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羌是我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之一。据《新唐书·党项传》记载:“周灭宕昌、邓至,而党项始疆。其地古析支也,东距松州,西叶护,南舂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浑。”约当今四川西北、甘肃南部及青海果洛一带地区,有细封,费听、往利、颇超、野利、房当、米擒及拓跋等部。隋末唐初,吐蕃兴起,党项迫于压力,举部内徙,唐朝列土设州以处其众;留居原地者皆为吐蕃役属,谓之“弭药”,内迁的党项各部,由于不断接触中原封建文化、参与唐王朝的攻略征伐而得以强大,逐渐形成了与地域相关联的部落集团,计有六府、东山、平夏等部。
五代时期,拓跋部在夏绥银宥等州拥有割据政权,史迹昭然,此不赘述。唯有散居党项居地不定,部落繁杂,多湮没无闻。本文拟就所见资料略加论列。
一、 河西党项
河西党项是指活动在黄河以西的麟州、府州、胜州以至天德一带的党项。因其地处中原政权及夏州定难军之北,又可称为北路党项,主要是党项八部之一的折氏部落。
党项羌进入河西地区的时间和具体过程已不甚清楚了。据《新唐书》记载,早在武则天圣历初年(公元698年),灵、胜二州的党项即“诱北胡寇边”,则此前已入胜州可知。唐玄宗开元八年,“赐入朝新降蕃酋敕”中也包括河西党项在内。(1) 开元九年,“叛胡与党项连结,攻银城、连谷,以据粮仓,(张)说统马步万人出合河关掩击,大破之。追至骆驼堰,胡及党项自相杀,阻夜,胡乃西遁,入铁建山,余党溃散。”因此,张说建议置麟州以安置党项。(2) 十二年麟州立,隶朔方节度使管辖。天宝元年,王忠嗣为朔方节度使兼灵州都督,奏请割胜州连谷、银城两县隶属麟州,并改为新奏郡。(3) 乾元元年复为麟州。同年,设振武节度押蕃落使,领镇北大都护府、麟、胜二州。自此后,河西党项由振武节度使管辖而与西路党项分置,其后或内附唐朝,或相携为叛,与周边各部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五代时期,河西党项与中原政权和契丹辽朝多有往来,成为它活动的主要两个方面。
首先谈一下河西党项与中原政权的关系。河西党项是散居河西地区党项部落的概称,并没有统一的政治倾向或对外策略,其活动具有较大的分散性。后梁时期,因时局未稳,各部党项的活动史籍未载,无法得知。只是到了后唐庄宗执政时期才频频出现,且多属朝贡使者。同光三年正月,河西郡落折骄儿进贡驼马,二月,河西郡族折文通也献驼马,折愿庆献方物。(4) 经济上、政治上的联系就这样开始了,在庄宗秉政期间(923—926年),这种朝贡贸易略无间断。河西党项的频繁入贡,主要是经济上的因素,长期不止的战乱,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尤其对依赖于中原农业产品的游牧民族更是如此,他们渴望和平,渴望中原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及茶叶丝绸,朝贡不过是其进行贸易联系的一种借口,同时,也与躲避契丹贵族的抄略有关,辽朝的连连西征无疑加速了河西党项向后唐靠拢的进程。同光以后,大姓强者,各自朝贡。唐明宗统治期间(926—933年),河西党项的入贡次数均有剧烈的增加,比如公元927、 928、 929几年均有朝贡或献方物的使者来朝。(5) 这种朝贡贸易,无疑又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它像联结河西党项与内地政权的金色带,不断地输送着各民族间的友谊与文化。
