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茶壶形式演变与审美取向

中国文化从宋代开始发生转变，整个社会由外向转向内敛。宋代以朱熹、二程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兴盛，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主要思想的程朱理学主张人们不要执着于过度的私欲，崇尚天然真实。宋代的审美取向从前朝的外在追求转变为对内心的审视与体悟和自然朴素的向往，同样也影响了茶壶的造型。不仅如此，受到唐朝文化的影响，宋代文人将目光投向世俗生活，他们重视身边的每一件细微的生活用具，在其中注入自己的美学追求。因此，宋人所用壶色泽清洁简雅，造型简洁精致，讲究法度，宁静飘逸，逐步走向极精极致的境界。

宋朝国势上不及汉唐，下不逮蒙元，其文化建树却超轶前朝，亦为后世之典范。在这样一个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整个社会自上而下饮茶，茶文化盛极一时，与唐代茶文化一起构成了茶文化史上的灿烂篇章。

宋代是一个抑武扬文的时代，对文化相当重视，文人的地位也相对较高。在文人为向导的社会里，饮茶变得更加有文化、有品位。宋代蔡襄《茶录》载:“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粥面聚。钞茶一钱七，先注汤，调令极匀，又添注入，环回去拂，汤上盏可四分则止，视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为绝佳。建安开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可见宋代的点茶法是先将茶饼碾碎，置于茶盏中待用；烧水，水微沸时冲点盏中茶，再用茶筅搅打，使茶末与水融为一体，此时茶末上浮，形成粥面。不同于唐代点茶，宋代人追求的是茶色与茶饽沫的厚度、稳固程度以及形态，对美的追求更加深化、细化^[5]。如果说唐代的煎茶重于技艺，那么宋代的点茶法更重于意境。以茶汤浮沫为胜负标准的雅玩游戏，逐渐形成了宋代社会宫廷和民间所风靡的“斗茶”风俗，促使茶具制作朝着顺应这股潮流的方向发展。因此，斗茶常用具——壶，也由此被广泛使用并迅速发展，外观、造型更为精致。

图1-2　宋徽宗《文会图》（局部）

宋代的壶基本为煮器，用于注汤点茶，被命名为“汤瓶”，名称与功能相对应，十分贴切。据宋代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记载：“近世沦茶，鲜以鼎镬，用瓶煮水”，汤瓶的基本造型是敞口、溜肩、弧腹、平底或带圈肩腹部安流口，腹部间安有执柄，宋徽宗《文会图》（图1-2）中可见汤瓶的身影。关于汤瓶的形制和功能，蔡襄和宋徽宗都有过详细描述。其中蔡襄的《茶录》是有感于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而特地向皇帝推荐北苑贡茶而创作，共计上下两篇，上篇论茶，分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侯茶、焰盏、点茶十目，主要论述茶汤品质和烹饮方法。下篇论器，分茶焙、茶笼、砧椎、茶铃、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九目，是继陆羽《茶经》之后最有影响的论茶专著。蔡襄的《茶录》有载：“甁要小者，易侯汤。”明代初期朱权所著《茶谱》中记：“茶瓶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都强调了汤瓶的形状不宜过大，以小者为宜。关于汤瓶的形制与注汤的关系，宋徽宗的《大观茶论·瓶》有进一步的阐述：“……大小之制，惟所裁给。注汤厉害，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差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未欲圆小而峻削，则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由此可见，宋代汤瓶的关键在于壶嘴，要求壶嘴要出水有力，落水要准，倾倒过程中形成的水注还要具备线条美。正是基于精微的实用主义和对生活美学的追求，宋代汤瓶与唐代短流壶相比较，汤瓶壶嘴的长度逐渐加长，并呈曲流状。青白釉瓜棱执壶同样如此，整体造型典雅优美，壶直口、筒形肩，有着弯曲的把及舒展修长的壶嘴，提拿省力，注水舒畅准确，均为点茶的需要而设计。(www.xing528.com)

图1-3

图1-4

宋代茶壶的造型特征基本延续到了元代。但宋人“崇文”，元人“尚武”，不同的时代特征在茶壶上有着真实反映。元代民族大融合，不同民族传统习俗也让茶壶显示出了多样性，以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的多穆壶（图1-3）为例，多穆壶的器型是由蒙、藏游牧民族用来贮藏奶制品的金属器皿演变而来的，釉色则使用宋代审美推崇的影青釉，体现出蒙古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

总体而言，元代茶壶造型较为粗犷、豪放，却没有减少对实用功能的思考和追求。比如元代僧帽壶（图1-4），壶嘴从宋代常见的肩部位置，移到了腹部。这种改变使壶倾倒的角度自然地减小，使用起来更加省力；不仅如此，僧帽壶的壶盖更深地嵌入壶口，也是基于倾倒时壶盖滑落这一隐患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