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的比较研究

一

羌族和匈奴是我国古代的两个少数民族,其历史发轫之古远,可与汉族相仲伯。尤其是羌族,曾经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今日汉族的来源之一,炎黄并举,即是其证。传说时代的英雄人物,诸如共工氏、炎帝、蚩尤、大禹皆为羌人后裔。(1) 建立西周的姜氏部落,也与羌人密不可分,故《后汉书·西羌传》称,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及至有文字记载的殷周时期,羌人的活动为甲骨文或其他典籍所记载。甲骨文中有“羌方”、“往羌”、“来羌”、“羌妇”等字样。《诗经·商颂·殷武》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反映了羌人对殷商的臣属关系。

匈奴族也是一个文明发生很早的民族,《史记·匈奴列传》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谆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转移。”据近人王国维、梁启超等人研究,商周间的鬼方、混夷、獯鬻,宗周时期的猃狁等皆与匈奴同种,实为一族。(2) 虽然学术界对匈奴族源问题尚有不同看法,但是,匈奴族起源久远却并无异议。匈奴也与羌族一样,在我国古代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两汉时期,匈奴、西羌势力浸盛,常常劫掠边陲、进犯中原,使汉朝政府疲于应付。因此,抵制羌、匈寇扰,安定边疆,始终是汉朝不敢忘怀的大问题。分而论之,前汉有匈奴之患,后汉则有西羌之虞。西汉初年采取的“和亲”政策,虽然减缓了寇扰的次数,却并没有泯灭匈奴奴隶主劫掠的欲望。“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渡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3) 初步扭转了屡遭抄掠的局面。在此,我们注意到汉武帝“隔绝羌、胡”的策略。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此前,匈奴常与西羌联合威胁汉朝,冒顿单于“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切断了汉朝与西域地区的交通联系,并由此掣肘汉朝在北方的防御力量,甚至在汉武帝置令居塞以后的元鼎五年(前112年),“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桴罕”(4) 。虽然汉武帝多次遣兵出征漠北,并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重大胜利,也将羌人逐出湟中,但是,终两汉之世,匈奴、西羌之患未尝稍解,而汉匈与汉羌关系更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这就成为后代史家反复援引的话题,也使研究者为之侧目。人们研究了匈奴历史,也研究了羌族历史,但是,当我们把这两个民族联合起来考察时,就不禁要问:西羌与匈奴同样是文明发生很早的民族,两汉时期(尤其是后汉)羌族人数不少于匈奴,其历史影响也极为深远,却为什么没有像匈奴那样统一草原,建立强大的游牧帝国;羌人又为什么没有像匈奴人那样可与汉室联姻,贵比王侯,为皇室所倚重?虽然羌人豪酋也有被封为“帅众王”、“侯”等位号者,但没有一个羌人担任握有实权的中央官吏或校尉、都尉之职。是汉朝抑羌扶匈吗,显然不是;是羌人社会落后吗,却为什么不能改变?羌族长期处于后进状态,未能建立统一政权的原因需要得到解决。本文即想通过对两汉时期羌、匈两族的比较研究,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二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羌族与匈奴的地理差别。如众所周知,地理环境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场所,地理特征及物质资源状况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活动。考察生存环境,无疑是了解一个民族经济背景的主要前提。