对于河西党项的朝贡贸易,后唐统治者给以积极支持,基本上采取了开放政策;对于归款的党项首领,又能以诚相待,授以官爵。比如唐明宗长兴元年(930年),即敕令河西党项蕃官来万德“可怀化司戈”,同年十二月,又以党项折家族五镇都知兵马使折文政为检校仆射,以党项薄备家族都督薄备撒罗为检校尚书。(6) 从这里我们又可知道,散居的河西党项并不是一些乌合之众,而是有组织的部落个体,以家族为核心分官设职,各职其事。如折氏的“五镇都知兵马使”、来氏的“蕃官”、薄备氏的“都督”等,都是仿照内地政权的职官制度,带有明显的封建化成分。
河西党项尚有府州折氏。府州折氏尚有鲜卑“叠掘氏”之说。如(宋)劭恩编撰《姓解》即以折为鲜卑折掘氏。据《太平寰宇记》卷三八载:“府州,本河西蕃界府谷镇。土人折大山、折嗣伦代为镇将。后唐庄宗天祐七年有河、朔之地,将兴王业,以代北诸郡为边患,于是升镇府谷县。八年,麟州刺史折嗣伦子从阮招回纥归国,诏以府谷县建府州,以扼蕃界,仍授从阮为府州刺史。寻以契丹与小蕃侵扰,移州于留得人堡,即今州理是也。”后晋石敬瑭为报契丹援立之恩,割云中等地给契丹,由此府州北属,契丹欲徙河西之民以实辽东,州人大恐,折从阮因险据守。开运元年后晋与契丹绝贡纳,从阮亦进击辽朝,次年,以从阮为武胜军节度使,其子德辰为府州团练使。
此后,府州折氏历仕后汉、后周,并参与了后周对后汉的战争。在镇压西路党项各部的反抗斗争及抵御契丹侵扰的战斗中,均表现出色,深得周世宗的依重。《资治通鉴》卷二九二载,世宗宁绝夏州而不弃府州可为明证。
河西党项又与契丹辽朝发生过密切地交往。据记载,双方第一次接触在公元916年。这一年7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亲率大兵西征突厥、吐谷浑、党项等部,俘获其酋长及民户15600,掠得铠甲、兵械、器服90余万,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7) 这次军事活动波及范围较大,被掠党项当不限于河西地区,但河西党项首当其冲,重被其害,战后,党项迫于辽朝压力,一度臣事契丹贵族,公元918年2月,党项与回纥、阻卜等部向辽朝遣使入贡。(8) 但这毕竟是一种强制性的献纳,带有显明的民族压迫成分,势必不能得到党项人的支持和拥护。公元920年8月,党项各部即掀起了反抗辽朝强取豪夺的斗争。对此,辽太祖采取高压政策,立刻派兵镇压。九月,命皇太子率迭剌部夷离董污里轸等抄略云内、天德,俘获河西党项2600口,十月又攻天德军,拔十有二栅,徙掠其民,并以契丹贵族为天德节度使,占有其地。(9) 河西党项人民再次遭受战争的劫难,次年,辽太祖为防备党项及其他各部的反抗,再次西征。此后的公元924、925、926年,辽太祖连续三次派兵西征党项及突厥、吐谷浑、阻卜等部,史称,辽太宗随“太祖破于厥里诸部,定河堧党项,下山西诸镇,取回鹘单于城,……所向皆有功”(10) 。战争给河西党项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每一次战争都有大批的党项人民被俘获或被掠为奴隶,嗣后辽朝统治下的党项部落,主要是在这一时期被劫略去的。
对于掳掠过的河西党项地区,契丹贵族又往往推行搜括苛政,迫使各部纳贡。如公元933年正月,辽太宗命皇太弟李胡、左威卫将军撒割率兵西征党项以后,即迫令党项部落在这一年四月、十二月两次入贡。(11) 在此同时,夏州党项政权又与后唐发生了激烈的战争,双方关系不复如昔日那样融洽,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河西党项与中原政权的关系,朝贡贸易处于低潮。于是,河西党项与契丹的不平等的纳贡或贸易就成为一种微量补偿,在公元933年两次朝贡以后,934年正月、935年三月又两次朝贡献驼鹿。(12) 因此,这种关系无疑是多重的和复杂的。契丹贵族掳掠人口的事件依然存在,党项人民的反抗也更加激烈。
