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吐蕃史与西夏：外来文化对民族影响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吸收汉、藏、回鹘、鲜卑、契丹、蒙古等各族参加而建立的地方政权。在它存在的近二百年中,与周边各族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发生了密切的交往,在文化上,兼收并蓄、广采博取,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西夏文化。西夏文化是党项族人民与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宝贵财富。我们在肯定党项族人民辛勤劳动的同时,也不要忽视外来文化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本文试就西夏文化的外来成分论述如下。

一、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

党项是古老的羌民族的一个分支,原居今四川松潘至青海果洛一带。早在魏、周之际,已与中原王朝建立了频繁的联系。隋唐时期,党项部落纷纷内迁,开始了与汉族杂居的过程。对于党项首领,唐朝政府往往赐以官爵、衣物和金银,使其安居乐业。稍后,因吐蕃逼迫,党项人再次内徙,相继定居于庆州及灵、盐、夏、绥、银、宥等州。一方面与汉族开展用羊马换锦缎的商业贸易,另一方面,为适应环境需要,逐渐掌握了种植农业技术,从而密切了与汉族人民的交往,为文化上的沟通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党项羌吸收汉族文化是政治上归属、地域相接、民族杂居诸因素发展的必然结果。西夏建立以后,汉族文化的比重迅速增加,成为西夏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汉字的广泛使用

汉字是汉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夏文字创立以前,甚至以后,均被广泛使用,而西夏字创制本身也与汉字密不可分。据史书记载,西夏的建立者元昊本人,即“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1) 。在西夏文字创立以前,党项人使用最多的应该是汉字汉文,理由有三:首先,迁居内地的党项羌处于汉族的包围之中,在经济、军事以及生活上接触最多最直接的是汉族。党项上层贵族经常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和任命,印信封文皆是汉文,不通汉文是很困难的。其次,内迁并与汉族杂居相处的党项群众,由于经常性的商品交易的需要,必将对汉文汉字有所知晓。第三,西夏境内属民中有大批的汉族人,他们都讲汉语,这些人既是使用汉字的基本群众,又会对党项人学习和采用汉语产生巨大的影响,如张元、吴昊等人身居要职,常以汉文为诗即是其证。汉族较高的封建文明也是一个自然优势。“通蕃、汉文字”的将不仅仅是元昊一个人,而多数的统治者和众多的普通群众同样会懂得汉字汉文。夏州政权与宋朝往来文书均为汉字书写是确定无疑的。

不仅如此,汉字还是创立西夏字的基本依据之一。据研究,西夏字“无论在造字的原则上、在文字的结构上,乃至于具体的文字笔画、字体形态、书写规则方面,都未能脱出汉字的影响,以致使人乍一看到西夏字,便觉得好象是汉文”(2) 。在此后的历史上,西夏字虽然被统治者定为国书,下令学习和使用,但并没有因此而取代汉字在西夏境内的重要地位。西夏统治者依然要从宋朝购买或乞赐得到汉文佛经,而西夏的汉文碑刻更证明了这一点,如著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一面是西夏文,另一面是汉文;又如《黑河桥敕碑》、《承天寺碑》等,虽刻有藏文或西夏文,却毫无例外地刻着汉文。

2. 儒学的重要地位

3. 吸取中原官制

西夏吸取中原官制可以追溯到唐朝对党项首领的赐官授爵。如我们所知,职官制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不可能单独截取某一部分。因此西夏统治者采用了中原王朝的一些职官,也会逐渐采用另一些。事实也是如此,元昊称制,“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6) 。说明汉人在西夏政权机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这些机构的名称,一看便知其取自中原王朝,只有少数如群牧司、蕃学等具有民族特征。在地方上,西夏也采用州郡制,同于北宋。西夏文典籍《天盛旧改新定律令》《杂字》及翻译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中所载西夏官制,无不体现中原王朝职官制度的直接影响。

党项人采用中原官制带有必然性,一是因其原来部落组织的落后性与分散性,不可能容纳国家制度,其官制几乎是一个断层,需要大量吸取;另一方面,中原王朝与党项羌毗邻,有完备的制度和先进的文化,而中原王朝的赐官封爵把吸收官制的过程变得入情入理,顺理成章。

