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安边策略对党项、吐谷浑命运的影响

党项与吐谷浑是活动在青藏高原地区的中国古代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主体居民都是古羌人后裔,只是吐谷浑的当政者为鲜卑慕容部贵族,党项的首领仍为羌人;都曾经在东西方之间的丝绸之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了特殊作用;都与唐朝发生了十分密切的关系,既对唐朝边地构成威胁,又遭到唐朝的军事打击;两者都是在吐蕃崛起后遭到吐蕃的攻击,原居地被吐蕃占领,一部分百姓被吐蕃役属,一部分投奔唐朝,归吐蕃者成为吐蕃军事扩张的前驱,投奔唐朝者在唐设立的安置州聚居,并在吐蕃向唐朝辖区扩张后继续东迁;最后都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融合到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组成部分。但是,党项与吐谷浑在唐朝初年迁徙内地之后则走上了一段不尽相同的发展道路,吐谷浑首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而党项却在今宁夏及其与陕、甘交界地区再度建立西夏政权,与宋、辽、金演绎了一曲中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上壮丽的华章。分析两者诸多相似的经历与不同的命运,发现尽管其自身部落状况有所差异,与吐蕃的关系也同中有异,但是唐朝不同的安置政策却在其中起到颇为重要的作用。

一、 唐朝对吐谷浑和党项用兵以保障西部边地安宁与丝绸之路畅通

吐谷浑政权是公元7世纪初期吐蕃王朝建立之前青藏高原地区影响较大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区域政权,史载:“吐谷浑自晋永嘉之末(313年),始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至龙朔三年(663年)为吐蕃所灭,凡三百五十年。”(1) 吐谷浑以高原游牧业为主,《晋书》称:“属永嘉之乱,始度陇而西,其后子孙据有西零(今青海西宁)已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以肉酪为粮。”(2) 吐谷浑政权强盛时的疆域:东起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南抵今青海南部,西到今新疆若羌、且末,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3) 由于控制当时东西方繁荣的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以及丝绸之路南道,吐谷浑得贸易之利,并对丝绸之路畅通构成重大威胁。吐谷浑还在与中原王朝保持正常互市贸易的同时,不断出兵劫掠隋唐西部边地百姓财物,影响当地安宁,让隋唐王朝颇费心力。而这一时期成为吐谷浑最为得力帮手的则是新近崛起的党项羌,党项等羌部的支持也是吐谷浑政权得以称雄青藏高原北部地区的客观条件。《隋书·附国》记载:“附国南有薄缘夷,风俗亦同。西有女国。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舂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硖,白兰,叱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4) 说明吐谷浑在青藏高原北部地区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党项等众多羌部对吐谷浑的依附情况。《旧唐书·党项》也有类似的记载,称后周灭亡位于今甘肃南部的宕昌和今四川九寨沟南坪镇一带的邓至羌之后,党项开始强盛起来,活动范围“东接临洮(今甘肃岷县)、西平(今青海西宁),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5) 。《新唐书》也称:“其界东至松州(今四川松潘),西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6) 即使如此强大并十分剽悍的党项部,依然受到吐谷浑的役属。史载:“有羌酋拓跋赤辞者,初臣属吐谷浑,甚为浑主伏允所暱,与之结婚。”③拓拔部是党项羌最大部落,与吐谷浑建立姻亲关系,形成巩固的联盟。

吐谷浑和党项的联合,以及对中原政权不断发动武装劫掠,不仅影响唐朝西部边地的安宁,也严重危及东西方贸易的大动脉——丝绸之路的畅通。隋唐时期曾经多次对吐谷浑用兵,其中最大且最具决定性影响的是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和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对吐谷浑的两次用兵。