后晋天福六年(941年),“沿河党项及山前、山后、逸利、越利诸族部落等首领,并差人各将契丹所授官告、职牒、旗号来送纳,例皆号泣告劳,称被契丹凌虐,愤惋不已,情愿点集甲马,会合杀戮”。(13) 可见其反抗辽朝侵略的斗志是十分高昂的。无奈,河西党项尚未形成较强大的部落领导核心,也没有统一的军事力量,很难组织有效的斗争;后晋要进击契丹也深感力不从心,不可能对河西党项的反抗斗争给予实质性的支持。次年十月,辽朝又征诸道兵,遣将密骨德西伐党项。(14) 终五代之世,辽朝之患未解。
由上述事实可以看到,辽朝对河西党项基本采取两种态度:一是发动掠夺战争,俘获大批的人口迁之辽朝境内,以供贵族剥削和奴役;一是扶持傀儡,授以官告、职牒、旗号,使其俯首听命,定期遣使纳贡。此二者莫不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理所当然地引起党项人民的反抗,府州折氏的斗争尤为可观。公元944年,折从阮奉晋少帝之命攻击契丹,拔十余寨,次年克取胜州,围攻朔州,给契丹贵族以沉重地打击。(15) 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二、 西路党项
西路党项是指散居在灵州、盐州以及庆州一带的党项部众,它形成的时间更早。较之河西党项,部落也更为繁多,势力更为强大。由于扼守中西交通要道,其活动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影响。
据记载,早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庆州已有党项拓跋部居住,唐朝设静边等州以处之。武则天天授三年(692年),党项内附者竟有20万口之多,唐朝分其地置朝、吴、浮、归等十州,仍散居灵、夏等界内。至德(756—758年)以后,中原战乱,党项再寇邠、宁二州。代宗宝应初年,其首领入朝“请助国供灵州军粮”,朝廷褒美之。德宗贞元三年十二月,唐朝初禁商贾以牛马器械在党项部落中贸易。(16) 由于党项部落繁富,拥有大批宝货良马,远近商贾欲与之贸易,使朝廷禁令成为一纸空文,因此,西路党项最初活动即与商业贸易相联系。
唐文宗大和、开成年间,西路党项所处的各藩镇统领贪婪无度,不顾党项人民的利益和存在,强迫买其羊马而不酬其值,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引起了西路党项各部落的武装反抗,“灵盐之路小梗”,唐朝统治者不得不经营邠、宁、灵、延等州,然而一无所获。②
五代时期,西路党项抄略商路的活动有增无已,这些抄略又与中西交通的繁盛相联系。自后唐庄宗起,党项各部纷纷入贡。明宗时,朝贡贸易进入高潮,据粗略统计,从公元924年到936年后唐灭亡,党项各部的朝贡及进献方物有十八次之多。除河西党项(即北路党项)之外,大多通过西路党项地区,尤其是回纥朝贡,莫不经过此道。明宗诏沿边设置贸易市场,得回纥、党项马最多。为了招怀远人,“马来无弩壮皆集,而所售过常直,往来馆给,道路倍费。其每至京师,明宗为御殿见之,劳以酒食,既醉,连袂歌呼,道其土风以为乐,去又厚以赐赍,岁耗百万计”。(17) 唐大臣对此多所非议,并主张在边地置市购马,止其来朝。但是,明宗皇帝自有理论,依然不改其制,回纥、党项亦利其所得,来不可止。《册府元龟》卷一七〇载,帝日“尝苦马不足,差纲远市,令蕃官自来,何费之有?”
