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扩大侵略，清廷戒备不足

联军惨败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立即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伦敦《每日电讯》报公开扬言：“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应该教训中国人重视英国人，英国人高出于中国人之上，应成为中国人的主人”。还声称在夺取北京之后，要永远占领广州，把它变为英国在远东的商业中心，以便“奠定新领地的基础”。1859年9月，英政府举行了4次紧急内阁会议，在巴麦尊的策划下，决定再次扩大侵华战争。同伦敦一样，巴黎也煽起了新的战争狂热。虽然英、法两国曾因意大利问题等弄得关系紧张，而且两国在扩大侵华后究竟打到何等程度、各出多少军队等问题上也一度分歧很大，但经过协商，最终还是达成了协议，决定继续联合侵华。

1859年11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次任命额尔金、葛罗为特命全权代表，并分别以陆军中将格兰特、陆军中将孟托班为英、法远征军总司令，组成一支新的侵华联军。其中英军约18000人，法军约7000人。

1860年春，格兰特、孟托班分别率英、法舰队驶达上海集结，随后即开始第三次北犯。4月21日，联军占领舟山。5月27日，英军占领大连湾，6月8日，法军占领烟台，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此后，联军即以大连湾和烟台两处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

关于联军的战略企图，英国陆军大臣赫伯特曾于1859年11月26日训令格兰特：为了使英国在中国的通商口岸的商业利益不致受到影响，这次军事行动应尽量局限于清廷；英国远征军可以从北直隶湾和白河登陆，如攻占海口炮台后仍不能使清廷屈服，则沿白河进攻至天津，有可能强迫中国皇帝妥协。法国政府对葛罗也发出了类似训令，要求法国远征军“在白河进行登陆，然后再向天津进军，并在那里巩固自己的阵地”。英法两国再次扩大侵华战争，并非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相反，它们都害怕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导致清王朝的覆灭。它们的目的是迫使清廷“赔礼道歉”，互换和履行《天津条约》，并勒索更多的战争赔款。(www.xing528.com)

1860年7月9日和11日，额尔金和葛罗分别乘军舰抵达大连湾和烟台。美使华若翰和新任俄使伊格纳切夫也随同北上，再一次打出“调停者”的旗号，企图从中渔利。7月19日，英、法公使和两国侵华陆海军司令等在法旗舰上召开作战会议，根据贺布的建议和俄使伊格纳切夫提供的关于北塘毫无戒备的情报，决定从北塘登陆，并决定两国舰队于7月28日在北塘河左岸入口处宜于停泊的地方集结，经过现地侦察，再决定登陆和入侵的方式。7月26日，英、法舰队于渤海湾会齐后，向北塘方向开进。英军出动各种舰船173艘，兵力10500人。其中有装备精良的骑兵1000人和炮兵两个中队。法军有舰船33艘，兵力6300人。29日，联军舰队在大沽口与北塘口之间距海岸约13公里的海面集结，并完成了对北塘海口的侦察以及登陆地点的选择。

从清军大沽获胜到联军第3次北犯渤海湾，有近一年的时间，清廷既不了解英法侵略者的动向，也不认真加强防务，只顾致力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当时正是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前后）。在英法联军已经封锁渤海湾的严峻形势下，咸丰帝仍认为海口布置周密，联军上年进攻受创，“未必不心存畏忌”，此次再来，“实则以兵胁和”而已。因此，谕令僧格林沁、恒福等，“总须以抚局为要”，“不可因海口设防严密，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虽图快于目前，而贻患于将来”，这既表明他对海口设防盲目乐观，也表明他把对付外敌侵略的侧重点放在“抚”上，而不是立足于“战”。僧格林沁在取得大沽反击作战胜利后，同样产生了骄傲轻敌情绪。他认为侵略军遭此挫败，“非处万全，必不肯轻动”，“即使该夷舍命报复，现在营垒培厚加高，密布大炮，各营官兵无不奋勇，足责抵御”。为了让英、法等国公使从北塘登陆进京，他竟撤掉北塘的守备，专守大沽口。熟悉北塘一带地形的山西道监察御史陈鸿翊认为，英法联军如从北塘登陆，必北阻驻营城（北塘河北30余里）之清军，南攻大沽北炮台后路。他向咸丰帝建 议：调回从北塘撤走的部队和大炮，并将驻营城的清军移驻北塘，严为防守。山东道监祭御史林寿图也指出，“北塘弛防非计，宜层层设伏，以策万全”。然而，僧格林沁等一意孤行，拒不恢复北塘设防，这就为侵略军的登陆作战造成了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