大业初年(605年),“吐谷浑及党项屡为侵掠,(阴)世师至(张掖)郡,有来寇者,亲自捕击……。”(7) 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派遣许国公宇文述率大军出西平(西宁)抵临羌城击吐谷浑,攻拔曼头、赤水等城,吐谷浑“部落来降者十万余口,六畜三十余万”。吐谷浑王伏允向南逃到阿尼玛卿雪山。(8) 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在裴矩的怂恿下,开始以征讨吐谷浑并向西域各国展现隋朝强盛的西巡。两路大军西进,覆灭了吐谷浑政权,隋炀帝在吐谷浑故地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隋书·吐谷浑》记载:“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两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9) 隋朝似乎一下子解决了吐谷浑的侵扰问题,但是就在隋朝灭亡,唐朝代兴,中原战乱之际,一度臣属突厥的吐谷浑再度复兴,并对唐朝开始新的扰边劫掠活动。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到武德九年(626年),几乎每年都有吐谷浑和党项联合寇扰唐朝的记载,受到寇扰的地区包括松州、洮州、岷州、旭州(治甘肃临潭县附近)、河州(今甘肃临夏)、叠州(今甘肃迭部),等等。(10) 贞观初年依然如故。面对吐谷浑和党项联合侵扰活动,唐太宗采取了区别对待的策略,对党项取怀柔政策,以招抚为主,在分化了这个同盟之后,对吐谷浑采取武装打击策略。

唐朝对党项的招抚也是恩威并施、文武兼用,对党项最强部首领拓跋赤辞即是如此。拓跋赤辞与吐谷浑有结盟和姻亲关系,并且十分讲义气。贞观初年,唐朝对党项的招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众多羌部纷纷归附,但是唯独拓跋赤辞却无动于衷。唐朝的廓州刺史久且洛生派遣使者晓以祸福利害,拓跋赤辞则明白告诉来使:“我被浑主亲戚之恩,腹心相寄,生死不贰,焉知其他?汝可速去,无令污我刀也。”态度极其坚定。久且洛生明白了拓跋赤辞的执迷不悟,于是便采取硬的一手,率领一支轻骑兵袭击拓跋赤辞,在肃远山将其击败,“斩首数百级,虏杂畜六千而还”。这时,唐太宗亲自派岷州都督李道彦去做拓跋赤辞的说服工作,“赤辞从子思头密送诚款,其党拓拔细豆又以所部来降。赤辞见其宗党离,始有归化意。后岷州都督刘师立复遣人招诱,于是与思头并率众内属,拜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自此朝贡不绝。”(11) 《唐会要》记载,贞观五年,“诏遣使开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有羌酋拓拔赤词(辞)者,甚为浑主伏允所昵,与之结婚,屡抗官军。后与从子思头与诸首领归款,列其地为懿、嵯、麟、可等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羁縻存抚之,拜赤词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自是,从河首大碛石山已东,并为中国之境。”(12) 次年,雪山党项也归附唐朝。唐太宗花费那么大心力分离党项与吐谷浑的联盟,目的就是为了解除吐谷浑这个唐朝西部地区的主要安全隐患,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

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对吐谷浑发动了一次大进攻。这一年十二月,唐太宗以“特进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任城郡王道宗为鄯善道行军总管,胶东郡公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行军总管,利州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以伐吐谷浑”(13) 。促使唐朝尽早出兵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面对唐朝对党项部的招抚政策,吐谷浑也采取了一些策反策略,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例如,贞观九年元月在吐谷浑的策动下,一些已经归附唐朝的党项部落又叛归吐谷浑。三月,洮州羌杀刺史孔长秀,附于吐谷浑。(14)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让唐朝感到不仅大举进攻吐谷浑是必要的,而且还是及时的。这次战役,李靖采纳侯君集的建议,分兵两路进发:北路由李靖率领李大亮、薛万均、薛万彻、契苾何力等,由库山(日月山),出曼头山,越过赤水,过青海,经过河源、且末,穷其西境。南路军由库山,历破逻真谷,逾汉哭山,转战星宿川,至于柏海(扎陵湖、鄂陵湖)。(15) 最后,唐朝取得了对吐谷浑用兵的决定性胜利。