4. 汉传佛教

西夏统治者将佛、儒并举,而在西夏的佛教中既有来自西藏地方的佛教,也有来自内地的佛教。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五月,德明母罔氏薨,“请修供五台山十寺”,这是见于汉文史籍记载的第一次与汉地佛教的接触。天圣八年(1030年)十二月丁未,“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赵德明遣使来献马七十匹,乞赐佛经一藏,从之”(7) 。元昊称制以后,也曾献马五十匹,求佛经一藏,宋朝许之,此后的夏毅宗、夏惠宗均曾进马求赐佛经。(8) 足见,乞赐佛经是汉传佛教进入西夏地区的主要渠道。与此相关的是对佛经的翻译,有的译文题名甚至是皇太后、皇帝本人,诸如《慈悲道场忏法》、《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佛说菩萨修行经》及《佛说宝雨经》等即是。(9) 西夏统治者为了贮藏、保护这些经籍,还要建立寺院,延请高僧大德译经说法,如在元昊时即建立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谅祚母没藏氏还一度出家为尼,命人修建承天寺,以藏“中国”所赐大藏经。如此众多的汉文佛经,在它的输入和翻译过程中,当有不少汉人参与其事,虽然史书只提到回鹘或其他地区僧人,未明载汉人僧侣事迹。汉传佛教是汉族文化的一部分,它对西夏佛教的影响无疑是汉文化传播的一个方面。

5. 礼乐与服饰

西夏在风俗方面较多地保存了党项羌的遗风,但对礼乐与服饰等方面,由于要适应新的封建秩序,满足更高的物质要求,则大量吸收中原王朝的东西。

礼仪,是人们以及政权之间交往的制度或规范,它随时代而变迁。党项人在部落阶段所采用的饮血、杀牲为盟诸手段,已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需要。外示臣属、内称至尊的西夏统治者,对内要确立等级威严、人际尊卑,对外要与宋朝、契丹、吐蕃等部交往,建立新的礼仪制度势在必行。据记载,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夏四月,“德明以‘中国’恩礼优渥,天使濒临,遂于绥、夏州建馆舍二:曰承恩,曰迎晖。五百里内,道路桥梁,修治整饬,闻朝廷使至,必遣亲信重臣,郊迎道左,礼仪中节,渐有华风。”(10)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德明既僭帝制,令官吏建议祀典,并上继迁尊号曰“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此举皆属对中原礼仪制度的借鉴。而每年元旦、圣节或冬至,德明皆遣牙校贡献不绝。元昊称帝更多地采用中原礼制。

在西夏的统治者中不乏喜爱中原礼仪的皇帝。如谅祚即在都四年(1060年)上书,自称慕汉族衣冠,清去蕃礼而从汉仪。仁宗仁孝、乾顺等均曾效法汉礼汉仪。(11) 此后的西夏统治者每在节日,如坤成节、兴龙节、正旦、冬至等时日,往往至宋朝朝贺,吸收汉礼的机会不断增多是不待多言的。

音乐方面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也见于《宋史·夏国传》的记载,据称:“西夏音乐经元昊更张,久非唐末遗音。仁孝使乐官李元儒采中国乐书,参本国制度,历三年始成,赐名新律。”《西夏书事》卷一八:“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知元昊改定音律之前党项人以唐朝音律为主,而以后则以“中国乐书”为主,“参以本国制度”而成,其影响可知。

在服饰上受中原影响的史实也屡见不鲜。唐朝赐党项首领锦衣美服暂且不言,至宋初,元昊谏其父母臣宋,德明戒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宋朝每次遣使入夏皆要赐以冬服或锦衣。谅祚自陈“慕中国衣冠”之意,并衣汉服以礼使者。此外,西夏还购买宋朝衣物,是为汉服进入西夏之另一途径。都六年,西夏又乞买物件于宋,宋赐诏曰:“夏国主所奏,买幞头、帽子并红鞋腰及鞋衬等物件,从之。”(12)