繁盛的中西贸易,给居住在灵、庆一带的西路党项提供了诸多方便:他们不仅可以从开展贸易活动中获取厚利,而且可以通过扼守交通要道以掣肘中原政权。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充实经济实力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刺激了党项部落贵族的掠夺欲望。在唐明宗长兴(930—933年)年间,灵、庆之间各部开始了“犯边为盗”的抄略活动。“自河西回鹘朝贡中国,道其部落,辄邀劫之,执其使者,卖之他族以易牛马”。(18) 回鹘向中原王朝进贡的黑玉宝货往往被抢夺一空,使者多诉其苦,哀怨不止。
为了维护贸易的正常进行,后唐政权一方面调兵遣将、打击行抄的西路党项各部落,另一方面又采取招抚的办法使其归附听命。公元929年,唐明宗派康福镇抚灵州,行至方渠,遭到“羌、胡”各部的邀击,康福击退之,并在青刚峡击败党项野利、大虫二部数千账。932年正月,党项阿埋、屈悉保等部抄掠方渠镇,邀杀回鹘使者,明宗遣邠州
彦稠、灵武镇康福率兵七千前往方渠,讨“党项之叛者”,大掠而归。(19) 在武力镇压同时,后唐及其后的各个政权也没有放弃怀柔政策。明宗天成四年,以符彦卿为庆州刺史,彦卿奉诏筑堡于方渠之北的乌仑山口,以招党项。怀柔政策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也出现了一些可称道的人物。如后晋天福二年出任宁州刺史的王傅拯即是其中之一,宁州“境接蕃部,以前弊政滋章,民甚苦之。傅拯自下车,除去弊政数十件,百姓便之”(20) 。又如灵武节度使冯晖,始到镇即“推以恩德,部族怀惠,止息侵夺”(21) ,无疑有限地缓和了阶级和民族矛盾。但这终归是一种应急手段,其目的更在于维护其对党项各部落人民的剥削和统治。即如冯晖此人,同时又是一个强暴闻于遐迩的刽子手。这些政策与人物的两面性还是应该充分认识的,
由于军事讨伐和怀柔政策,均不能改变西路党项影响中西交通的状况,后唐、后晋各代不得不采取拥兵护送的办法来维护商路的畅达和行旅安全。公元935年,后唐末帝因回鹘朝贡多被劫掠,下诏命邻、泾、麟、耀四州出兵接应回鹘使者。及其返回,又诏那州节度使康福遣将军牛知柔,率禁兵护送至灵武。并在马岭地方(属威州方渠),与行抄的党项杀牛部相遇,灵武军副都部署潘环等击败之,其首领阿磨而下五人被俘。(22) 后晋时期,青冈、土桥(在灵州境内)之间,—皆是氐、羌帐族,从来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23)
西路党项剽劫和反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许多情况下则是由边将、刺史统治无术或敲诈勒索引起的。后晋少帝时期的彰武(即延州)节度使王令温镇守朔方,“不存抚羌、胡,以中国法绳之。羌、胡怨怒,拓跋彦超、石存、也厮褒三族,共攻灵州,杀令温弟令周”。事发,后晋即派兵镇压,屠杀各部。(24) 最为突出的,还是发生在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年)的庆州野鸡部的反抗活动,史称,广顺初年,郭彦钦任庆州刺史,“性渎货,及擅加榷钱,民夷流怨。州北十五里寡妇山有蕃部曰野鸡族,多羊马。彦钦作法扰之,利其赂遗”。野鸡族被迫掀起反抗,“彦饮乃奏野鸡族暴盗掠夺纲商”,朝廷出兵镇压。宁州刺史张建武勇于立功,径趋野鸡族帐追击,杀死数百人。而喜万玉、折思等族皆是熟户蕃人,并未参预抄略,也遭无端袭击。更有甚者,党项杀牛族与野鸡族本有私怨,听说官军“讨贼”,便相聚饷馈,欣然钦奉。不意官军利其财货孽畜而劫夺之,导致杀牛部转而反抗官军,与野鸡部联合起来,形成浩大的势力。后周政权虽屡遣大军剿掠而未能平息,世宗知情,怒彦钦及建武贪财黩武,罢其官职,勒归私第。改任郑元昭为庆州刺史,抚怀边人,方算了结。(25)