贞观九年(635年)五月,唐太宗在出兵打败了吐谷浑之后,颁布《原吐谷浑制》,鉴于伏允的儿子慕容顺能幡然改辙,代父归罪,便宽恕了吐谷浑王的旧恶,考虑到“其建国西部,已历年代,即从废绝,情所未忍,继其宗祀,允归令胤。可封(慕容)顺西平郡王,食邑四千户,仍授趉(xuàn)胡吕乌甘豆可汗,所司量遣使人,备礼册命”(16) 。十二月,吐谷浑出现内乱,唐太宗再派侯君集率军平息,册封慕容诺曷钵为河源郡王、吐谷浑可汗,唐朝与吐谷浑关系进入一个密切友好的新时期。从长安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无阻。

在这里需要提及的一件事是,贞观九年唐朝对吐谷浑的用兵中出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即由胶东郡公道彦担任赤水道行军总管的一支,对已经归附唐朝并担任西戎州都督的党项拓拔部首领拓拔赤辞属部所做的背信弃义的事情。根据史料记载,当“时朝廷复厚币遗党项,令为乡导,党项首领拓拔赤辞来诣靖军,谓诸将曰:往者,隋人来击吐谷浑,我党项每资军用,而隋人无信,必见侵掠。今将军若无他心者,我当资给粮运,如或我欺,当即固险以塞军路”(17) 。为了表示诚信,唐将还与拓拔赤辞饮血盟誓。但是,不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道彦抵达阔水(今四川松潘西),看到党项没有任何防备,便纵兵袭击,虏获数千头牛羊,引起党项羌部的激烈反抗,拓拔赤辞屯兵野狐峡(今甘肃省迭部县达拉),道彦不能进,唐军为拓拔赤辞打败,数万人死亡,遂退守松州。道彦受到严厉处罚,“坐减死徙边”②,其他将领同样受到惩罚。不幸的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朝大臣惠琮在处理与吐蕃的关系中犯了类似的错误。(18) 由此可见即使在初唐的贞观年间,还是盛唐的开元年间,在处理边疆和民族地区事宜中仍存在着一种急功近利、见利忘义的短视行为问题。

二、 唐朝对党项和吐谷浑采取不同的安置政策

唐朝对青藏高原地区强部吐谷浑和党项,特别是前者的长期持续用兵,客观上对吐蕃的发展和崛起产生了助推的作用,否则吐蕃的崛起和向外发展首先要面对的应该是更加强大的党项和立国三百余年、依然十分强大的吐谷浑。但是,经过隋唐两朝长达20多年的激烈征讨,特别是两次大规模的战争,长期称雄青藏高原的吐谷浑和新近崛起的党项,均遭受巨大的挫折。恰恰这时,吐蕃王朝建立了并且把兵锋指向了活动在青藏高原北部和东北部的党项和吐谷浑等,由此改变了青藏高原地区的政治局势,也改变了党项和吐谷浑的发展轨迹和历史命运。

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松赞干布在征服邻国羊同(象雄)和诸羌之后,派遣使者与唐朝通款并请婚,唐朝开始并没有答应吐蕃的请求。吐蕃使者回去告诉赞普是吐谷浑使者从中作梗破坏了这门已经答应的婚事。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两种情形均有可能,唐朝对吐蕃的立场目标的了解尚不彻底,无法轻易答应婚事,而考虑到当时吐蕃与吐谷浑复杂的关系而拒绝请婚,同样在情理之中。贞观九年吐谷浑和唐朝关系重归于好,对吐蕃充满戒心,告知唐朝吐蕃扩张的意图也可能会破坏了吐蕃的这次请婚。不管原因如何,松赞干布试图通过已经崛起的势力展示肌肉,他与羊同联合起来,发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难以抵抗,逃亡青海湖地区,“其国人畜并为吐蕃所掠。于是,进兵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率其众二十余万,顿于松州西境”(19) ,给唐朝施加压力。松州之战,吐蕃先胜后负,唐朝也答应了松赞干布的再度请婚,双方关系进入姻亲时代。但是青藏高原地区的形势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吐谷浑和党项的命运则也出现根本性的逆转。