西夏在历法以及其他科技方面,也大量吸收了中原汉族文化。德明时,宋朝赐以新制历法《仪天历》,此后又相继赐以《仪天具注历》、《崇天万年历》等,每有创制,均赐西夏。因此,“从唐末五代一直到南宋初年,二百多年的时间内,西夏国内一直通行汉族历法。”(13)

由上可见,宋朝大臣富弼所论,西夏“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14) 的状况是言之有物的。这既体现了西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又体现了汉族文化在西夏文化中的主体地位。

二、 吐蕃文化

吐蕃文化是吐蕃王朝精神财富的总和,它是由包括吐蕃、苏毗、大小羊同、白兰、吐谷浑及党项等部在内的各族共同创造的,其中也包含汉族与印度文化的某些成分。在它形成以后,又对青藏高原各部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吐蕃与党项密切而持久的交往,其相互影响的成分也较为巨大。西夏的吐蕃文化因素有如下几点:

1. 藏文的使用

据《新唐书·党项传》记载,唐初的党项人“无文字,候草木记岁”。随后接连迁徙,创造文字的条件尚不具备,而元昊时始作“国书”,更证明了党项人长期以来并无本民族文字的事实。但这并不等于说党项人不使用文字,党项人使用汉字的情况已如前述。与汉字并行的还有藏文,即吐蕃文字。关于党项人使用藏文的情况史无明载,但他们密切交往的情形已给我们透露了这一信息。其一,党项人中很大一部分被吐蕃征服,谓之“弭药”(mi⁃nayg),他们是吐蕃王朝治下的编户齐民,使用藏文是不言而喻的。其二,内迁陇右及夏绥银宥诸州的党项人,在迁徙过程中以及定居以后,都与吐蕃发生过密切的交往。比如联合攻击唐朝边境,充当吐蕃与唐朝之间的贸易中介人,甚至贩卖唐人至吐蕃为奴等活动。频繁的交往是文字学习和传播的重要媒介。长庆二年六月,盐州奏:“擒得与党项送书信吐蕃一百五十人。”(15) 这里“书信”所写必为藏文无疑。再征以元昊“通蕃汉文字”,知西夏建立以前,党项人在使用汉字同时,也使用藏文。

元昊称帝,命野利仁荣创蕃书十二卷,西夏遂有文字,但是,藏文并未因此而失去作用。首先因为西夏境内有为数众多的吐蕃人,尤其在河西地区,他们使用藏文。西夏还设有蕃字院管理西夏、回鹘及吐蕃等处文字。甘州发现的《黑河桥敕碑》可为之佐证。此碑立于夏仁宗仁孝乾祐七年(1176年),一面为汉文,一面为藏文。(16) 另外,藏传佛教经典的学习与诵读也离不开藏文。

2. 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主要有三点:其一是经典的翻译,如《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圣摩利天母总持》《五部经》《守护大千国土经》等均译自藏文。(17) 其二是吐蕃僧人在西夏境内的活动。据藏史记载,西藏噶玛噶举派僧人都松钦巴(1110——1193年),颇受西夏人推崇,当他居于粗布寺时,“西夏王泰呼曾派人往迎,都松钦巴未至,使者请求派一位能代表都松钦巴的高僧前往。于是,都松钦巴派了格西藏索瓦前往西夏,西夏王奉藏索瓦为上师。”(18) 若藏史记载不误,按年代推算,西夏王泰呼应该是夏仁宗仁孝皇帝(1140—1193年在位)。有的吐蕃僧人还参预政事,为统治者传递情报,如《西夏书事》记载,元昊曾“遣蕃僧吉外吉法正等报谢景祐中所赐经”。其三,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远胜过汉传佛教。由于藏传佛教,尤其是藏秘对家庭生活的宽容,甚至放任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迎合了统治者享乐的欲望,既可纵欲又能成佛,一举两得,而佛教上层人物也有相对自由的性生活,这与汉传佛教的禁欲主义有所不同。因此,《黑鞑事略》所载,“西夏国俗,自其主以下皆敬事国师,凡有女子必先以荐国师,而后敢适人”,是藏传佛教广泛影响的产物。