中原政权对西路党项的多次用兵,虽然对保护中西交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却给党项各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每次出兵,都有大批的党项人被俘虏或遭到残杀。唐明宗天成四年,康福在青刚峡掩击野利、大虫二部数千帐,“杀获殆尽”。长兴年间,静难军节度使
彦稠与康福,“诛党项阿埋三族、韦悉、褒勒、强赖、埋斯骨尾各一族、屈悉保三族,计十族,得七百人”。(26) “自牛儿族入白鱼谷,追击皆叛党项白马、卢家六族、客户三族,获大首领连香八萨王、都统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六十人,兼党类二千余人。获驼马牛羊数千计”(27) ,无疑使党项部落蒙受一次重大的经济损失。但是,这些“战果”也是要统治者们付出血的代价的,因为党项人民没有停止对抄扰的斗争。如庆州野鸡部与杀牛族联合以后,即围攻官军,“官军不利,被蕃人迫逐投崖坠涧而死者数百余,折从阮等以兵自保,无相救应,建武陷长男,余众公免”(28) 。周世宗不得不采取一些缓和措施,整顿盐榷关税,规定:“于蕃汉户市易粜籴,私有抽税,今后一切止绝。”(29)
总之,引起西路党项抄略商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部落贵族掠夺财富的因素,又包含着党项人民要求发展商业贸易,乃至反抗敲诈勒索的成分,这些矛盾往往引起军事冲突。中原政权为保障商路畅通,维护边地安宁,频频出兵,党项各部也竭力反抗,乃至主动出击。战争给党项人民带来了重大的损失,也在不同程度上刺激了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使他们进行局部调整,禁绝滥征盐税;懂得对待部落民族,不能用“汉法”而必须使用“蕃法”,乃至撤销一些不称职的贪官污吏,这应该是斗争的胜利成果。
三、 余论
五代时期的党项羌,如我们前文所言,大体有夏州政权、河西(或北路)及西路三个部分。但这并不是严格的划分,他们族类相同,地域相接,许多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不可过分拘泥。
夏州党项以拓跋部为中心。作为占据一隅的地方势力,他们与梁、唐、晋、汉、周五代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政治上,臣属各个王朝,换取承认和支持;经济上,大力发展商业贸易,获得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以充实其实力;军事上,又勇于抵抗来犯之敌,保护定难军不受瓜分。公元933年夏州保卫战以后,积极朝着独立方向发展,并利用中原政权与契丹贵族的矛盾和对立,削弱对方、保护自己,为建立夏州政权作好了最初的准备。
河西党项,主要是党项八部之一的折氏。如多次向后唐朝贡的折七移、折文通、折磨庆、折骄儿等等,以及拥有府州的折氏家族。此外,属于河西党项的尚有唐明宗开成二年九月入贡的党项首领来有行及长兴元年被允许“可怀化司戈”的蕃官来万德。(30) 来氏当为一个较大的部落。后晋天福六年,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奏称的沿河党项及山前、山后、逸利、越利诸族,也是河西党项的一些部落。成德为河北道的镇州,约当今山西太原市附近,距麟、府二州不远,且每受契丹侵略。如此,则河西也有野利(即逸利)和越利等部。公元924年向后唐朝贡的党项薄备香及长兴元年被任为检校尚书的薄备撤罗②,皆为薄备家族的使者。依据他们的活动多与折氏相关的状况,大约也属河西党项,是一个新形成的部落组织。