第一,吐谷浑和党项故地陷入吐蕃统治之下,部分吐谷浑和党项人成为吐蕃的士兵和属民,为吐蕃的军事扩张交粮纳税、前驱出征,同时开起了漫长的融入吐蕃的历史进程。在吐蕃崛起之后,一直对吐谷浑的经营颇用心思,吐蕃大论东赞宇宋(禄东赞)从公元659年到666年几乎一直驻在吐谷浑,666年因病返回吐蕃,次年去世。全面指挥了吞并吐谷浑的规划和军事行动。(20) 但是,唐朝似乎并没有明白吐蕃决意要灭亡吐谷浑的真实意图,一直把吐蕃对吐谷浑的经营当做是两个属部之间的纠纷来处理,《旧唐书》记载,吐蕃“后与吐谷浑不和,龙朔、麟德中递相表奏,各论曲直,国家依违,未为与夺。吐蕃怨怒,遂率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大败,河源王诺曷钵及弘化公主走投凉州,遣使告急”。唐朝此时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便在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四月,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右卫将军郭待封为副,率众十余万以讨之。军至大非川,为吐蕃大将论钦陵所败,薛仁贵等并坐除名。“吐谷浑全国尽没,唯慕容诺曷钵及其亲信数千帐来内属,仍徙于灵州。自是吐蕃连岁寇边,当、悉等州诸羌尽降之。”(21) 吐谷浑在公元663年被吐蕃吞并后,又在670年彻底失去了借助唐朝复国的梦想,吐谷浑的故土和相当一部分百姓成为吐蕃的一部分,并开始了吐蕃化过程。(22) 党项的情况极其类似。史书记载,“其后吐蕃强盛,拓拔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始移其部落于庆州,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其故地陷于吐蕃,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之弥药。又有雪山党项,姓破丑氏,居于雪山之下,及白狗、舂桑、白兰等诸羌,自龙朔已后,并为吐蕃所破而臣属焉。”(23) 留居青藏高原故地的吐谷浑和党项人,大多被吐蕃作为前驱,参与了吐蕃对唐朝及周邻地区的扩张活动,也逐渐融合到吐蕃之中。正是在占领吐谷浑、党项等诸羌之地以后,吐蕃“东与凉、松、茂、嶲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以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24) 。

第二,相当一部分吐谷浑和党项人投奔唐朝,唐朝设立州县安置内迁百姓,并在吐蕃大规模东进时再度内迁吐谷浑和党项百姓。本来在吐谷浑内部就存在亲吐蕃和亲唐的两股势力,史载:贞观“十五年,诺曷钵所部丞相宣王专权,阴谋作难,将征兵,诈言祭山神,因欲袭击(弘化)公主,劫诺曷钵奔于吐蕃,期有日矣。诺曷钵知而大惧,率轻骑走鄯州城,其威信王以兵迎之,鄯州刺史杜凤举与威信王合军击丞相宣王,破之,杀其兄弟三人,遣使言状。太宗命民部尚书唐俭持节抚慰之”(25) 。吐蕃占领吐谷浑、党项故地后,唐朝设立州县安置吐谷浑和党项部落。“诺曷钵以亲信数千帐来内属,诏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置大使,始徙其部众于灵州之地,置安乐州,欲其安而乐也。”但是,不久安乐州也被吐蕃攻陷,吐谷浑部众继续东迁,“散在朔方、河东之地”(26) 。内属的党项部同样由唐朝设立州县安置,“其在西北边者,天授三年(692年)内附,凡二十万口,分其地置朝、吴、浮、归等十州,仍散居灵、夏等界内”(27) 。他们在与内地发生更紧密联系的同时,也走上了不尽相同的道路。

