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与辽关系：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研究

回鹘与契丹(辽)是唐宋时期活动在我国北方地区的两个少数民族。他们曾先后建立政权,称雄一方,对中国以及中亚地区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两族在语言系属上互相接近,同为阿尔泰语系民族(回鹘属突厥语族,契丹属蒙古语族);居地相连;经济和政治上的交往也十分密切。这种关系不仅影响到唐宋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民族分布与迁徙活动,而且对于加强东北、北方及西北乃至中亚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发掘回鹘和契丹关系的史实,对于北方民族史的研究意义重大。

回鹘与契丹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回纥汗国(744—840年)时期。公元744年骨力裴罗自称可汗,建立政权。次年,击败突厥,原归突厥汗国统治的契丹遥辇氏部落联盟及其他各部遂转归回鹘治下,回鹘贵族对契丹各部搜括财富,岁督其贡赋;委派监使,“监护其国”,并刺探唐朝情报,从事间谍活动。《资治通鉴》卷二四六载,“初,奚、契丹羁属回鹘,各有监使,岁督其贡赋,且诇唐事”。对俯首听命的部落首领则授以官告印信,《辽史》卷五七《仪卫表》三载,“遥辇氏之世,受印于回鹘”,以为走卒。契丹诸部归附回鹘,影响到其与唐朝的关系,据《新唐书》卷二一九《契丹传》记载,大历至开成年间(766—840年),契丹曾多次遣使至唐,唐因其“外附回鹘,不复官爵渠长”。

公元840年,黠戛斯以兵10万大破回纥汗国,于是,受压迫的北方各族纷纷起来反抗。契丹、室韦各部也在唐朝的支持下,掀起了摆脱回鹘统治的斗争。公元841年,唐东面招抚回鹘使张仲武遣牙将石公绪统奚、契丹二部,尽杀回鹘监使800余人。回鹘对契丹各部的近百年统治随之瓦解。“契丹酋屈戍(耶澜可汗)始复内附,拜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于是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为易回鹘所与旧印,赐唐新印,曰‘奉国契丹之印’。”(1) 这样,契丹便归唐朝。

回鹘汗国的瓦解,造成回鹘部落的大分离与大迁徙,据载,“有将军句录末贺恨掘罗勿,走引黠戛斯领十万骑破回鹘城,杀驭,斩掘罗勿,烧荡殆尽,回鹘散奔诸蕃。有回鹘相职者,拥外甥庞特勤及男鹿井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勤乌介为可汗,南来附汉”。(2) 这样,西迁的回鹘就形成了三支较大的势力。

最西边为“葱岭西回鹘”。他们联合葛逻禄及其他各部建立喀拉汗国(即黑朝王朝),辖地包括今中亚和新疆南部地区。据汉文史书记载,大中初(847年),“庞特勒(勤)已自称可汗,有碛西诸城”③。大约在9世纪后期,他们臣服了强盛一时的葛逻禄,建立了回鹘的新王朝——喀拉汗王朝。(3) 他们采用双王制,长支称阿尔斯兰(狮子)·哈拉汗,驻八拉沙衮;幼支称波格拉(公驼)·哈拉汗,驻喀什噶尔(先在怛罗斯)。(4) 因大可汗名号之故,其国又被称为“阿尔斯兰喀拉汗国”。

其次是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辖境西包库车,东抵哈密境,北越天山,南接于阗,建都古高昌国。他们属于庞特勤的一支。(5) 安部健夫《西回鹘国史研究》反复论证,西回鹘国京都在别失八里(即北庭),而非高昌,然其所否定王延德使高昌记之理由不能令人信服。我们仍取汉文史籍之说,西州回鹘都于高昌,统别失八里。公元981年,其王自称狮子王阿厮兰汗。(6) 在公元1001年以前,他们又占据龟兹(今库车)。故史书中也称龟兹为西州回鹘。(7)

再即是河西回鹘。主要分布在甘州、沙州、凉州、贺兰山、合罗川(额济纳河)一带。他们最初役属于吐蕃。其时,吐蕃攻陷河西陇右,乃以回鹘部落散处之。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甘州成为回鹘的牙帐所在,是河西回鹘的活动中心。(8)