不仅如此,在西夏人心目中,吐蕃地区是佛教笼罩的境域,西夏文经卷中有一段仿汉族《千字文》所写的韵文,“西夏人勇健,契丹人迟缓,吐蕃人信佛,汉人爱俗文,回鹘饮酸乳”(19) ,知西夏对吐蕃人的印象即与佛教有关,侧面体现了佛教影响的渊源。在西夏的绘画中,也有藏秘的内容,西藏“唐卡”画之传入西夏,既是伴随着佛教,又是作为佛教的一个方面而进行的。(20)

此外,西藏本教也对西夏有一定的影响,其途径有二:一是附丽于西藏佛教而传入。西藏佛教是汉地佛教、印度佛教与本教融合的产物,其中自然包含本教成分。西夏建立时,西藏佛教初具规模,自身尚很不完善,对本教的吸收难免生吞活剥,从而一同进入西夏。另一方面,本教在卫藏衰弱后,转向康区、安多等边区,与西夏相邻,而且交往频繁,本教传入西夏是亦入情入理。

3. 服饰、葬俗与历法

吐蕃与西夏在风俗习惯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分清谁是源谁是流十分困难,但西夏在服饰、葬俗与历法等方面受吐蕃影响则毫无疑义。

吐蕃与西夏的服饰皆为裙袍组合。西夏建立以后,党项人逐渐接受汉族服饰,但是也保存着原有的蕃服,而这些蕃服即包含着吐蕃服饰的成分。我们把西夏建立者元昊的服饰与吐蕃赞普的衣着加以比较,问题就会显明起来。《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既袭封,明号令,以兵法勒诸部。始衣白窄衫,毡冠红裹,冠顶后垂红结绶,自号嵬名吾祖”。藏王热巴坚“恒以发作左右二束,以长绫系发上,左右垂敷于两边”(21) ,其相似性显而易见。西夏主服饰“从敦煌壁画、西藏塑像和汉藏文献记载看,显然是吐蕃赞普的服饰”,而且西夏中央官也有取自吐蕃者。(22)

在葬俗上,党项人是火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因汉俗采用土葬制度。但是,从西夏的早期墓葬上还可以看到吐蕃的影响,如《西夏书事》卷七记载,咸平六年(1003年),李继迁收复绥宥等州,“寻葬其祖于红石峡,障水别流,凿石为穴,既葬,引水其上,后人莫知其处”。这种离奇的葬俗为党项羌人所无。但是,我们在藏文史书中却看到同样的记载,藏王“意肖累之子洒囊渗带。洒囊渗带之子带楚囊能赞……,以上称‘地带八’云。八带之陵,建筑于河之中央,其形如雪落湖中”(23) 。

在历法上,西夏也吸收了吐蕃的某些成分,如二十八星宿,尤其是把十二生肖与五行结合,再配以阴阳的纪年方法,《黑河桥敕碑》的“阳猴火年(1176年)”即为其证。

三、 回鹘文化

西夏西邻佛教繁盛的西域地区,控遏着丝路孔道,往来的西域僧侣和商人常常在此羁留,而甘州回鹘尤与西夏交往密切,甚至为其属民。南宋洪皓在《松漠纪闻》一书中称“回鹘自唐末浸微。……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则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难免。

1. 回鹘佛教

回鹘佛教进入西夏地区,主要是以回鹘高僧的活动为传播媒介。元昊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24) 。回鹘僧人通蕃汉文字,成为西夏翻译佛经的主要力量。凉祚福圣承道三年(1055年),没藏氏好佛,役民修承天寺,“延回鹘僧,登座演绎,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25) 。是知回鹘僧不仅从事佛经翻译,而且学问渊博,精于演讲。夏主乾顺更在回鹘人聚居的甘州建卧佛寺,为母祈福,回鹘僧人参预其事可以想见。

2. 服饰与装束

元人马祖常《河西歌》曰:“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草染衣光如霞,却召瞿昙作夫婿。”招僧人为婿已如前述,是藏传佛教影响的产物。“女郎十八梳高髻”则是回鹘妇女的发式装束,体现出回鹘风俗对西夏社会生活的渗透。河西地区的甘州(张掖),是回鹘人聚居地,回鹘妇女优美的发式为西夏人所欣羡和仿效是很自然的事。在武威林场所发现的西夏墓中有一幅“五女侍木板画”,画中左一人为披发,右四人均梳高髻,(26) 与回鹘妇女无异。