第三,唐蕃之间展开争夺吐谷浑、党项等各部的努力,而一小部分吐谷浑和党项部落在唐蕃之间呈现时叛时附的情况。从史料记载来看,不仅归附吐蕃的吐谷浑、党项,极少部分散居的吐谷浑党项在“安史之乱”后参与了对唐朝掠夺,甚至归附当朝的吐谷浑、党项部也趁乱到内地掠夺财富以自肥。如,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以吐谷浑、党项羌之众二十余万,自龙光度而东。郭子仪退军,皇帝车驾逃往陕州,京师失守。大历十一年(776年)正月,唐剑南节度使崔宁大破吐蕃故洪等四节度兼突厥、吐浑、氐、蛮、羌、党项等二十余万众,斩首万余级……当然,迁居内地的党项人也成为吐蕃联军的攻击和掠夺目标。贞元十七年(801年)七月,吐蕃寇盐州,又陷麟州,杀刺史郭锋,毁城隍,大掠百姓,驱党项部落而去。(28)

第四,唐朝对吐谷浑和党项所采取的不同的安置策略,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后果。《新唐书》为唐朝如何处理安置吐谷浑和党项部落问题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资料,该书在记载党项历史时提到,上元二年(675年),仆固怀恩发动叛乱,引诱党项、浑、奴剌众数万入寇,掠凤翔、周至等县。唐将“(郭)子仪以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庆等州,其地与吐蕃滨近,易相胁,即表徙静边州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宁朔州吐谷浑住夏西,以离沮之。召静边州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拔朝光等五刺史入朝,厚赐赍,使还绥其部。先是,庆州有破丑氏族三、 野利氏族五、 把利氏族一,与吐蕃姻援,赞普悉王之,因是扰边凡十年。子仪表工部尚书路嗣恭为朔方留后,将作少监梁进用为押党项部落使,置行庆州。且言:党项阴结吐蕃为变,可遣使者招慰,芟其反谋,因令进用为庆州刺史,严逻以绝吐蕃往来道。代宗然之。又表置静边、芳池、相兴王州都督、长史,永平、旭定、清宁、宁保、忠顺、静塞、万吉等七州都督府。于是破丑、野利、把利三部及思乐州刺史拓拔乞梅等皆入朝,宜定州刺史折磨部落、芳池州野利部并徙绥、延州。”(29) 概括起来讲,郭子仪采取了将散处的党项部落集中迁徙到银州以北、夏州以东地区,以防止党项因为与吐蕃居地相近而相互联合;此前吐蕃曾经给党项各部首领封给王号,并相互联姻,给唐朝西部地区制造了诸多压力;在迁徙党项各部居地的同时,唐朝封授各部首领为刺史、都督,厚赐以固其归心;设立官员专门防备党项和吐蕃勾连。总体而言,就是将党项迁徙到银、夏等州集中安置,从而保证了党项部落的完整和统一。

同样是对内迁的吐谷浑,唐朝的大臣却并没有采用安置党项部落的办法。史料记载:吐谷浑王诺曷钵以吐蕃盛,势不抗,而鄯州地狭,又徙灵州,朝廷为置安乐州,任命诺曷钵为刺史。诺曷钵死,儿子忠立。忠死,子宣超立,圣历三年(700年),拜左豹韬员外大将军,袭故可汗号,余部至凉、甘、肃、瓜、沙等州降。面对这部分吐谷浑的人安置问题,唐朝官员出现分歧,“宰相张锡与右武卫大将军唐休璟议徙其人于秦、陇、丰、灵间,令不得畔去”。而凉州都督郭元振以为:“吐谷浑近秦、陇,则与监牧杂处;置丰、灵,又迩默啜;假在诸华,亦不遽移其性也。前日王孝杰自河源军徙耽尔乙句贵置灵州,既其叛,乃入牧坊掠群马,瘢夷州县,是则迁中土无益之成验。往素和贵叛去,于我无损,但失吐谷浑数十部,岂与句贵比邪?今降虏非强服,皆突矢刃,弃吐蕃而来,宜当循其情,为之制也。当甘、肃、瓜、沙降者,即其所置之。因所投而居,情易安,磔数州则势自分。顺其情,分其势,不扰于人,可谓善夺戎心者也。岁遣镇遏使者与宣超兄弟抚护之,无令相侵夺,生业固矣。有如叛去,无损中国。”武则天采纳了后者的意见。显然,前一种意见与安置党项部落的方式基本相同,而后者则使吐谷浑面临缺乏保护的状态,结果吐蕃又攻占安乐州,而吐谷浑残部被迫迁徙到朔方、河东,四散居住。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唐朝“以朔方节度副使、左金吾卫大将军慕容复为长乐都督、青海国王,袭可汗号。复死,停袭。吐谷浑自晋永嘉时有国,至龙朔三年吐蕃取其地,凡三百五十年,及此封嗣绝矣”(30) 。两种安置策略,导致吐谷浑和党项两种不同结局命运。