西路党项的部落则更为繁多,而且大都集中在灵、庆两州之间,计有野利、大虫、阿埋三族、韦悉、褒勒、强赖、埋斯骨尾、屈悉保三族以及白马、卢家六族、客户三族、杀牛族、拨相公族、拓跋部。石存、也厮褒等等。泾州尚有野龙19族,环州(即灵州方渠镇,亦即威州)有皋家族,庆州有野鸡族、杀牛族、喜万玉族、折思族及树伙等族。此外,邠州、延州、宁州乃至凉州(拓跋承谦)、新州(拓跋黑连)(31) ,皆有党项人居住。这些党项部落较唐末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出现了一大批新的部落组织和部落集团,而且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也更为加强了,有的部落首领已使用汉族姓氏,如野鸡部第七门首领李万全即是。(32) 部落中的血缘纽带逐渐松弛,尤其是他们逐渐采用了中原的封建职官制度,如都督、都统、侍御、五镇都知兵马使等,间接地体现出部落组织的封建化过程。
如何管理这些散居党项呢?依据零散的资料我们得知,中原各政权大多派遣边镇节度使和刺史、押蕃使等进行统治。贞观初年以静边等州安置党项,开元九年置朔方节度使,领单于大都护府,夏、盐、绥、银、丰、胜六州,迁居于灵州、庆州等地的西路党项即归朔方节度使管辖,乾元二年置邠宁节度使领邠宁庆泾等九州。随着党项部落内徙增多,逐渐设立了鄜坊、风翔等节度使。五代时期主要以朔方及彰武等节度使管辖西路党项,而且使用“蕃法”,即不同于内地的一套管理制度。如后晋时期的光禄大夫康福,即兼任行凉州刺史,充朔方河西等军节度,灵武甘肃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盐地榷税等使。(33) 这里显然把管理党项部落与青白盐贸易、边地屯田等项结合起来。史称,康福“居灵武三岁,岁常丰稔,有马千匹,蕃夷畏服”(34) 。冯晖镇守灵武,“屯田以省转饷,治仓库亭馆千余区,多出俸钱,民不加赋,管内大治……”(35) 。可见其行之有效。
总之,散居党项就是在这种友好通使又矛盾斗争中与内地政权密切联系着。归附的党项首领被授以官爵,内迁的部落形同编民,党项与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融合,在五代的混乱中形成了不容忽视的浪潮,斗争、融合、发展是一条清晰的轨迹!
原载《西北史地》1988年第4期
(1) 《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八。
(2) 《旧唐书·张说传》。(www.xing528.com)
(3) 《旧唐书·地理志》麟州下。
(4)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5)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九七六。
(6) 《册府元龟》卷九七六。
(7) 《辽史·太祖纪》上。
(8) 《辽史·太祖纪》上;《辽史·属国表》。
(9) 《辽史·太祖纪》下;《辽史·兵卫志》上。
(10) 《辽史·耶律安搏传》;《辽史·太宗纪》上。
(11) 《辽史·太宗纪》上。
(12) 《资治通鉴》卷二九七。
(13) 《旧五代史·晋书·安重荣传》
(14) 《辽史·太宗纪》下。
(15) 《资治通鉴》卷二八四。
(16) ②《旧唐书·党项传》。
(17) 《旧五代史·党项传》。
(18) 《旧五代史·党项传》。
(19) 《新五代史·唐臣·
彦稠传》。
(20) 《旧五代史·王傅拯传》。
(21) 《旧五代史·周书·冯晖传》。
(22) 《册府元龟》卷一七〇、卷九八七。
(23) 《册府元龟》卷六七七。《新五代史·冯晖传》。
(24) 《资治通鉴》卷二八五。
(25) 《册府元龟》卷一六七。
(26) 《册府元龟》卷九八七。
(27) 《册府元龟》卷三九八。
(28) 《册府元龟》卷一六七。
(29) 《旧五代史·食货志》。
(30) ②《册府元龟》卷九七六。
(31) 《旧五代史·外国·吐蕃传》。
(32) 《册府元龟》卷一六七。
(33) 《旧五代史·晋书·康福传》。
(34) 《新五代史·康福传》。
(35) 《新五代史·冯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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