据史书记载,早在战国时期,匈奴已南与秦、赵、燕相接,并常常骚扰这三个国家。(5) 秦之后,楚汉相争,中原混战,匈奴势力迅速发展起来,冒顿单于时,已据有整个蒙古草原,即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甘肃、宁夏、新疆等广大地区,形成一个强大的草原帝国。其统治区域的地理状况有三个特点:第一,幅员广大。从辽东到西域,从河套到贝加尔湖以北,纵横数千里之遥的范围内,都留下了匈奴人及其属部活动的足迹。如此广大的地域,对于游牧民族的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经济上畜牧业带有较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需要不断地更换牧地,在不同的季节里(冬、夏)都能获得丰富的草料资源。同时,要避免经常出现的瘟疫、疾病所带来的危害,也只能转移他处,寻找新的空间,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只有广阔的地域能够解决这些复杂的矛盾;军事上,游牧民多采取流动作战方式,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广大的草原,在地理上有回旋余地,弱则遁入漠北以休养生息,强则牧马南下,问鼎中原,具有攻守兼备的重要条件。第二,地势平阔,交通便利。蒙古草原地形有漠南、漠北之分。漠南有沃野千里的河套平原,漠北虽为高原地带,但是地基是平坦而略有起伏的山丘。这样的地势形态,宜于游牧的转徙和骑兵奔驰,没有高山困阻之忧。匈奴南境有数千里边界与汉朝相接,可以同中原封建文化发展多种方式的联系,同时又占据河西等交通要道,使其在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上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第三,蒙古草原的水草丰美,自然环境相对优越。漠北高原上,牧草丛生,宜于饲养牲畜。“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是其苑囿也。”(6) 而阴山以南即为著名的河套平原,水草丰茂,宜农宜牧。此外,绵延于甘肃的祁连山、焉支山,也曾是匈奴人良好的游牧地。所以,匈奴歌有“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悲叹。(7) 匈奴人活动的自然环境无疑是极其有利的,这就奠定了匈奴帝国的地理基础。

与此相反,西羌人的居地则是另一番景象。首先是高山耸立。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河关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河关县属金城郡。(8) 其西南约当今甘肃南部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区及其以西。赐支即析支,在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这一地域为祁连山脉众山系所分割,形成无数相对独立的地区,“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鄯善、车师诸国”(9) 。周围环绕着高山峻岭,使活动在此区的羌人,形成一种大分散、小聚集的分布状态,一个部落即为一个独立的封闭单位,难以与外界有来往。这种环境利于独自生存,却很难结成较大的部落联盟,乃至组成国家。较后进的部落经济生活也未能提出建立统一政权的要求,地理上的障碍愈加显得不易克服。畜牧业所需要的广阔空间较难获得,高原上气候又极其恶劣,居于山间溪谷的羌人部落,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要进行扩大再生产则是相当艰难的。同时,山居生活在军事上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诸如羌人只长于山谷作战而不习于在平原作战,而且“果于触突,而不能持久”(10) 。这显然都是部落间械斗的作战方式,依靠此向外发展则远远不足。因此,在与汉朝或匈奴的作战中,处处表现出被动性:或者大批遭受残杀,或者逃于更荒僻的山野。地形状况无疑限制了羌人活动的能量,使之无法与广阔草原上的匈奴骑兵相比拟。

其次,羌人居地多为荒僻边远之地,不当孔道,缺乏与外界交往的有利条件。羌人所建的婼羌国,“去阳关千八百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11) 。由于羌人居地多在山间,所以也多为荒僻之地。《后汉书·西羌传》称,月氏王为匈奴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则“诸羌”居于山野无疑。这样的居住环境,使其他民族先进文化难以渗透进去,极大地妨碍了羌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且,每遇中原王朝开拓疆土,羌人往往四处逃窜,遁入更荒远的地区,最后,逐渐离开平川和相对繁荣的农业地区。秦朝统一六国时,即命蒙恬将兵掠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渡”。武帝开河西,“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12) 可见,形成两汉时期羌人山居偏安的原因不外有两个方面,一是羌人较落后的游牧经济,无法与强大的中原王朝及匈奴帝国相抗衡,转徙到丛山荒野之地,既获得了畜牧业所需要的草料资源,又可以躲避被劫掠的灾难;另一方面也因于汉朝和匈奴贵族的威胁和压迫。汉朝“西逐诸羌”如前所述,匈奴冒顿单于也曾“臣服诸羌”。散居的羌人部落,东有汉朝攻击,北有匈奴抄掠,其退却之地,唯有青海高原众多的山谷地带。