此外,散居蒙古草原的回鹘部众又复不少,如近可汗牙帐的十三部,即以特勤乌介为可汗,先依附黑车子(在上京以西),后降附幽州(有三万人),皆散隶诸道。有的则依从室韦,继续在草原南部游牧。《旧唐书》卷一九五记载,“室韦分回鹘余众为七分‘七姓室韦’各占一分。经三宿,黠戛斯相阿播领诸蕃兵称七万,从西南天德北界来,取遏念及诸回鹘,大败室韦。回鹘在室韦者,阿播皆收归碛北,在外犹数帐,散藏诸山深林,盗劫诸蕃”。

西迁后的这三支回鹘,虽然离开蒙古草原,但并不意味着回鹘与契丹的关系就因此而告终。

此后不久,契丹民族即在蒙古草原强盛起来并辗转而西,迅速缩小了与回鹘三部之间的距离。公元907年,遥辇氏痕德董可汗被废,“八部之人以遥辇不任事,选于其众,以阿保机代之”(9) 。耶律阿保机执政后,积极展开统一契丹诸部的斗争。公元916年,他在龙化州(昭乌达盟八仙筒一带)以东的金铃冈筑坛即位,国号“契丹”(太宗时改称“辽”),并营建皇都,创制文字,制定法律。与此同时,发动了征服邻近诸族的战争。

神册元年(916年)7月,阿保机“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俘其酋长及其户万五千六百,铠甲、兵丈、器服九十余万,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10) 。随后不断向西扩展。天赞三年(924年),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从而揭开了与回鹘诸部密切交往的序幕,为了避繁就简,我们搜罗《辽史》各卷所载,列回鹘向辽遣使一览表如下:

续表

续表

由上表以见:(1) 回鹘与辽的联系相当紧密,在206年间仅向辽遣使“朝贡”即达64次之多。这种联系在五代宋时期西北各族同辽的交往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仅次于西夏与辽的交往而位居第二。(2) 所谓的“朝贡”,实际上是两族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并不完全是政治上的臣属关系。契丹人只统一了部分回鹘居民,大部分则自为“汗国”,并不受制于辽。(3) 回鹘各部均与辽有往来关系。特详论如下。

1. 喀拉汗与辽的关系

辽史中有关于“阿萨兰”或阿思懒回鹘的记载。有的学者以之为高昌回鹘;(11) 有的则认为是喀拉汗国,即葱岭以西回鹘。(12) 据《宋史》卷四九〇《高昌国》称,“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其王始称西州外生师子王阿厮兰汗”。则此前史书中出现的“阿厮兰”显然是喀拉汗国,而不是西州回鹘。

但是,公元981年以后,辽、宋各史所记“阿萨兰”的内涵有无变化?可资参考的宋、辽各史未能提供明确的证据。但是,当我们考虑了以下几个问题之后便会知其中之一二;从981年起高昌回鹘首领也称阿萨兰汗,此与喀拉汗回鹘所称无异,因而,史书中的“阿萨兰回鹘”有可能包括西州回鹘在内。其次,参之上表,可以发现,自公元981年至1049年的近70年间“阿萨兰回鹘”遣使的次数急剧增加,甚至连年“朝贡”或一年几朝,如公元988年、989年、990年、991年即是。与之相反,同时期未见西州或高昌回鹘入贡的记载,此与高昌国向辽三年一贡的记载不相符合,令人怀疑。以情理言,西州毗邻辽朝西境,而喀拉汗国则相距遥远,前者与辽的联系应更为便利而积极。因此可以肯定,“阿厮兰回鹘”之频繁遣使应是高昌回鹘也称阿厮兰的缘故。