敦煌莫高窟及安西榆林窟的西夏妇女装束,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充足的证据。莫高窟第409窟的西夏妇女“着圆形髻饰(或冠饰),穿大翻领着袖长袍,这是自五代以来回鹘人的装束。同样的妇女装束,在同窟西夏供养人中一再出现,说明西夏贵族妇女的服饰受回鹘的影响较深”(27) 。总之,回鹘在服饰与装束方面对西夏人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四、 鲜卑文化

鲜卑文化对于西夏的影响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因为西夏境内居住着一定数量的鲜卑遗裔;另一方面是西夏统治者自称是鲜卑拓跋氏后代,人为地寻找并“恢复”鲜卑文化。

西夏境内的鲜卑人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在吐谷浑境内的鲜卑族远裔,内迁而居于西夏境者。《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内迁庆州(甘肃庆阳)一带的党项、吐谷浑等部,曾与吐蕃相携为寇,为此,郭子仪建议将他们北迁至银州一带。在这一部分人中,鲜卑人为数不会太多,且有羌化的问题。较多保留鲜卑文化的,还是散处大漠南北的鲜卑后裔。北魏亡后,鲜卑人重操旧业,在北方游牧,“自是拓跋氏降为庶姓,散在夷狄”(28) 。西夏建立以后,这些人归依新主。在此后的西夏历史上也留有鲜卑人活动的足迹,《西夏记》卷二六载,西夏应天四年(1209),蒙古兵围城,丰州人谢睦欢劝守将出降,太傅西壁氏率兵巷战被俘,次年病死。西壁,依戴锡章按语为鲜卑之伪,“西夏本鲜卑别种,故其国人有鲜卑氏”。以西夏为鲜卑别种是错误的,但西夏有鲜卑氏则无误。此外还有折磨氏等也与鲜卑相关。这些人必然会对西夏文化带来新的成分。(www.xing528.com)

同时,西夏统治者以鲜卑王室后裔自居,倡导“鲜卑文化”,也产生某些后果。元昊称帝,向宋朝上书自陈,其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竟也依仿鲜卑人秃发习俗“先自秃其发,然后下令国中,使属蕃遵此,三日不从,许众共杀之,于是民争秃其发”(29) 。因此,宋人王吉为外援麟州而自饰为西夏人,“请秃发,衣胡服,挟弓矢,齐粮饷,为胡人,夜缒而出,遇虏问,则为胡语答之”(30) 。秃发的形象在安西榆林第29窟中也得到反映。但是,秃发之俗,并非党项人自有,故须以法令行之。大约在不久以后,已不为人们所遵循,甚至成为侮辱的行为,这是汉文化影响的结果。西夏在吸收忠孝思想以后,也就接受了髡发致耻的惩罚手段。《西夏记》卷一六记载了西夏人将景思义髡而囚之的情况,是为明证。

西夏既有自托于鲜卑王族之后的言行,那么,就会有人为其正名。西夏遗民罗世昌即是其一,“世昌,世居银州,乡里巳破,流寓龙州,知国且亡,谱《夏国世次》二十卷藏之。”追及鲜卑拓跋氏。(31) 纵然如此,鲜卑文化对西夏的影响却是不能否定的。

五、 契丹文化

契丹族所建立的辽朝,在五代、北宋时期已较为强大,且与西夏交往甚密。早在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辽朝即将义成公主嫁与李继迁,并册其为“夏国王”。德明继位后,辽朝再封其为“大夏国王”。元昊执政,辽又以兴平公主下嫁元昊,并以其为驸马都尉。西夏各代都曾向辽遣使贡献,在西夏文化中就自然而然地包容着契丹文化的成分。