以上就是匈奴人其所以能够建立强大帝国,而羌人却未能建立政权的根本原因。

三

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武器装备是导致羌、匈差别的第二个因素。在游牧经济这一点上,羌人与匈奴没有什么差别。《史记·匈奴列传》称,匈奴人“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后汉书·西羌传》也记载了羌人“所居无影,依随水草,……以畜牧为业”的事实。但是,当我们进一步分析羌人畜牧业的构成,就会发现它与匈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首先,匈奴人的牲畜适应蒙古草原辽阔、粗犷的特点,具有强悍性,而且种类繁多。《史记·匈奴列传》称,“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驴骡、 、 、 ”。尤其是马,更为匈奴人所倚重,它不仅是人们骑乘、驮运什物以及迁徙的重要运输工具,而且,是进行战争的主要军事工具。匈奴“人不驰弓,马不解鞍”(13) ,自幼习战斗,士能力弓者,尽为甲骑,骑兵为匈奴军队的核心力量。

与此不同,羌人则以养羊而著称。应劭《风俗通》称:“羌,本西戎卑贼者,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14) 羌人以牧羊为生,以羊为氏族图腾,是人们所熟知的。直到隋唐时期,党项羌的畜牧业仍以养羊为主要内容。羌人所牧养的羊与匈奴的马相比,除了生活用途相同之外,明显地缺少运输、尤其是军事上的功能,马在军事战斗中的威猛以及游牧迁徙中的迅速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羌人也有牧马业,也将马用于军事,比如建武十一年(35年),陇西太守马援率步骑三千,击败先零羌于临洮(今甘肃岷县)即掳获羌人的马、牛、羊万余。元初年间(114—120年),中郎将任尚谈到反叛汉朝的零冒羌时,即称:“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15) 但是,羌人骑兵的数额毕竟较少,而且使用骑兵并不具有普遍性,早期尤其如此,加之又为地形及部落组织所限,远不及匈奴骑兵那样规模宏大、人数众多。

其次,匈奴人已初步具有了较稳定的财产——份地。私有制已经产生,发动战争的目的,已不仅仅是为生存所迫,而且包含着攫取更多财富的欲望。维系其军事组织的,也不是血缘关系或部落使命,而是贵族的利益和他们自身的要求,史称:“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掳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攻战,人人自为趋利……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16) 获得财富的物质刺激,大大鼓舞了匈奴士兵的作战勇气,“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经济的发展及对财富的追求无疑成为发动战争的主要因素之一。而羌人则不同,分散而落后的部落经济并未提出向外扩张的要求,他们的寇掠和反抗,大多为汉朝政府拓土开疆所逼迫或者是由官吏侵扰而引起的,而且往往发生在危及生存条件的时候。于是,就缺乏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或战争准备来迎接这些厄运,多数情况下一逃了之。匈奴是有准备的,积极主动地出击,旨在掠夺中原,而羌人则是消极的、对生存环境的保护。一两次军事失败,可以削弱匈奴的武装力量,却不会动摇其社会经济基础(只是汉朝出征漠北后才有改变);而对于羌人部落,一次大的战争失败等于经济实力的一次崩溃,部众四逃,牲畜被抢夺一空,直接造成生产力的大倒退。两者之间的战争基础和承受战争的能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再次,在生产工具以及武器装备方面,羌人又远远落后于匈奴。据考古发掘,匈奴人早在公元前3—2世纪已经广泛使用铁器,计有刀、铁剑、铁犁、铁马衔等铁制工具。(17) 两汉时期,匈奴人的生产工具当会有长足的发展。《史记·匈奴列传》称,“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他们已能适应各种场合的战斗。相形之下,羌人的工具则十分简陋。东汉右将军冯奉世即声称,羌人武器钝缺,破之容易。(18) 羌人是部落组织,其内部很难进行细致地分工,也无法形成较发达的冶铁业,其工具不及匈奴是可以推知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从安帝永初元年(107年)羌民起义所使用武器窥其一斑,史载,汉朝发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羌人征讨西域,羌民惧远屯不还,行至酒泉,多有散叛。官吏覆其庐落,引起羌民反抗,其时,羌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板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盾,或执铜镜以象兵,(19) 确实是一派“揭木为兵,负柴为械”的景象。虽然这还不能反映尚未归附羌人的具体情况,却透露出羌人工具相当简陋的一点信息。