自公元981年高昌回鹘称阿萨兰以后,史书上出现的“阿厮兰回鹘”确有使人难定其依归之感觉,但是,仔细分析,我们仍然能找到某些线索,证明阿萨兰回鹘也包括西州回鹘在内。如辽圣宗统和八年(990年)六月,“阿萨兰回鹘于越、达刺干各遣使来贡”(13) 。据《辽史·国语解》称,“于越”为官号,“其位在北、南大王之上,非功德者不授”,而“达刺干”,“县官也,后升副使”。我们在关于喀拉汗国的汉文记载中,未见到受辽职官的记载,相反,在高昌的史迹中却见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五月,王延德等奉命使高昌,抵达时,值四月,高昌回鹘师子王避暑于北庭。坐守其国的是王舅阿多于越。(14) 此“于越”显系契丹官号,且与“位居北、南大王之上”相符。其时,高昌与辽关系密切,且有受制于辽的迹象,则统和八年(990年)六月入贡辽朝的“阿萨兰回鹘”,应为高昌回鹘而非阿萨兰喀拉汗回鹘。

又据《辽史·耶律化哥传》记载,辽圣宗开泰二年(1013年)十一月,耶律化哥(一作“华格”)经略西境。“闻蕃部逆命居翼只水,化哥徐以兵进。敌望风奔溃,获羊马及辎重。路由白拔烈,遇阿萨兰回鹘,掠之。都监里继至,谓化哥曰:‘君误矣!此部实效顺者。’化哥悉还所俘。诸蕃由此不附。上使按之,削王爵”。(15) 其时,辽与西夏、宋对峙,所谓邻辽西境并“效顺“者”,自是西州回鹘无疑。文中的翼支水即今额尔齐斯河。由于西州回鹘对辽西境的安危意义重大,故化哥因误掠而被削去王爵。此又是西州回鹘也称阿萨兰之一证据。阿萨兰回鹘包括喀拉汗国,也包括西州回鹘可以无疑。

喀拉汗国与辽的关系始于太宗天显八年(933年)。这一年六月,回鹘阿萨兰“朝贡”辽朝,辽也以墨离鹘末里为使前往喀拉汗国,遂建立往来关系。会同三年(940年)二月,墨离鹘末里使回鹘阿萨兰还,辽太宗以其远涉辛苦,赐对衣劳之。(16) 保宁三年(971年)二月,辽遣铎遏使喀拉汗国,五年五月,喀拉汗国也遣使至辽。双方的交往因路途遥远而显得稀疏。从公元988年到991年的几年间,每年都有“阿萨兰回鹘”入贡辽朝,但这并非是喀拉汗国与辽关系的急剧紧密,如我们上文所言,是与西州回鹘也称阿萨兰有关。从喀拉汗国与辽交往的内容来看,基本上是政权之间相互往还与经济上的贸易联系。至于辽将喀拉汗国列为属国,仅是妄自尊大而已,并无事实根据。

2. 西州回鹘与辽的关系

西州回鹘又称高昌回鹘,和州(火州)回鹘,包括“其国主自称狮子王”的龟兹回鹘。在《辽史》卷三六《兵卫志》所列属国中有高昌、和州回鹘,即指此部。另外,与喀拉汗国混称的“阿萨兰回鹘”中也包括有西州回鹘。

西州回鹘与辽的联系不仅时间早,而且较为密切。据《辽史·太祖纪》载,太祖元年(907年)“和州回鹘来贡”。七年十月又有“和州回鹘”朝贡。此后,时续时断,绵延不绝,直到辽末主天祚帝时的1112年,仍有和州回鹘“来贡”。(17) 如前述,西州回鹘有使用契丹官号的事例。又据《宋史·高昌国传》载,宋使王延德至高昌,“亦闻有契丹使来,谓其王云‘高敞本汉土,汉使来觇视封域,将有异图,王当察之’。延德侦知其语,因谓王曰:‘契丹素不顺中国,今乃反间,我欲杀之’。王固劝乃止”。可见,辽与高昌关系相当密切,并有一定的威慑力,而西州回鹘之于宋辽,是一臣二主的关系。