三、 党项的再度崛起与吐谷浑的没落的原因

在青藏高原居住并相继建立政权的党项、吐谷浑有着诸多相似的地方,以及几乎同样的历史际遇和命运,但是却在唐朝之后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历经300余年在青藏高原建立强大政权的吐谷浑走上了瓦解并逐渐消亡的道路,而党项则在唐朝中后期的动荡中逐渐勃兴和发展壮大,建立西夏王朝并在宋代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和文化影响。这种迥然相异的结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吐谷浑由于过于强大而遭到隋唐两朝两次巨大的打击,受到重创;吐谷浑政权有300多年的历史,贵族势力较为强大,而党项则是一个新崛起的势力,有锐气与活力;党项虽然分为多个部落,但是内部整体团结,而吐谷浑似乎一直存在上层之间的分裂和内讧,有时还十分激烈和残酷;通过本文的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唐朝对吐谷浑和党项不同的安置政策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原本唐朝宰相张锡与右武卫大将军唐休璟曾经提出了与安置党项大致相同的方案,但是,未被武则天采纳,而被采纳的方案则相对消极,一方面是为了给吐谷浑以来去自由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没有完全解除吐谷浑所面临的外来的安全风险,终于在吐蕃的再度扩张之后经受巨大冲击,失去了牢固的根基,被迫迁往朔方、河东的吐谷浑更加分散,已经走上了难以逆转的没落之路。与之相反,集中被安置在银、夏等州的党项,则保持了部落的团结和统一,在唐末的平息叛乱中屡立战功,并东山再起,建立了新的王朝,续写了一页光辉的历史篇章。

原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1) 《旧唐书》卷一九八,列传第一四八《西戎·吐谷浑》。

(2) 《晋书》列传第六七《四夷·西戎·吐谷浑》。

(3) 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前言。

(4) 《隋书》卷八三《西域·附国》。

(5) 《隋书》卷八三《西域·党项》。

(6) ③《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党项羌》。(www.xing528.com)

(7) 《隋书》卷三九《阴寿附子世师》。

(8) 《隋书》卷六一《宇文述》;卷八三《西域·吐谷浑》。

(9) 《隋书》卷八三《西域·吐谷浑》。

(10) 《新唐书》卷一《高祖纪》等。

(11)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党项羌》。

(12) 《唐会要》卷九八《党项羌》。

(13) 《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四》。

(14) 《新唐书》卷二《太宗纪》。

(15) 参见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0—92页。

(16) 《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九“原吐谷浑制”。

(17) ②《旧唐书》卷六〇列传第十《宗室(太祖诸子 代祖诸子)》。

(18)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上。

(19)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

(20) 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9—40页。

(21)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

(22) 周伟州、杨铭:《关于敦煌藏文写本“阿柴纪年”残卷的研究》,《中亚学刊》第3辑,中华书局,1990年11月。

(23)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党项羌》。

(24) 《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

(25)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吐谷浑》。

(26)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吐谷浑》。

(27)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党项羌》。关于唐朝对内徙党项安置情况,以及所采取的措施,周伟洲先生《唐代党项》有细致考证与精到的分析,见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27—76页。

(28) 《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

(29)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党项》。

(30)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吐谷浑》。