总之,两汉时期的西羌,无论是军事工具或武器装备均不及匈奴的先进,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基础脆弱的缘故。羌人在战斗中经常处于退守或被动挨打状态,他们的生产成果,既不能供养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也不能养活一批强悍的、旨在防卫或向外掠夺的军队,分散的部落经济实体甚至没有提出建立军事联盟的要求。因此,其社会经济基础及生产工具与匈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四

社会组织及文化意识的差别是形成羌、匈不同特征的第三个因素。由于社会生力的发展、掠夺战争规模的扩大,西汉初期的匈奴已具备了产生国家的条件:有了统一的军队、简单的法律及一整套官僚制度。冒顿单于时,“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20) “单于”即为天子,高高在上,成为中央王权的核心代表,而且是为挛提氏一姓所掌握,世袭不断。这种具有国家性质的社会机构,就使匈奴人能够从其整体利益出发,组织游牧生产,尤其是组织军事掠夺和征伐。而羌人则完全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部落分立状态,“所居无常,依随水草……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21) 内部缺少一个凝聚力和向心力。两汉时期,散居在今甘肃、青海等地的即有先零、烧当、钟、勒姐、卑湳、当煎、罕等数十个羌人部落,“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抄暴,盛衰无常”(22) 。因此,羌人部落只是一些互不相属的分散力量,他们的利益也往往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在抄掠或抵抗汉朝政府及匈奴的过程中,就表现出无法克服的散漫性和寇盗性,多以失败告终。

在军事组织方面,匈奴较羌人也有明显的优势。据史籍记载,匈奴人军事与生产相结合具有很大的机动性,平时放牧,战时出征,即所谓“宽则随畜牧因射猎禽兽为业,急则人习攻战以侵伐”。战争是每个社会成员的义务和责任,具有社会性和民族性,而且,因为以单于为首的中央王权和系统的行政和军事管理机构,就使匈奴人可以组织军事训练,培养强悍的新生力量,“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23) ,即是其生活的反映。

羌人则为部落组织所限制,无法组织较大范围的军事活动,只宜在山间而不能在平原作战,加之缺乏统一组织,大多是以部落为单位群起反抗,如元和三年(86年),“迷吾复与弟号吾诸杂种反畔”;永元十三年,(101年),“安定降羌烧何种协诸羌数百人反叛,郡兵击灭之,悉没入弱口为奴婢”。(24) 各为种落部族独立活动。因而分散性是羌人无法形成较大势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战术上,匈奴人灵活机动,有方略。史称,其“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而羌人则不善于保存自己,只以勇敢为事,“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而且不尚谋略,易中汉朝将吏的奸计,往往是大批的部落首领被毒杀。此外,羌人的部落独立作战也不可与匈奴的大兵团骑兵作战相比拟,这正是汉朝在军事上更加畏惧匈奴的原因所在。汉高祖平城被围几于丧师,吕后受冒顿谩词之辱而不能作色,都成为汉朝君臣引以为耻的事情,(25) 而羌人则不曾有过这样的咄咄逼人气势。

羌、匈间的另一个重要不同点,就是匈奴人有自己的国家,在文化意识上是一个较为团结的整体,而羌人则常常发生内讧,并有浓厚的复仇习惯。我们知道,两汉时期的匈奴,已经建立了奴隶国家并形成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而军事联盟时代的民主色彩又复保留不少,“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保持着齐心一致、英勇善战的特点。加之有以地缘为基础的国家的统一指挥,就使这种团结作战的习俗具有牢固而可靠的保障,所以匈奴人内部基本是统一的整体,没有大的分裂和内讧,在早期尤其是这样。而羌人则相反,由于部落分立,互不统属,虽然部落个体内部还有血缘及种族诸因素促成团结,但是,各个部落之间则因牧地、民事之争常常处于利益相悖、仇恨丛生的状态,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正是其写照,这就把有生力量都消耗在内部纷争之上,大大减弱了向外发展的力量。