由于西州回鹘地处中西贸易大道,同各国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加之回鹘人善于经营,其与辽的经济往来自然不能例外。据载,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硇砂、玛瑙器、宾铁兵器、斜合里皮,又褐里丝、门得丝、帕里阿褐里丝,以上皆细毛织成,以二丈为疋。契丹回赐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18) 西州回鹘与辽的贸易项目,主要是珍玩和丝毛制品,大多是为了满足契丹贵族的享乐欲望。贸易的主旨在于获取丰厚赏赐。它无疑会对辽的社会经济发生一定的影响,继而,更加密切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

3. 河西回鹘与辽的关系

河西回鹘是指以甘州为中心,包括在沙州、瓜州、凉州、肃州等地活动的回鹘。他们与辽的关系有一些特点:首先是较为突出的战争关系,与甘州回鹘的交往尤其如此。《辽史·太祖纪》载,天赞三年(924年)九月丙申朔,辽大军次古回鹘城(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喀拉和林遗址之北),勒石纪功。十一月乙未朔,获甘州回鹘部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即仁美可汗,约921—926年在位)。同书《太宗纪》也称:“太祖破于厥里诸部,定河堧党项,下山西诸镇,取回鹘单于城。”打击回鹘故地余部,威逼河西回鹘。天赞四年(925年)四月,乌母主可汗遣使贡谢(19) ,甘州回鹘臣服于辽。辽太宗天显十二年(937年)十月,皇太后永宁节,回鹘、敦煌遣使来贺。《契丹国志》卷二一所载三年一贡的“诸国”中就有甘州、沙州和凉州。

河西走廊是中西交往的重要通道,回鹘诸部居而据之,遂也成为北宋、西夏和辽三方争夺、拉拢以至攻掠的对象,在十一世纪初期变得十分剧烈。其时,西夏主德明及其子元昊屡次进兵河西,企图覆灭河西六谷部吐蕃及甘州等地的回鹘,二部也依靠宋朝的支持坚持对抗,这对以夏州党项宗主自居的辽朝来说,自然是不可丧失的良机。兼之,其与河西回鹘的贸易联系由来已久,插手河西势所必然。据《辽史》的《圣宗纪》、《属国表》载,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十二月,萧图玉奏讨甘州回鹘,降其王耶刺里,抚慰而还。二十八年(1010年)五月,辽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再度进兵河西。奏伐甘州回鹘,破肃州,“尽俘其民,兼修土隗口故城以实之”。因而,在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密里遏上表称,“所有契丹即目(日?)与臣本部断绝,并无消息”。次年,夜落隔(即纥,音隔)又上表宋朝云:“契丹即日多益兵马于沙州往来,未知何计,使即目断绝。”(20) 河西回鹘可汗虽与辽断绝往来,但其属下的沙州回鹘却依然与契丹人频繁联系,使者不绝于道。开泰三年(1014年)四月,沙州回鹘曹顺遣使来贡;九年(1016年)六月,辽也遣使至沙州回鹘部,赐敦煌郡王曹顺衣物。同年九月,曹顺遗使至辽朝贡。可见,沙州回鹘始终与辽保持着较密切的“朝贡”关系。

太平元年(1026年)五月,辽以甘州不屈服,再次遣西北路招讨使萧惠将兵进攻甘州回鹘。六月,夏州党项首领德明也遣兵以助。八月,萧惠攻甘州三日不克,属部阻卜诸酋临阵叛辽。萧惠无奈,退师而还。(21) 辽虽然多次用兵甘州,但河西是中西交通上的咽喉之地,争者甚众,且距辽较远,间隔夏州党项,终难如愿。宋景祐三年(1026年)12月,元昊举兵攻回鹘,陷瓜、沙、肃三州,尽有河西之地。河西回鹘也相继归属于新崛起的西夏统治者,与辽的直接交往遂告结束。

4. 散居回鹘与辽的关系

在前列回鹘遣使表中,除少数单称“回鹘来贡”的记载为喀拉汗国、西州与河西回鹘,如公元937年10月与“敦煌”一同遣使来贺的是河西回鹘,公元989年2月与于阗、师子等国来贡的是喀拉汗国回鹘等等而外,绝大多数是指散居的回鹘部众。他们活动在广大的蒙古草原南部、原回纥汗国故地及其附近,与阻卜、党项等各族相互杂居。俟后,或羁属于西夏,或臣服于契丹,或自由移徙,逐水草游牧。但都与辽有密切的交往。

