文化多同、经济互补、生活相助、利害一致、安危与共、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国史学史是全中华民族的史学史。在中国史学发展的总体框架中系统考察各少数民族史学，揭示少数民族史学的丰富内涵和优良传统，明晰历史上各民族历史记载中多民族同源共祖的历史追溯，汉族史学与少数民族史学以及各少数民族史学之间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借鉴与帮助，探讨历史上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同驱侵华外敌等事实记载，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和对整个中华文化的认同等观念的形成，进一步总结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推进史学的发展，不但有助于人们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认识，而且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中国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

3.少数民族史学研究有助于促进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拥有多民族的历史和史学，中国史学史应该对此有较为全面的反映。白寿彝先生生前论及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时，将少数民族史学作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提出应该撰写“全民族的史学史”。在白先生的倡导下，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充分认识到加强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并取得了一些成果。本项目成果对中国古今少数民族的史学进行了较充分的探讨和较系统的总结，是第一部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著述，填补了中国史学史中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空白，对促进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构建全民族的中国史学史有重大意义。当然，我们的成果还存在颇多不足，未能对中国少数民族史学进行更加全面的展示，未对少数民族史学的精华进行充分提炼，观点和论述有考虑不周或提法不准之处；由于学识和时间所限，对各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不够全面深入，存在一些阙失和空白，有些民族的史学未曾涉及。我们希望，以此成果拋砖引玉，推动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的繁荣和深入，经过广大史学研究者和民族研究者长期艰辛的努力，写出更为理想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进而实现“把中国史学史写成一部多民族的中国史学史”的目标。

4.构建全民族的史学史有助于提高民族素质，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通过少数民族史学研究，构建一部全民族的中国史学史，不仅能够丰富各民族对本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认知，还能够丰富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民族历史文化认知，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加强全国各民族的大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从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中总结的历史上民族团结互助、文化共荣共进的经验教训，还可以为我们多民族国家在处理民族关系和制定民族政策方面提供借鉴和参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李珍《近五十年来的中国民族史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2].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4页。

[3]. 《在第一次全国史学史座谈会上的讲话》，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第414页。

[4]. 白寿彝主编《中国回回民族史·题记》，中华书局，2003年，第1页。

[5]. 施丁《中国史学史》，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

[6]. 肖春娟《历史系与中国社科院有关单位合办专题学术研讨会》，《中央民族大学周报》（1121） 2005-5-26。

[7].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

[8]. 瞿林东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9]. 周文玖《关于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内容的思考》，《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

[10]. 转引自朱崇先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6页。

[11]. 《魏书》卷一《序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1页。

[12]. 《魏书》卷一〇九《乐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2828页。

[13]. 《魏书》卷一〇一《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235页。

[14]. 《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第2645—2646页。

[15]. 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卷四〇《楚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第1692页。

[16]. 举奢哲《彝族诗文论》，《彝族古代文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

[17]. 《魏书》卷三五《崔浩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826页。

[18]. 《北史》卷九九《突厥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289页。

[19]. 丹津班珠尔著，汤池安译《多仁班智达传》，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第3、4页。

[20]. 《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0页。

[21].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879页。

[22]. 《魏书》卷一《序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1页。

[23]. 《周书》卷一《文帝纪》，中华书局，1971年，第1页。

[24]. 《颂师典》，见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所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6—348页。

[25]. 《史记》卷八三《鲁仲连邹阳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473页。

[26]. 白耀天《〈六合坚固大宅颂〉、〈智城碑〉通译》，《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

[27]. ［明］木公《雪山诗选》卷中，《云南丛书》第二编《集部》，云南图书馆藏版。

[28]. 郑志惠《天下一统无间华夷—从万历〈云南通志〉看李元阳的民族观》，云南大学历史系编《史学论丛》第五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50页。

[29]. 《辽史》卷一〇四《刘辉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455—1456页。

[30]. 白滨《从西夏文字典〈文海〉看西夏社会》，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0页。

[31]. ［元］权衡著，任崇岳笺证《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4页。

[32]. ［宋］沈括《元刊梦溪笔谈》卷一五龙龛手镜条，文物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卷第6页。

[3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十二年，中华书局，1981年，第1340页。

[34]. 布阿洪《彝诗例话》，《彝族古代文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52页。

[35]. 《辽史》卷一〇四《刘辉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455—1456页。

[36]. ［清］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二八《金代文物远胜辽元》，中华书局，2001年订补本，第623页。

[37].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一部《东方世界》第一篇《中国》，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