据史书记载,羌人有浓厚的复仇习惯。汉武帝初开河西,列置四郡以阻隔羌、胡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解仇结盟”,与匈奴联合进攻汉朝令居、安故等地。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年),汉将张纡毒杀羌人酋豪八百余,斩杀迷吾等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种人向塞号哭,与烧何、当煎、当阗等相结,以子女及金银聘纳诸种,解仇交质,将五千人寇陇西塞”(26) 。羌人好复仇的习惯,在隋唐时期的党项羌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史称,其人“尤重复仇,未得所欲者,蓬头垢颜,跣足草食,杀已乃复”(27) 。这不能不是羌人社会的一大弱点。好复仇不仅成为部落间经济、文化交往的巨大障碍,而且大大削弱了羌人自身的力量,加剧了部落间的斗争。比如,永元年间(89—103年)“累姐种附汉,迷唐怨之,击杀其酋豪,由是与诸种为雠,党援益疏”(28) 。羌人各氏族部之间联合的事件,亦不在少数,而且照例要举行一定的结盟仪式,即纳聘金银或交换人质以为信,如前述迷吾与烧何等部结盟即是。但是,这种结盟毕竟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都是暂时性的军事联合,既经不起军事打击,也经不起分化瓦解。更有甚者,转而互相残杀,汉和帝永元五年(193年),“居延都尉贯友代为校尉,友以迷唐难用德怀,终于叛乱,乃遣译使勾离诸种,诱以财货,由是瓦解”。②赵充国与羌人作战,更立赏例,鼓动羌人互相残杀,每“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又以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与之”,结果,羌人降者31300人(29) ,其内部之虚弱如此。好复仇的习俗是因部落分立、利益矛盾引起的,但既成习俗则又转而影响社会的团结统一。

我们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羌人社会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自然环境险恶和贫瘠的因素,而且有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工具简陋以及社会组织落后的因素,好复仇的风俗习惯、文化心理上的狭隘特征都程度不同地起到消极作用。两汉时期的羌人,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都缺乏建立政权的基本条件,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当时各种交往中的地位和影响。匈奴与汉朝的关系基本是军事入侵与反入侵,以及友好和亲两方面,汉朝政府授匈奴单于印绶,位在诸王之上,送宗女和亲,赏赐大批的丝帛粟米,(30) 犹不能解除其威胁,而对于羌人,则往往派兵驱逐或者抄掠,很少关心他们的生存。东汉时期羌民三次大起义莫不是因汉朝政府侵夺引起的。(31) 对于羌人的反抗,汉朝政府又多采取血腥镇压或设计诱杀其部落首领的手法予以平定,这种反动的民族政策也给羌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应该否定和批判。

原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1) 《国语·周语》。《太平御览》卷七八引《帝王世纪》。《路史》后记四。《史记·六国年表》。

(2)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三《鬼方昆夷猃狁考》。梁启超:《饮冰室全集》“专集”之41及42。

(3) 《后汉书·西羌传》。

(4) 《后汉书·西羌传》。(www.xing528.com)

(5) 《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

(6) 《汉书·匈奴传》。

(7) 《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贞《史记索隐》引《西河旧事》。

(8) 《后汉书·西羌传》李贤注。

(9) 《后汉书·西羌传》。

(10) 《后汉书·西羌传》。

(11) 《汉书·西域传》上。

(12) 《后汉书·西域传》。

(13) 《淮南子·原道训》。

(14) 《太平御览》卷七九四。

(15) 《后汉书·马援传》。《后汉书·顺帝纪》。

(16) 《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

(17) 策·道尔吉苏荣:《北匈奴的坟墓》,转见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375页。

(18) 《汉书·冯奉世传》。

(19) 《后汉书·西羌传》。

(20) 《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

(21) 《后汉书·西羌传》。

(22) 《后汉书·西羌传》。

(23) 《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

(24) 《后汉书·西羌传》。

(25) 《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列传》。

(26) 《后汉书·西羌传》。

(27) 《新唐书·党项传》。

(28) ②《后汉书·西羌传》。

(29)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30) 《史记·匈奴传》。

(31) 《后汉书·西羌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