天赞三年(924年)十月,辽太祖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回鹘余众多受辽节制。从前表可见,自公元918年2月“回鹘、阻卜、党项各遣使来贡”,到1113年2月为止,见于记载的“回鹘”向辽朝贡就有37次之多。其内容除一般“朝贡”外,还有“献珊瑚树”、“乞授官”、“请婚”、“进梵僧名医”、“贡良马”、“贡方物”、“贡异物”等。

散居回鹘各自为政,往往有自称单于者。但由于辽的军事征服和“大国”优势,他们又多为辽的藩属而受制于辽,甚至还得采用辽的官制。据《辽史·太宗纪》载,会同二年(939年)五月,回鹘单于使人至辽乞授官,“诏第加史、令”。四年三月,辽太宗又“特授回鹘使阔里于越,并赐旌旗、弓剑、衣马、余物有差”。宗藩关系显而易见。散居回鹘的使者在会同三年(940年)正月,曾请求观诸国朝见礼仪,是也知其与西迁三部回鹘等“诸国”的地位有所不同。契丹统治者还派人充任回鹘部副使,监视其部。《辽史·兴宗纪》载,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12月,辽主诏回鹘部副使以契丹人充。

据史载,“辽属国可纪者五十有九,朝贡无常,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助军众寡,各从其便,无常额”。(22) 按此定义,喀拉汗国、甘州回鹘等部均不应划为辽的属国;西州回鹘虽也在某个时期、某种程度上受辽牵制,但同时也受宋朝制约,其可汗内称狮子王,对辽并无屈属听命之礼。唯有散居回鹘中的很大一部分,受辽节制,可视之为属国,史称,兀欲部,“西则突厥、回纥”,“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纥,后背之走黑车子,始学作帐”。(23) 即是一些不堪契丹奴役而逃亡的回鹘人。

还有一定数量的回鹘人被收归契丹治下,成为辽的属民。《辽史》卷三七《地理志》载,“仪坤州,……本契丹右大部地,应天皇后建州。回鹘糯思居之,至四世孙容我梅里,生应天皇后述律氏,适太祖。太祖开拓四方,平渤海,后有力焉。俘掠有伎艺者,多归帐下,谓之属珊。以所生之地置州,……统县一:即广义县,本回鹘部牧地。应天皇后以四征所俘居之,因建州县”。据此可知,辽应天皇后是回鹘人。仪坤州为应天氏所建,而广义县,原为回鹘牧地,后又以所俘回鹘等部居民处之。他们自然是辽的属民。

5. 回鹘与西辽的关系

讨论回鹘与辽的关系,不应忽视辽宗室西迁并在回鹘人聚居区所建立的西辽政权。西辽(1124—1211年)是在辽朝灭亡时,由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部西迁而建立的。早在迁徙之初,他们就与回鹘发生联系。公元1123年2月,耶律大石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其时,遗书回鹘王毕勒哥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罕古城(罗校,谓即太祖纪之古回鹘城)即遣使至甘州,诏尔祖乌母主曰:‘汝思故国耶,朕即为汝复之;汝不能返耶,朕则有之。在朕,犹在尔也。’尔祖即表谢,以为迁国于此,十有余世,军民皆安土重迁,不能复返矣。是与尔国非一日之好也。今我西至大食,假道尔国,其勿致疑。”毕勒哥得书,即迎至邸,大宴三日。临行,献马六百,驼百,羊三千,愿质子孙为附庸,送至境外。(24) 以此知,大石西迁时首先与甘州回鹘申述旧好,得到资给。其时,河西回鹘多受西夏约束或直接统治,他们受辽夏友好关系之影响而支持辽宗室西迁,似也不难理解。