其一,军事制度。西夏有左右厢十二监军司,这与辽朝的左右厢军设置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辽史·百官志》记载,辽设左右厢军在圣宋统和五年(987年),其时,李继迁刚刚降附契丹,结亲辽室,“事契丹谨,岁时进奉及贺正生辰使不绝于途”(《西夏书事》)。而其时属西夏军制初创,又与北宋势不两立,吸取辽朝制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契丹还有“射鬼箭”一俗,即在出师时使用死囚犯人,还师时使用被捕间谍,“植柱缚其上,于所向之方乱射之,矢集如注,谓之‘射鬼箭’”(《辽史·礼志》三“军仪”),不外是驱除邪恶,振奋士气的用意。与此相近,西夏人也在失败后第三日,返回其地,“捉人马射之,号曰‘射鬼招魂’,或缚草人埋于地,众射而还”。两者之间也许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成分。

其二,在墓葬制度上,西夏也接受了契丹文化的某些内容。根据考古发掘,“西夏墓葬的形制,与唐、北宋、辽的墓葬大体相同。阶梯(成斜坡)墓道土洞墓,是唐、宋、辽墓葬中所常见”。除了吸收唐宋墓葬制度外,西夏也吸收了契丹族的一些葬俗葬制。(32)

此外,契丹皇帝大祀服饰为“白绫袍、红带悬鱼,三山红垂”。与元昊所衣也有相同之处,表现了作为“人主”的皇帝,在服饰上的类似性。在发式上,西夏男子秃发与鲜卑、契丹的髡发也存在一定的继承关系。契丹三嫁公主(义成适继迁,兴平适元昊,成安适乾顺),相应地会带去契丹的文物和风俗。契丹贵族还对朝贡或进方物的西夏使者多所赏赐,也成为文化传播的一个渠道。当然,西夏文化对契丹的影响也斑斑可见,非本文范畴,自当别论。

综上所述,我们对西夏文化的外来成分作了较全面的讨论,由此可见:第一,西夏文化是以党项族文化为基点,融合了周边各民族文化而形成的,它具体体现了我国各民族人民在文化上的血肉一体与不可分割。第二,在西夏文化的外来成分中,汉藏语系民族的文化,占有最为突出的地位,尤其是汉族文化,渗透到西夏社会的各个方面,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在文化方面,把西夏归于汉藏语系民族文化范围,是无可置疑的。第三,北方各族以及回鹘等西域民族人民也参预了西夏文化的建设,并作出卓越的贡献,因此,西夏文化的重要特征是斑斓多姿。第四,西夏文化是党项、汉族以及吐蕃、回鹘,鲜卑,契丹等各族人民共同智慧的结晶,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我们应该认真加以发掘和整理,为繁荣我国民族文化事业做出贡献。

原载《宁夏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1)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2) 史金波:《西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26—27页。

(3) 戴锡章:《西夏记》卷一三。

(4) 吴广成:《西夏书事》。

(5)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西夏斡公画像赞”。

(6)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

(8) 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二〇。

(9) 史金波:《西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77页。

(10) 戴锡章:《西夏纪》卷四。

(11)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12) 戴锡章:《西夏记》卷一三。

(13) 汤开建:《西夏天文学初探》,《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四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

(1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

(15) 《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

(16) 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

(17) 西田龙雄:《关于西夏文佛经》,转引自黄振华《略述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一文。

(18) 黄颢:《藏文史书中的弭药(西夏)》,《青海民院学报》1985年第四期。

(19) 〔俄〕克恰诺夫:《唐古特西夏国的藏族与藏族文化》,杨元芳、陈宗祥译文。

(20) 承蒙宁夏社会科学院李范文先生转告:受西藏“唐卡”画影响的西夏绘画有藏于俄罗斯者,为世所罕见。

(21) 索南坚赞著,王沂暖译:《西藏王统记》,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81页。

(22) 王忠:《论西夏的兴起》,《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

(23) 索南坚赞著,王沂暖译:《西藏王统记》,第18—19页。

(24) 《西夏记》卷九。

(25) 《西夏记》卷九。

(26)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插图十,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27) 白滨、史金波:《莫高窟、榆林窟资料概述》,《兰大学报》1980年第2期。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第205页,还把元昊的服饰与回鹘可汗的服饰相比拟。

(28) 张介侯:《姓氏寻源》卷四二。

(29)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一一。

(30) 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二。

(31) 戴锡章:《西夏记》卷二八。

(32)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