《辽史·天祚帝纪》称,大石西行,“所过,敌者胜之,降者安之。兵行万里,归者数国,获驼、马、牛、羊、财物,不可胜计”。包括着回鹘诸部或者被征服,或者归附于辽的内容。公元1132年,大石在起儿漫称帝。后建都虎思斡耳朵(在今苏联托克马克以东楚河南岸)。西辽的疆域包括我国新疆及中亚广大地区,史称黑契丹或哈剌契丹。回鹘人则是其辖下的主要民族之一。

在西辽政权统治下的回鹘人,既包括原喀拉汗国的居民,也包括西州回鹘人。据称,“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起,东部喀拉汗王朝做为西辽的附庸,在喀什噶尔与和田地区继续维持着自己的统治,伊卜拉欣·本·阿赫马德戴着西辽王朝给的封号‘土库曼伊利克’”。公元1158年,他还被西辽的菊儿汗派往河中地区,帮助西部喀拉汗王朝镇压叛乱的葛逻禄军队。(25)

西辽对回鹘等部如何统治呢?据阿西尔《全史》记载,“他们(西辽军队)占据了整个突厥斯坦国家。当他们占领城市以后,对于它的居民未做任何改变,只从每户——从城市居民,此外,也从农村居民——收一个狄纳尔。至于耕地之类,那它们给居民享用”。(26) 无疑,契丹人能入据中亚并顺利定居下来,建立政权,与其对当地回鹘人的笼络及轻徭薄赋政策密切相关;嗣后,还与回鹘人结成了联盟。日本学者安部健夫在《西回鹘国史研究》一书中论述了“契丹回鹘联军”共同行动的问题,并指出,“契丹和别失八里(以及高昌)回鹘之间,在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一定有着密切的政治和军事的同盟关系”。(27) (www.xing528.com)

高昌国,据《元史》卷一二二《巴而术阿忒的斤传》记载,以火州为中心,统别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术河,南接酒泉,东至兀敦甲石哈,西临西蕃,据此170余载,至巴而术阿忒的斤时,臣于契丹。西辽主菊儿可汗遣使据其国,并召其断事官哈剌亦哈赤北鲁以为诸子师。契丹贵族对回鹘人的压制和掠夺,也引起了各部人民的强烈不满,据《元史》卷一二四《岳璘帖穆尔传》载,“时西契丹方强,威制畏兀,命太师僧少监来临其国,骄恣用权,奢淫自奉。畏兀王患之……”。恰在此时,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国”迅速壮大。不堪奴役的回鹘部落首领纷纷执杀西辽“监国”、“少监”,投归蒙古。公元1131年9月,和州回鹘执耶律大石之党撒八迪里突迭献于金。1209年春,西州回鹘(高昌国)降于蒙古。两年后,西辽被乃蛮王屈出律夺权,1219年终为蒙古所灭。西辽故地归于察合台汗国,回鹘与西辽的激烈斗争随之结束。

综上可见,回鹘与辽的关系不仅时间长,而且涉及地域范围十分广阔。自回纥汗国统治契丹诸部,到西辽奴役回鹘政策的彻底瓦解,有450余年之久。其间有络绎不断的商客往来,也有战场上的兵刃相向,波及蒙古草原、河西走廊、新疆以及中亚广大地区,对整个北方草原及西北各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概而论之,回鹘与辽(契丹)相互交往的内容及其意义有以下几点:

第一,促进了两族经济上的相互往来与发展。其中对辽的影响更为突出。回鹘人所居多为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物产丰富,贸易繁盛,很具吸引力。据《西夏书事》卷一五记载,“回鹘土产珠玉为最,帛有兜罗、棉毛、狨、锦注丝、熟绫、斜褐。药有腽肭脐、碙砂,香有乳香、安息、笃耨,其人善造宝铁刀乌金银器,或为商贩市于中国(即北宋)、契丹诸处……”。不仅如此,在辽的上京临潢府,还有回鹘商人居留之地,城“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28) ,是回鹘与辽持久贸易的证据。从贸易货物看,虽然满足统治者享受的生活奢侈品占有较大的比重,但也有医药、丝绸、工艺等方面的交易,甚至有的商人从辽运走生铁等禁物,为此,辽道宗还在1070年11月下诏,禁止把生铁卖给回鹘、阻卜人。(29)

由于同回鹘的长期贸易往来,一些新的物种也传入辽境内,如西瓜,《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二·兀欲传》称,“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又如“回鹘豆”(30) 。其于契丹经济生活之裨益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政治上两族的相互影响。如前述,回鹘汗国曾经统治过契丹人,而契丹人所建立的辽又长期支配散居的回鹘部众,并影响到河西与西州回鹘。降至西辽崛起中亚,更直接统辖为数众多的回鹘人。在《辽史·百官表》的属国职官名称中,有阿萨兰回鹘大王府(亦即阿思懒王府)、回鹘单于府、沙州回鹘敦煌郡王府、甘州回鹘大王府、高昌国大王府、怕里(即霸里)国王府等。其中的回鹘国单于府,在兴宗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诏以契丹人充任回鹘部副使。属国并非全都名副其实,但也包含着某些回鹘部落,在某一时期对辽的臣属,前文已谈到回鹘各部被列入辽“属国军”条下,以及回鹘部落使用契丹官号的情况。辽与回鹘在政治上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导致两民族制度上的吸收与借鉴,乃至民族上的相互融合,如辽统治下的回鹘人日久归于契丹,及西辽瓦解后的余部之融入回鹘即是其证。

第三,回鹘文化对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字,即契丹小字是以回鹘字为蓝本而创造出来的。《辽史》卷六四《皇子表》载,辽太祖第三子迭剌,聪敏过人,“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遣迭剌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辞贯”。此可谓契丹人有文字之始。另一方面,回鹘的佛教也影响了契丹人的信仰。回鹘原信奉萨满教,公元8世纪中后期改信摩尼教。及西迁以后,又接受佛教。佛教作为回鹘文化的一部分,影响了北方许多民族的精神生活,契丹即是其中之一。辽圣宗时,回鹘曾向辽进梵僧名医。《辽史·西夏外纪》载,夏主谅祚时,曾向辽“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梵觉经》为回鹘僧人所撰,历20年乃成。回鹘佛教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传入辽朝境内,对契丹贵族及下层居民的文化生活无疑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回鹘与辽的关系,对沟通我国北方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交流,对加强各民族之间的进一步了解和友谊,起到积极的作用,值得肯定。

原载《西北史地研究》1988年号,三秦出版社,1990年

(1) 《新唐书》卷二一九《契丹传》。

(2) ③《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3) 魏良弢:《喀拉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3页。

(4) 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351页。

(5)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3编第2册,1965年,第511—512页。魏良弢上揭书,第152—153页。

(6)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国传》。

(7) 《宋史》卷四九〇《龟兹传》。

(8) 《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吐蕃传》。

(9) 《新五代史》卷七一《四夷附录》。

(10) 《辽史》卷一《太祖纪》上。

(11) 杨树森:《辽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7页。

(12)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第2及第5章。程溯洛:《论辽金与回鹘的关系》,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9—89页。

(13) 《辽史·圣宗纪》《属国表》。

(14)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国传》。

(15) 《辽史》卷九四《耶律化哥传》。

(16) 《辽史·太宗纪》。

(17) 《辽史·天祚帝纪》《属国表》。

(18)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一。

(19) 《辽史·太祖纪》。

(20)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四之八。

(21) 《辽史·圣宗纪》《属国表》,参见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一〇。

(22) 《辽史》卷三六《兵卫志》下。

(23) 《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第二·兀欲》。

(24) 《辽史·天祚帝纪》。

(25)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2页。

(26) 阿西尔:《全史》,多伦堡本第11卷,第59页,转见魏良弢《西辽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9页。参见〔苏〕威廉·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27) 〔日〕安部健夫著,宋肃瀛等译:《西回鹘国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4页。

(28) 《辽史》卷三七《地理志》。

(29) 《辽史·道宗纪》。

(30) 《契丹国志》卷二七《岁时杂记》,贾敬颜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